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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许许多多尝试探讨体系的学者中，魏复古是仅有一位熟知中文并能阅读历史原文的人，因此他的观点颇受广大读者的敬重。但是到了1931年，他的理论就因太过独特而不为莫斯科接受了。魏复古讨论中国经济的长篇著作，被禁止翻译成俄文，魏复古本人也未受邀去参加一系列在苏联举行的讨论亚细亚生产模式的会议，而众所周知，他正是此议题的权威。依然忠于马克思教条的魏复古，此时对于斯大林的政策深感不耐，因为斯大林指示东德共产党，倾全力颠覆社会民主党，而非势力渐隆的纳粹政党。到了1933年，他撰文攻击希特勒的行为早已为纳粹熟知，待3月希特勒掌权之后，魏复古就遭到逮捕，直至当年年底都在德国恐怖的集中营里度过。后来在来自国内外学者的齐心施压下，他才获得释放。他随后到过英国，也到过美国，希望重新找到一块地方，继续他的学术研究。不过他还是决定去中国，并于1935年夏天到达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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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当地早期有一位朋友，就是赛珍珠的前夫卜凯（John Lossing Buck），他将针对中国农村所做的大量田野调查结果，与魏复古分享。当年稍晚，魏复古曾与埃德加·斯诺展开详谈，但是他婉拒了提议，未随斯诺往访位于延安的中共根据地。[13]魏复古在中国期间进行了许多研究计划，并尝试向忠诚的左派证明斯大林肃清异己的严重性及恐怖性。他于1937年7月离开中国，正是日本发动全面入侵之后不久，他回到了美国，从此就以当地为家。在得到消息指出，希特勒和斯大林已结为同盟后，他终于在1939年断绝了与共产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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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众多尝试为中国建立体系的理论家中，魏复古不仅是唯一懂得中文的一位，更是唯一在这个国家内住过，并拥有第一手研究资料的人。结合了这么多重的经验，终于整理出的著作《东方专制主义》，总算在1957年出版了。魏复古给那本书下的副标题为“极权的比较研究”（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忠实反映出了在众多研究体系的大师级前辈中，当牵涉到中国时他认为最能与他思想相通的，既不是黑格尔，也不是马克思，而是孟德斯鸠。因为孟德斯鸠第一位指出，在一个只允许一个人有自由的世界里，中国皇帝就是那个唯一。孟德斯鸠指出的其他事项包括：体罚的滥用、私人财产皆为皇帝的家业、风俗、习惯、法律之间的混淆、缺乏独立的宗教及司法机构。此外，他认为，中国的专制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君主制度，因为它是以恐惧而非荣誉作为领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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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明显受到了孟德斯鸠的影响，塑造魏复古最终理论的，恐怕还是他自己在知识上及政治上的不凡经验了：1939年希特勒和斯大林的联盟，证实了他对两种制度向来抱持的疑惧，二次世界大战更丝毫没有改变他的看法。到了50年代初期“麦卡锡时期”（McCarthy period），魏复古变成了美国左派及自由派的强力批评者，并因此遭到许多学院派人士及昔日政治盟友唾弃。而此时，他长期以来研究的中国，已经和现代极权主义的作品——无论是有关斯大林还是纳粹——以及民主政治的不稳定性，共同在他心中融合为一了。在晚年一出有趣的戏剧独白中，魏复古曾提到，“托克维尔（Tocqueville）诡秘看待孟德斯鸠所持东方专制政治不变的概念”。[14]这里提到的“诡秘”，是很有趣的字眼，显示魏复古对许多中产阶级自由派批评家的轻视。魏复古解释说，托克维尔完全没有提到，孟德斯鸠以社会政治的精准角度说明了“绵延不断的东方专制制度”存在的理由。就是这种绵延不断性，才是极权政体真正可怕的地方，这也是专制政治与短期“暴政”最主要的相异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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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专制主义》第一页，魏复古表示，孟德斯鸠最关切的，就是这种严苛政体“对个人的折磨”。接下来的许多思想家，也仔细研究了这类国家的管理能力，以及由庞大水利工程造成的复杂水力；这种水利工程旨在维持沟通管道畅通，以及维持灌溉系统。这种国家必会发展出庞大的官僚系统，以处理水力问题，同时也会是国土领域内最大的地主。在耗时三十年，研究过几千年来许多不同社会的类似现象后，魏复古写道，他发现这些是“完全权力”下的系统，或是他现在所改称的“水力”（hydraulic）社会，而非“东方”（oriental）社会。在这些社会中，一些社会的完全权力不仅没有消退，反而像“带着病毒的恶疾快速传播”。[16]魏复古指出，这句话“强调人类行为，而非地理环境”，而且使得水力社会更容易和其他地区的封建社会及工业社会互相比较，对于水力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官僚地主”，以及“官僚资本主义”，也能更轻易地加以解释。[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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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魏复古来说，公元前221年的秦始皇，是形成水力社会的关键人物。在公元前三世纪，秦始皇将许多零星散落的城墙连接起来，“形成了人工建造、最长的防御设备。正是这个举动，以及接下来的重建工程，说明了日后无论是在水力经济上，或是其他由政府主导、需要大量人力完成的工程上，才能有极高的效率”。同时秦始皇也是主导完成其他庞大计划的人，像是阿房宫，像是地下陵寝，都动用了超过七十万的人力。[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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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复古的饱学，在《东方专制主义》中表露无遗。这本书同时也是比较性的研究，除了中国，还谈到了印加、玛雅、印度、巴比伦、拜占庭、埃及、俄国。但是在书中许多关键地方，特别是名为“完全恐怖——完全臣服——完全孤独”激情的第五章，魏复古由毕生研究及经验所得到的中国印象，似乎成了其中的主题。读者们随着魏复古在历史与现代的对比中来去，他谈到了斯大林与纳粹的滥权，更谈到了朝鲜战争后中国的“反右运动”以及方兴未艾的“大跃进”。对于水力专制，魏复古有着以下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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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权力的人就像老虎一样，必须有实际的利器，以摧毁受害对象。以农治国的暴君，的确拥有如此的工具。无论是军队、警察还是情治机构，都在他的全权控制之下，他并能随意指挥狱卒、行刑人、刽子手，更能使用所有器具，以逮捕、拘禁并摧毁嫌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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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还能利用人性心理弱点，运用这些工具。无论在哪里，拥有政府公权力或大量财势的人，都喜欢让自己的行为蒙上神秘色彩；更何况依其政权本质，专制政府行事本来就是令人费解的。由于整个组织只对自己负责，组织内部的人即使处理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要用偷偷摸摸的方式；当他们想要制造恐怖或是意外时，他们会将神秘提升为一种艺术。不可预测是绝对恐怖的必要武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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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复古认为，中国人的“刑求”和“刑事威吓”，是中国社会的独有现象，他并指出，即使孔夫子也相信“顺民才是良民”，而且儒家教育“要求对父母及师长绝对服从，正好为服从君主奠定良好基础”。当一个人在权威面前匍匐在地时——比如叩头——正是此一信念的合理延伸。在一个受到“完全恐怖威胁”的社会里，人们会培养出一种智慧，亦即“若想生存，就不要冒犯控制不了的怪兽”。[20]因此类似叩头的行为，正是在此社会生存的必要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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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完全孤寂”，是由皇帝带头开始的。他先怀疑所有的人，影响所及，每一个人都会怀疑自己四周的人，甚至自己的家人与邻居。魏复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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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希腊，许多自由人是寂寞的；即使在今日的民主社会，也有许多孤独的人。但是这些自由个体的寂寞：主要是源于自己受到了忽视，而不是因为有一个政权在威胁他们，随时都可以将他们的人性尊严剥夺一空。一个受到忽视的人，仍然可以和少数亲戚、朋友，维持某种程度上的来往，也可以借着扩张社交圈，或是建立新的归属管道，克服自己的疏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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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绝对权力下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由于对生活毫无反击能力，他只能够逃避，以自我保护。为了避免最坏状况，他一定要随时准备好面对一切。[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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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复古并以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作例子，说明“完全的孤寂”。司马迁因为替一位吃了败仗的将军辩护，触怒了汉武帝。由于没有一个朋友胆敢为他说话，他无法将惩处易科罚金，于是受了阉割之刑。套句魏复古冷冰冰的评语：“就像动物一样，给带进暗室里阉了。”魏复古接着生动地说道：“以一个开放社会的标准来说，这位中国历史学家忍受了严刑之苦。以他自己的世界来说，他不能说是不算幸运的。虽然遭受了极刑，他还是保住了性命，而且由于政治地位尽失，才能继续撰写他的历史。”魏复古认为，现代“完全管控的国家”又给这种“审判”加了点花边，亦即强迫公开认罪。在旧式的水力专制里，只要有意，他们可以让任何人屈打成招，承认罪状，但是他们“未见在民间社区里，让冲突公开化之理由”。他们不觉得有必要，“让已经疏离的极权政治下的‘人民’法庭更进一步的孤立”。[22]这种重大转变或许可以解释为：旧社会里的农业专制，虽有绝对的政治权力，对社会面与知识面的控制却非常有限。在工业专制政治里，“充分发展而且具有完全控制力的社会机制”，不仅有完全的政治权力，“也完全控制了社会面及知识面”。[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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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专制主义》完结篇中，魏复古细腻地分析了中国共产社会，他向读者们表示，中国人自苏联学到了经验，绝不会以恢复传统的农业专制政治自满。毛泽东的退居乡村，绝对只是权宜之计；他心知肚明，由国家引导的快速工业化，才是迈向他心目中强大“完全管控的社会”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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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念与中共的长程目标息息相关。毛泽东若将窝居于乡间视为长久目标而非权宜之计，那绝不能仅仅以偏离正宗的共产党人看待他。他会像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因为自己过去在森林中只有一根棍棒作武器，就永远喜欢棍棒而不喜欢使用步枪。但是毛泽东不是这样的人。他和跟随者从未将自己定位为农民党的领导人；这种党虽然动机强烈，却会囿于农村利益，作为有限。当中共迫于内战形式，必须退避至乡间发展时，他们一直抱着希望，要重回城市。等他们终于占据城市了，他们的作为完全是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党人的翻版。他们恢复所有的工业设备，并更进一步地强化发展，他们还迫不及待地控制现代工业以及机械化的信息系统。因此，他们对于重振亚洲传统的兴趣，就和苏联想要恢复官僚系统一样，是微乎其微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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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称毛泽东“不是这样的人”的同时，魏复古已经在这种新的水力专制政治中，将毛泽东定位为绵延不绝潮流（绝非只是一成不变）中的最新例证。对美国权力核心来说，魏复古这种视中国领导人为富心机、穷心计的看法，一点也不显得唐突。对于此一情势最能了然于心的，当属1971年底1972年初的尼克松及其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了。当时他们正秘密计划访问中国，以结束双方二十年来几近完全隔离的状态；双方这种关系，已对经济及政治每一层面构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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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离国前，曾安排马尔罗到椭圆形办公室与他会面，并共进晚餐。他显然想借马尔罗过去在中国的经验为自己暖身，并以他充满玄机的谈话为未来的几日铺路。马尔罗在最近一次访问北京时，曾获准采访毛泽东，因此他对毛泽东仍有鲜活的印象。“你会跟一个巨人打交道”，马尔罗告诉尼克松，“但是个年迈的巨人”，而已深为后继无人苦恼。[25]马尔罗发现，“不能向毛泽东发问”，只能接受毛泽东的论调，无论内容多么独断。一会儿之后，马尔罗又提出了一些看法，让尼克松了解在毛泽东面前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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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先生，你要见的这个人一生波澜壮阔，而且他相信，自己正在演出此生的最后一幕戏。你会以为他在跟你说话，事实上他在敬告死神……这一趟走得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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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毛泽东之后将如何？马尔罗答道，“正如毛泽东所说，他后继无人。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在他看来，诸如丘吉尔、甘地、戴高乐等伟大领袖，都是由时势造成的，而此时势却再也不会出现了。从这个观点来说，他自觉后继无人。有一次我问他，他是否自诩为自十六世纪以来，中国最后一批英明皇帝的继承人。毛泽东说道：‘我当然是他们的继承人了。’总统先生，你以理性处事，毛却不然。他充满了幻想，层层为其束缚。”[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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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早已深深投入这趟意义不凡的行程，他和基辛格并为这次计划命名为“马可波罗二号”。他自马尔罗的恭维中，肯定了自己的重要性，他日后回忆道：“我们正要展开一趟哲学发现之旅，其不确定性，甚至危险性，都仿若早期的那趟地理发现之旅。”根据尼克松回忆录，毛泽东确如马尔罗所说，像个“巨人”。尼克松写道，在这次1972年2月的会面中，毛泽东不仅表现出了“独树一帜的自嘲”，而且“心思快得像闪电”，使得这位年迈的主席在机警的应答中，“分毫无差”。不只如此，毛泽东还“活力充沛，留意到了谈话中的每一个细节”。因此当尼克松引用了毛泽东著名的一句诗时，毛泽东立刻天外飞来一句，压住尼克松的话，他附道，“一般说来，大家比较喜欢我说一些放大炮的话……比如，像‘全世界应该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修正主义，打倒反动主义，建立社会主义’。”[27]总统在结束第一次至毛泽东住处的访问前，为他自己和主人做了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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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先生，”我说，“我们都知道你的一生。你来自一个赤贫家庭，却登上了全世界人口最多、最伟大国家的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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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身世则较鲜为人知。我也来自一个赤贫家庭，也登上了一个伟大国家的顶端。历史促成了我们的会面。关键是，无论我们的思想差异多大，我们都脚踏实地，来自群众。我们有没有可能做出突破，在未来不止造福中国与美国，更造福整个世界。那正是我们在这里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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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送我们到门口。他拖着足跟慢慢地走，并表示自己近来身体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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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你看起来气色很好。”我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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