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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从本能生活中解放出来的。依本能为活者，其生活工具即寓于其身体；是有限的。而人则于身体外创造工具而使用之，为无限的。依本能为活者，生下来——或于短期内——便有所能，而止于其所能；是有限的。而人则初若无一能，其卒也无所不能。——其前途完全不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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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始于自身生命与外物之间，不为特定之行为关系，而疏离淡远以至于超脱自由。这亦即是减弱身体感官器官之具体作用，而扩大心思作用。心思作用要在藉累次经验，化具体事物为抽象观念，而运用之；其性质即是行为之前的犹豫作用。犹豫之延长为冷静；知识即于此产生。更凭藉知识以应付问题。这便是依理智作用为生活的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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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理智有二大见征。一征于其有语言；二征于其儿童期之特长。语言即代表观念者，实大有助于知识之产生。儿童时期之延长，则一面锻炼官体习惯，以代本能，一面师取前人经验，阜丰知识。故依理智为活者，即是依重于后天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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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活方法上看，人类特征无疑的是在理智。以上所讲，无外此意。但这里不经意的早隐伏一大变动，超过一切等差比较，就是：一切生物都盘旋于生活问题（兼括个体生活及种族生活），以得生活而止，无更越此一步者；而人类却悠然长往，突破此限了。我们如不能认识此人类生命的特殊，而只在其方法上看，实属轻重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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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本能都是营求生活的方法手段，一一皆是有所为的。当人类向着理智前进，其生命超脱于本能，即是不落方法手段，而得豁然开朗达于无所为之境地。他对于任何事物均可发生兴趣行为，而不必是为了生活。——自然亦可能（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是为了生活。譬如求真之心，好善之心，只是人类生命的高强博大自然要如此，不能当作营生活的手段或其一种变形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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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理智必造乎“无所为”的冷静地步，而后得尽其用；就从这里不期而开出了无（所）私的感情（impersonal feeling）——理性。理性理智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本来相连不离。譬如计算数目，计算之心是理智，而求正确之心便是理性。数目错了，不容自昧，就是一种极有力的感情。这一感情是无私的，不是为了什么生活问题。分析、计算、假设、推理……理智之用无穷，而独不作主张；作主的是理性。理性之取舍不一，而要以无私的感情为其中心。此即人类所以于一般生物只在觅生活者，乃更有向上一念要求生活之合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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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生活，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不须操心自不发生错误。高等动物间有错误，难于自觉，亦不负责。唯人类生活，处处有待于心思的作用，即随处皆可致误。错误一经自觉，恒不甘心。没有错误，不足贵；错误非所贵，错误而不甘心于错误，可贵莫大焉！斯则理性之事也。故理性贵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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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特征之在理智，易见；人类特征之在理性，不易见。我故曰：人类的特征在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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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六 中西各有所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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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上面所说，读者可以明白，通常“理性”“理智”浑用不分者，我以心思作用一词当之；而于其中分别指出有此不同的两面。这样区分，最清楚而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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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思作用，是对官体作用（感官器官）而言。物类生活，心思作用与官体作用浑一不分，直以官体作用掩盖了心思作用。到人类，心思作用乃发达而超于官体之上。故人类的特征，原应该说是在心思作用。在人类中，文化进步之古代中国近代西洋，都将这种特长发挥出来，到很可观地步，却不免各有所偏：理智成了西洋人的特征；而理性则为中国人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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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此，读者可以明白：西洋之所谓“理性主义”，欧洲大陆哲学所谓“理性派”，史家之指目十八世纪为“理性时代”，要不过心思作用之抬头活跃而特偏于理智之发挥者；却与这里所谓“理性”殊非一事。读者又可以明白：近代欧洲所以受中国思想的刺激影响，如前章所述者，正非无故。因人类理性在中国开发的早，其心思作用之抬头活跃本来先于西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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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之各有所偏，可于两方学术上看出；因为学术是心思作用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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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见出的是西洋详于物理，而中国详于人事。固然较早时期中国亦曾以物质上许多发明传给西洋，那只为中国文化之开发较早于他们；到后来就完全不然了。十七世纪（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东来传教，中国所欢迎的是他们带来作见面礼的物质文明——天文学、数学、物理学、气象学、地理学、生理学、医学及其他技术等；而却不是那人生方面的宗教。十八世纪为西洋所衷心崇拜的中国文化，全在其人生方面的伦理思想、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等；虽将中国文化一切都理想化了的那些德国人法国人，亦知道纯理科学自然科学在中国之不够。从十九世纪中叶，世界交通大开，中国震惊于西洋而亟亟学习者，还是在其物的研究上。而直到二十世纪的最近，美国杜威博士来中国讲演，还说是西洋好为自然的研究，中国好作人事的研究，而致希望于其融合沟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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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研究，必用理智。理智就是对外作静观的数学头脑。或竟不妨说，宇宙本无所谓物质，物质就产生在吾人对外作静观之下[3]；而科学之精密者，亦没有不是纳研究对象于数学中而驾驭之。所以物质也，科学也，理智也，完全是相连的一回事；而近代西洋人于此贡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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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社会现象当自然现象一般地来作静的观察，是西洋人顺着自然科学的路所作的人事研究，许多社会科学即由此产生。但从前中国人则不出于此。中国人之人事研究，大要从人情出发。人情则非体会不能得。只有自己吃过苦，受过气，方体会到人家吃苦受气是什么味道。这要回省自己的经验；——非复对外。这要设身处地去想；——非复静观。这是理性的事，不是理智的事。老实说，中国从前亦并没有许多人事研究，不过爱讲道理，反反复复讲之不已。全然在理性上，转来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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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见出的是西洋有学有术，中国有术无学。此在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言之较详。大意为中国走艺术的路，玄学的路，而缺乏科学。其结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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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书吏上面有许多关于某一项某一项——例如经济——的思想道理，但都是不成片段没有组织的。而且这些思想道理，多是为着应用而发；不谈应用的纯粹知识，简直没有。这句句都带应用意味的道理，只是“术”，算不得是 “学”。凡是中国学问，大半是术非学，或学术不分。离开园艺没有植物学；离开治病的方书，没有病理学，更没有什么生理学解剖学。与西洋把学独立于术之外，而有学有术的，全然两样。（中略）而这个结果，学固然是不会有，术亦同着不得发达。因为术都是从学产生出来的。生理学病理学并非直接去治病的方书，而内科书外科书里治病的法子都根据于他而来。单讲治病的法子，不讲根本学理，何从讲出法子来呢？只就临床经验积累些个诀窍道理，无学为本，亦是完全不中用的。其结果，恰好借用一古语，是“不学无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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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说，心思作用即是行为之前的犹豫作用；犹豫之延长为冷静，知识即于此产生。中国人之不能离开应用而讲求知识，即是忙于行为不能冷静之证。其短于理智，由此全然可见。同时，与我们态度相反的西洋人，其知识成果之丰富与理智作用之发达，亦可表里互证而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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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见出的是西洋发展到认识论，而中国则产生“王学”，恰代表两极端之趋向。学术中之有论理学和认识论，是追穷到极冷静纯抽象地步，达于理智作用之最高点。然在西洋是热闹的学问，不是冷僻的学问。在中国除晚周诸子稍见一点外，两千多年完全无人理会。且正在西洋发展到认识论和科学知识大进之时，中国盛行王学（王阳明之学）。王学讲良知，是看轻后天学识的；尚力行（知行合一），是反冷静的。彼此遥遥相对，各趋向于一极端去。良知之知正是“情味之知”，千变万化总不出于好恶。力行之行，唯指好恶之贯彻实践，亦不及其他。换句话说，彻头彻尾在讲理性。理性理智本来相连，不意各自推演下去，竟尔如此相反！真是所谓由毫厘而千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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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见出的是学术成果在西洋为对自然之征服，在中国为其人事之优胜。近代以至现代之西洋学术，步步向着征服自然利用自然而前进，其成果之伟异可无待言。但中国学术之成果在那里呢？似不如西洋之昭然易见。然在中国文化的总成绩上，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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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土开拓之广大，并能维持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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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种族极其复杂而卒能同化融合，人口极其繁庶而卒能搏结统一，以成一伟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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