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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举此为例，其余如孟德斯鸠等，尚有许多人，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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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国——反宗教思想虽盛于法国，然其理论之完成必属于德国。所以有人说“法国革命判决了帝王贵族的死刑，而德国哲学却判决了上帝的死刑”。又说“思想界的伟大破坏者康德，在恐怖主义上是远离开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所不及的”。此其成就，可谓一种精神界之革命，此种精神革命表见于哲学文学各方面，而直接间接莫不受中国之影响。兹举其尤著者来勃尼兹与吴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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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勃尼兹（G.W.Leibniz）为德国启蒙哲学元祖，早在青年时受中国哲学影响，至中年更与耶稣会士之履中土者多人为亲密之往还，益助其对中国之研究。在宗教问题上，他有进于高明的神学思想，因此他比耶稣会更进一步而认宋儒所言之“理”即神（耶稣会仅承认先儒所言之“天”即神，而不承认后儒所言之“理”）。对于教士反对中国礼仪批评中国思想者，他替中国辩护不遗余力。他完全崇拜中国文化，尤其在人生实践方面，以为欧洲人是必须自认其不及的。下列几句话，略可看出他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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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人类最大祸害即从人类而来，复归于人类本身。人人相对如狼的谚语，尚不足以形容。由于我们的无限愚昧，加以不幸的自然遭遇，还不够；我们又对于自身不断地创造苦难。要是理性对于这种祸害，还有救药的话，那末中国民族将首先是其良好规范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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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禄特尔尝以欧人之往中国传教为妄举，而来氏则极力主张中西文化之交流，并寄其希望于俄国，谓其介于中国与欧洲之间也。来氏学问渊博无所不通，尤长于数学、物理、逻辑；因于中国易卦及邵康节之学，发生浓厚兴趣，以为彼此暗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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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尔夫（Wolff）之学上承来勃尼兹，下再传于康德。中国思想遍布于德国大学知识界，乃至广播于欧洲，得力于吴氏至大。初讲学于哈尔大学，以提倡理性哲学，曾受虔诚于宗教之同事们的排挤；卒以一次讲演《中国实践哲学》有赞扬儒教菲薄基督教之嫌，为政府严令逐出大学及普鲁士国境。此一绝大学潮，更为吴氏引致同情而得发舒之机会，旋即被聘于马堡大学。及普鲁士王腓特烈大帝即位，素来倾服吴氏，特聘其回哈尔大学，并任宫廷顾问。其所著《中国实践哲学》，分别儒教基督教原理不同；然谓理性与信仰应相调和，儒教与基督教正是相反相成。由于他提出理性而高扬之，卒产生德国观念论的哲学；观念论实即理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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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所受中国影响，更有其见于政治方面者，即开明专制主义之政治改良。说者谓十八世纪的欧洲，或则为君主政治的腐败，如法国其代表；或则为贵族政治的弊害，如德国其代表。此时均非有一种变动，以为救济不可。中国思想及其开明专制的政治，适于此时传到欧洲，予以新刺激。然在德国因为来勃尼兹吴尔夫等以影响腓特烈大帝（他算是儒家间接信徒），运用政治手腕消除贵族弊害，遂得完成政治改良。在法国却因受病太深，和民族性的不同，卒不得不走向流血革命一途。前者所认识的中国文化较为现实，用以行建设；后者所认识的中国文化较为理想，用以行破坏。两种结果不同，而未尝非出自一种因素云。[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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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以上所陈，均取材于最近朱谦之先生所发表《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一巨著。原著搜集丰富，非一日之功，而似取材日本学者后藤末雄、五来欣造之著书为多。当初欧人之感受中国影响，既多由辗转传说及翻译；而我们现在理会其所受影响，又根据其人著述或史家所传或异邦研究，重复翻译过来，一往一返，展转失真之处，自必不少。但除他们感受时不免将中国理想化一点外，其精神气脉交感相通之所在，依然可睹。藉着此历史旁证，使我们觉得中国精神在哪里，益加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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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十一 文化史上一种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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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是世界一切古文化民族中，唯一生长于温带而非生长于热带的民族。中国文化不起于肥饶的扬子江流域或珠江流域，而起于比较贫瘠的黄河平原。原始的中国人，无论是由西方侵入或由土著部落开化而来，总之有史之初他们所处自然环境，是比较清苦的。这里没有像尼罗河流域那样定期泛滥，亦没有像恒河平原那样丰富的产物。黄河在古代大约已经不断地给予两岸居民，以洪水的灾害。西北方的山脉高度，挡不住沙漠吹来的冷风。人类在洪水期间就只好躲到山西西南部的高原里去，和毒蛇猛兽争山林之利。黄河既然不好行船，因此交通比较困难，智识变换的机会较少。人们需要终日胼手胝足，才能维持他们的生活，因此没有余暇以骋身外之思。像埃及和印度那样宏大的宗教组织和哲理，以及由宗教所发生想像丰富的神话文学，不能产生于中国。中国原始的宗教，大抵是于人事有关的神祇崇拜及巫术之类。这样，使中国老早就养成一种重实际而轻幻想的民族。中国民族老早已经接受了现代世界“人”的观念。中国民族是第一个生在地上的民族；古代中国人的思想眼光，从未超过现实的地上生活，而梦想什么未来的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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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虞夏商的史实，未易详考。但有一件事是我们知道的，就是当时并没有与政权并峙的教权。如埃及式的僧侣，犹太式的祭司，印度式的婆罗门，在中国史上还未发现有与之相等的宗教权力阶级。中国古代的君主都是君而兼师的，他以政治领袖而兼理教务，其心思当然偏重在人事。中国宗教始终不能发展到唯一绝对的大神观念，当然亦是教权不能凌驾政权之上的原因。在宗教上的统一天国尚未成熟之前，政治上的统一帝国已经先建设起来；因此宗教的统治便永远不能再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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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民族或许是古代唯一最先崇拜大神的人。上帝的观念，自淮水流域的商人带来，加入中国文化系统。然而商民族与其先进的夏民族的关系，正和亚述人与古巴比伦人的关系相似，武力征服之后，文化上建设能力却不充分，免不得沿袭被征服民族文化遗产。因此上帝观念的输入，不过使旧有宗教之上增加一个较大的神，而未能消灭或统治了原有的多神。并且受了原始中国人实际思想的同化，所谓上帝已与天地之“天”的观念合而为一。因为中国文化的特质是近于唯物的，其所崇奉的每一神只就代表一件有利于民生的实物（如天地山川等），上帝于是乃成了自然界一个最大物质的代表。后来墨子——他是宗教的商民族之遗裔——想替中国增设一个以上帝崇拜为中心的宗教，终归没有成功，似乎那时间已经太晚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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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十二 结束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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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旨在点出中国文化的根本在理性；而理性则与宗教有相违反之势。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就以此为他们的分水岭，以后一切不同无非从这里衍下来的。——这是必须记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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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思想是否果如欧洲人（如欧洲宗教家所指示，反宗教者所接受）所谓唯物论无神论呢？我不愿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中国精神与宗教不合，其思想发展下去诚亦未尝不可为唯物论无神论（例如宋儒思想即比之古时更近于此）。但若径指为唯物论无神论，总不免“言过其实”。欧洲人总是走向两极端。这两极端恰为中国之所无，而他常常是一“中间性的”。这犹之乎他思想中充分有民主主义的气息，可能发展为民主主义；但毕竟不能就指为民主主义。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全是欧洲人的玩艺。亦犹之乎他思想中亦有社会主义气息，可能发展为社会主义；但毕竟不能就指为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全是欧洲人的玩艺。所以像福禄特尔不相信中国人是无神论者；但常引用在中国很久的傅圣泽（Jean-Francoise Foucquet）的话，说在中国几乎看不见有那个是无神论的哲学家。反之，在贝尔（Pierre Bayle）却认为中国正是他理想中“无神论的社会”之实例。[19]我们直无从回答其孰真孰伪；翻觉得他们各自道着中国之一面呢！换句话说：他们都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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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将西洋的事来例推中国，不要将中国判作两极端之一端。——这是必须记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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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自《文化杂志》（桂林），3卷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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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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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与文化》2期，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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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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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为1942年在桂林所撰《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之第二章。此类桂林旧稿成为l947—1949年重写该书的素材。又，此文在《理想与文化》月刊发表时，是为《理性与宗教》。——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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