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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说的“一人在上，万人在下”。是一人，就不是阶级，是一人就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就不敢用力量。所以要消极不扰，免得惹出祸来。虽然孟子尝倡导行仁政，而经验所示，大家都颇知道还是不必有政治的好，所以“政简刑清”为理想。从前县衙门有一副对联，榜在门外：为士为农，有暇各勤尔业。或正或商，无事休进此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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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之间，盖早疏远成一无交涉状态，期无相妨碍，而庶乎得较久之相安。因此，有人说一句妙语：近代的英国人，以国家为“必要之恶”；中国人自数千年之古昔，已把国家当作“不必要之恶”了。（日本学者长谷川如是闲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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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数千年来只是消极相安之局，不是积极统治。既不是统治，统治阶级固然没有，“一个统治者”亦是不得已而为之词。只有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事，却没有一人能统治众人的事。中国从来反对用刑而重在兴教化，亦是不走统治之路之证。又古语说的，“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意谓得天下是靠武力，既得之后，却不能再用武力。前面所讲武力统治，盖不适用于中国。其所以不适于武力统治者，即为未曾构成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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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构成两面，是中国政治不得不消极之故，非由于黄老思想。一般国家都是阶级统治，而中国独不然，因此说他不像国家。其“没有政治的政治”则源于不像国家的国家而来。一层一层都是事实，不是空话，不是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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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政治的缺乏”之下，无从产生近代的民主，然而其不尚统治（不尚刑，不尚武力，乃至少管事）而尚教化，以社会礼俗代国家法律，隐然有不少民主气息在其中。林砺儒先生对我说：假如西洋近代的民主叫作“德谟克拉西”那么，我便唤这个作“德谟克拉东”！虽属笑谈，正非无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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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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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中国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者，不在武力统治而宁在教化；小在国家法律而宁在社会礼俗。质言之，不在他力而宁在自力。贯乎其中者，盖有一种自反的精神，或曰向里用力的人生。请从两面分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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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伦理本位的社会构造，让人人向里用力。每一中国人，统为其四面八方由近及远的伦理关系所包围；其日常实际生活，触处都有对人的问题。这问题比什么都迫切；如果人的关系弄不好，则马上不了。——父子、婆媳、兄弟、夫妇等，关系一弄不好，便没法过日子，乃至如何处祖孙、伯叔、侄子，以及族众；如何处母党、妻党、亲戚、尊卑；如何处邻里、乡党、长幼；如何处君臣、师弟、东家伙伴、一切朋友，种种都是问题。本来人类生活第一是对付自然的问题；而中国人于此乃将对人的问题提到前边，将对物的问题却放在后边。（此问题之转移，为中西文化不同一大关键。）人之对物，须眼睛向前看，力量向外用，有了困难，要从外面去求解决。若对人则不然。如不得于父母者，只有两眼转回来看自家这里由何失爱，反省自责，在自己身上用力，结果如何，不得期必，唯知且尽我心；此为最确实有效可得父母之爱的方法。其他各伦理关系，要亦不出此例。盖关系虽种种不同，事实上所发生问题更复杂万状；然所求无非彼此感情之融和，他心与我心之相顺，此和与顺，强力求之则势益乖；巧思取之则情益离；凡一切心思力气向外用者，皆非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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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职业分立的社会构造，让人人向里用力。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其形势逼着人向外冲去以求解决，而职业分立的社会则相反，前已言之。此以大体上人人机会均等，各有前途可求，无当前为碍者，力气乃无可向外用之处而前途运命全在自求，则惟有自立志，自努力，自鼓舞，自责怨，自得自叹……一切心思力气，转回来，转回去，只能在自家身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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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中国社会处处训练人向里用力。从前一面所得的教训，如反省，自责，克己，让人，学吃亏……从后一面所得的教训，如勤俭，刻苦、自励、要强……贯乎其中者要皆一种精神而已。虽君临天下的天子，曾亦不能外乎此道，他亦与四民一样有其前途得失成败之大道；其道乃在更小心地勉励着向里用力，约束自己不要昏心暴气，任意胡为。有所谓“讲官”者，常以经史上历代兴亡之鉴告诉他而警戒他；有所谓“谏官”者，常从眼前事实上提醒他而谏阻他；总都是帮助他如何向里用力，庶乎运祚其可久。所以我们可以借用一句古语：“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果得如是，则各方伦理关系都好，各项事业又发达，便成了太平盛世。此其社会秩序，殆由社会自尔维持；无假于外力，而寄于各方面或各人之自力；是礼俗之效，而非法律之效，彰彰甚明。教化之为用，盖在培植礼俗，引生自力；于此正不可或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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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称中国文明、印度文明、西洋文明为世界三大文化系统，各有其特异之点。在印度，最使人诧异者为其宗教之偏畸发达，什么都笼罩在宗教之下。在西洋，最惊人的是其征服自然的科学技术。若中国，则其大可异处即此社会秩序自自然然能维持是已。中国人或不自觉其可异，然试从文化比较，或审乎社会进化之序者，即不能不推为人类一最伟大的成功，西洋之有识者，盖已多言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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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了，我要说西洋近代的民主，是人人向外用力，两力相通，得其均衡之结果。在人人向里用力的中国，无论如何产生不出来这结果的。请读者理会理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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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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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我说：西洋近代的民主，是人人向外用力，两力相遇，得其均衡的结果；在人人向里用力的中国，无论如何产生不出这结果的。现在接续讲这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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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近代西洋人向外用力这一层，要请参看廿年前鄙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那本书内，我指出这是西洋近代文明所由产生的总根源。并请大家注意理会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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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注意这是从头起就先认识了“自己”，认识了“我”，而自为肯定；如从昏瞢模糊中开眼看看自己站身所在一般，所谓“人类的觉醒”其根本就在这一点（蒋百里先生译有《近世我之自觉史》一书可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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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注意由此一切从我出发，为我向前要求去，所有眼前面的人和物都成了他要求、利用、敌对、征服之对象。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皆分隔对立起来；浑然的宇宙，打成两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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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向前要求向外用力的人生，则是中世纪宗教禁欲清修之反动，而为古希腊人于现世求满足的态度之重新认取。把一副朝着天的面孔，又回转向这地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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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洋近代的民主，产于向外用力的人生；而富于自反精神向里用力的中国恰无从产生这个之理，则十二年前旧著《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中迭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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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关系罩住了中国人，大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之概。故如何将此各种关系处得好乃为其第一问题。”“伦理关系之弄得好，本在双方各尽其道。然此各尽其道，只许第三人言之。当事之双方则只许先问自己尽其道否。此先问自己，为永远无尽之先。故由此大家公认只许责己不许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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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关系期于合而不期于离。有时合之不能，离之不可，则相忍为国，以无办法为办法。事实上其真出于离，或真能行合之道者既不多，则归于两相忍隐耐受者，其在十之八九。故由此养成国民的妥协性及麻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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