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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近代以来到现在，诚然不同过去，宗教似一面变质复一面失势，而西洋人生乃转入一新风气。此一新风气是什么？即“自我中心，欲望本位”是也。此一转变，在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曾引证群书，特加指点，读者最好参看。[6]简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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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这时的人，有了“我”，就要为“我”而向前要求。他就要向着世界要求种种东西以自奉享。本来“我”与所处的宇宙自然，是浑然未分的；这时节被打成两截，而“我”与外面世界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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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由是，这时的人对于自然界，取对待征服利用的态度，从而产生了灿烂的物质文明。乃至对人亦差不多取如是态度，而在其社会中逐渐开出了“自由”“平等”“德谟克拉西”。若对着野蛮或半开化人，更视同自然界一部分，不当是人；则由如是态度，而产生了非美亚澳各洲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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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其内容，只是欲望盛，而心思力量向外用，发达了理智。此其关键，就在宗教禁欲主义锢蔽太甚的反动，转而逐求现世幸福。从他们“神圣底不知足”（divine discontent）一句话，其精神亦殊可见。[7]于是其替代宗教而指导人生的哲学思想，总充满了功利派气息，如所谓乐利主义，幸福主义，人本主义，工具主义，末后的实用主义等皆是。其必要确立个人自由，保障个人权利，正为划清彼此欲望活动的分限，而各得其活动范围。讲经济，则从欲望以出发。讲法律，则以权益为本位。论到政治，则不过求公（一国一地方）私（一人）欲望的满足。若模仿前面的句法，我们便可说：近代以来的西洋人生，大体上知有利害不知有是非，知有欲望不知有理义。——仍然是短于理性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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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观念和罪福观念，是一脉下来的；变而未变，总缺乏向上一着。自我中心，则与伦理情谊其势相背，容后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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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理与斗力，为理性启发抑理性未启之分判。相尚以力，则理隐；相尚以理，则力隐。二者至不相容。然在西洋，力居显位；贯乎中近古代以至于今，此种情势尚未见大改。何以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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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人讲理，耻于用暴，西洋人反是。往者罗素来中国后曾一再地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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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有不屑于战争（too proud to fight）之民族乎？中国人是已。中国人天然态度，宽容友爱，以礼待人，亦望人以礼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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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上之品性为中国人所特长……如此品性之中，余以其“心平气和”（pacific temper）最为可贵；所谓“心平气和”者，以公理而非武力解决是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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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与尼采（Nietzsche）之道相反而已。不幸此性质不利于战争，然实为无上之美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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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自己的面目，每不易见；两相对照而后反映出来。罗素此叹，正是自悟他们西洋之所短。近年来，中国少年人口里或笔下不断地亦是“斗争”“斗争”，全从模仿外国来，在稍有中国夙养的人是感到刺耳刺目不安的。虽然我亦承认，对于中国礼让精神说，斗争亦是西洋的一种精神，不完全是短处。乃至西洋人体魄的武健，中国人身体的文弱，亦未始不由此而来。但理性或优或绌，必即此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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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旧俗，彼此见面各自拱手相揖，是谦敬的意思。今亦渐行相互握手礼，则学于西洋。虽是有相亲之意，然实欧洲人沿其故俗相斗以后彼此和解的表示。表示不复操兵相向了。盖斗争一词，今不过引申其义而用之；真的决斗之风在西洋百余年前还颇有的。如甄克斯《社会通诠》中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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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夫宗法社会，民之所恃而无恐者，以有人种故，有族姓故，有乡社故，有行社（同业公会）故。凡此皆以族类聚而相保者也。顾其所以相保者，不外挟有众之势力，得以报复仇冤，有若血斗之事，此于群道之所以治安未足也。 （中略）此其为俗，终宗法之世沿用之；直至社会转为国家，犹不尽革。虽立刑宪，不能绝也。（中略）讼狱两造相持不下，得请一斗为决；虽或曲胜直败，无后言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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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理必从容讲论而后明，一动武即不讲理。此以在中国本来有理之一造，一动武，旁观者，便不直其所为。像这个“曲胜直败无后言”。痛快是痛快，未免将理性抛在脑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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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可注意者，如会议上之表决，如议员之选举，在今日西洋渐以理性出之者，原亦从哄斗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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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民不识从众之义也。有一议，十人之中为七人之所合，古不以是为可用也。此自今观之，若甚怪者。然事在历史固无可疑。（中略）古之人无从众之说矣，然未尝无门户党人也。党人者何？一众之人利益相合，而共为所事者也。闻者将日，既有党人，其争于外者无论己；假有同气之争，非有三占从二之术其何以定之乎？曰，出占探丸均非所用。一议未决，考于旧章；旧章不足，乃为调停。调停不能，唯有战耳。胜者得之，负者噤若。故古众人之于议也，设非尽同，必出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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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初民所以决疑定争者，大抵皆出于斗；则选举之争亦犹是耳。斗而胜，则胜家簇拥其所举者，以贡之于有司。有司受之，书其各以传之于国会。今日报章每及议院之选举，所用之成语皆沿于古初，其争选也，无殊其战也。此非仅借喻而已，盖古之事实，流传于文字间也。（中略）故其始出于实斗，浸假乃各为斗，而一党之人胜焉。虽然，何党？曰使他物而平等也，则必党之最众者。此计数多寡以为胜负之所由也。而出占（Vote；今译投票。——编者注）之法，亦从之以始。其始之出占，非若今之书名投匦也。众各呼其所举者之名，为哗噪。所众举者，其声洪以闻：所寡举者，其声微以溺。此其以众蚀寡之道也。其法之粗如此。使举者异，而众寡之数略均，又无以辨也。于是效战阵之行列，而料简其人数，此亦古法也。今日国会选举所不敢以此法行者，恐民将由今之文，而反古之质也。故雍容揖让之术行焉，则出占（投票）是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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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党由是而知从众之制，所谓以少数服从多数者，其始乃武健忿争之事，而非出于礼让为国之思。使常决于战斗，则战者才力之高下，将者指挥之巧拙，皆将有胜负之异效。唯用从众之制，前之事皆可不计。易而易知，简而易从。是以其法大行，用以排难解纷，至于今不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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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于温文尔雅的中国人，窃恐二三千年前（周孔时）早已不会如此。而原书所述，似不过其二百年前的西洋。此不独其理性之启，后于中国甚远，抑所以启之之路亦不同。中国是自内而外的，他们是自外而内的；关系非常重要，容后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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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者陈独秀先生论东西民族性根本之差异[11]，头一条便举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又总括地说“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自有其道着处。但这个血初时不过是欧罗巴人的血，后来则转而延及五大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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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近代国家，其武力用于对外，内部秩序或者比中国还要好。但实斗虽无，假名为斗者却常见于社会，如劳资两方之闭厂与罢工，其著者也。杀人流血之凶，固已不见；其不决于理而决于力，依然未见大改于前。Might is Right的话，“有力者就是有理”，殆为西洋人所承受而不以为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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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社会秩序自尔维持，恒若无假外力；西洋社会反是。旧日中国社会秩序之维持，第一不是靠教会的宗教，第二不是靠国家的法律，而主要在其社会自有之礼俗（下章论之）。世称中国文明，印度文明，西洋文明为世界三大文化系统，各有其特异之点。在印度，最使人诧异者为其宗教之偏畸发达，什么都笼罩在宗教之下。在西洋，最惊人的是其征服自然的科学技术。若中国，则其大可异处即此社会秩序自自然然能维持是已。反之，在西洋则出于强力所制。所以辜鸿铭先生尝讥西洋社会不是靠僧侣拿上帝来威吓人，便是靠军警拿法律来拘管人[12]，而西洋人自己亦说“中国国家就靠着这千千万万知足安分的人民维持，而西欧的国家没有不是靠武力来维持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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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西洋中世纪，人们全在强制干涉下过活，理性窒息了，不得活动。近代以来，自由著于法律，宗教退处无权，政治思潮经济思潮恰亦同时倾向放任，不主张干涉，一切固不同于前。此时从其社会生活之秩序条理上看去，且优于中国；然核其实，只是势力均恒之结果。[14]与其说为理性之活动，毋宁说为一种习惯之养成。尤其站在理性立场，否认权势之理性自觉，总少看见。即如服从多数，虽比较近理；然多数所决未必即理之所在。且有时多数亦只是一种权势而害于理，亦说不定。中国人数千年在事实上固无法不在权势下过活，在意识上则不承认权势，孟子书中表示得甚明白。此中曲折，容后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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