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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是使得集团生活内部之统制过强。因为它将政治所特有之强制权力,加在宗教之统摄抟结上了。信仰不过抟结人心,权力则更拘限人身:二者相合,人诚无所遁逃。这种统制过强底集团生活,为后来引起反动之本,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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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点是使得集团间斗争频繁激烈。宗教不挟有权力,其争端可以减少;权力之争,不资藉于宗教组织,其斗争可不带集团性。今二者相合,遂使当时之宗教问题、政治问题、种族问题、私人恩怨,搅混不清,相寻无已。其间大小惨剧,长短战争,绵历千有余年,难解难休。所有这些频繁激烈底斗争,最给予西洋人以锻炼集团生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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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称“宗教问题”,初时是基督教与外界社会或异教之争;后来基督教扩展开了,对外斗争渐少,而内部宗派之争又起,至新教发生而益烈。——这是要补明一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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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上面所称“权力之争,不资藉于宗教组织,其斗争可不带集团性”:此如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争王争帝者是。其竞争主体,只在二三领袖;多数人均不过从属工具,其间并无深切界别,形成集团对抗。所以韩信可以事楚,又可以事汉。项伯楚人,竟保护了沛公。诸葛兄弟,可以分在吴蜀魏三方去。——这亦是要补为说明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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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团体必需有内外界别;没有一定界,难成团体。反之,界别愈严,则团体愈固。此其一。又团体必需有其对抗者,或竞争者,而后其生活振奋组织紧张;反之,若缺乏此类对象则日就懈散,甚且团体消失。此其二。又团体境遇不顺,遭受折磨,其份子之向心力转强;反之,若境遇顺好则其份子或不内向,甚且发生离心倾向了。此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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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三者,故锻炼集团生活之最佳机会,莫过于战争或各种斗争。人当斗争时,便思结合团体;而有团体后亦更易引起斗争。团体与斗争,殆相联不离。孟德斯鸠《法意》上说,争之与群乃同时并见之二物;这话不错底。反之,散漫与和平相联。愈散漫,愈和平;愈和平,愈散漫。西洋自有基督教以后,总是过着集团而斗争底生活(虽然基督教主张和平底)。中国自受周孔教化以后,大体过着散漫而和平底生活(虽然孔子亦说必有武备的话)。这不为别底,只为基督教一因素加入到西洋文化来,于促使社会走此路的条件全相符合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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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西洋人之集团生活并不能全归功于基督教。除了先自希腊罗马流传下者不计外,后进底蛮族,亦是一个因素。他们原是集体行动底(游牧侵掠都是集体行动,与农业平静分散者异)。又以其文化浅,冲动强,感受基督教之后就很执着;所有许多血斗惨剧,多因于此(指Religious intole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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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生活,在生死危难中固可得好底锻炼;但在日用常行之间养成它,同属必要。前者可得其牢韧底向心力和纪律习惯;至若组织能力,法治精神,和公德则多有赖于后者。于此,我们宜一述欧洲中古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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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十一 欧洲中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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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世社会,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到处所见亦罔非东一个集团,西一个集团,为其人日常生活之所依。如封建制度中那些大小单位,如各处的基尔特Guild,如各自主城市等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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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历史来看,此封建社会并非从其上世演进之结果,而宁为其倒退。在政治上,它是由于大帝国之失势解体,给予雄霸者在各地方上起来的机会,而使一切零弱者不得不各有所依附以求存。这样,就形成了许多封建集团。虽说自上而下有若干层级,以大统小,以小事大,等差甚严,却不是条理井然底一个体系,而宁为错综复杂峙立着底几团势力。在经济上,它是由于回教徒突然出现于历史舞台,征服了地中海东西南三面,使过去为各地文明及商业交通的大动脉,以新月旗与十字架之敌对,而骤告断绝。古代经济遭蛮族残侵而犹存者,乃于是而溃灭。八世纪以来,商业衰歇,商人消逝,都市生活亦同归没落。继罗马金币而起之新币制,即是与古代经济或说地中海经济断绝关系的证据。同时多瑙河、易北河、札勒河可能底交通,恰都生阻,亦不能有常规底贸易。整个西欧,自八世纪之末反拨到自然经济底农业社会。社会生存,完全建筑在土地占有上;国家的军事制度因之而弛散分解,最高主权便无法保障。盖其政治上封建制度之形成,正基于这一经济事实而来。[17]于此时,那些封建制度下经济自给自足底大小单位,恰又不期而然构成集团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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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一倒退或顿挫正给欧洲人以培养集团生活之良好机会。其后,商业复兴,都市再起。则于既经养成底集团生活又启其进步之机。——这是后话;而亦就是我们前面所说“进步底团体生活”之由来。首尾过程,宛然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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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封建制度下的农业社会,一般说,就是大地产和庄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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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大地产平均约包含三百个农场(田舍),或一万英亩,以至更多,它们都是教会或修道院或贵族所有。如此广大地面,不易接连一起,有时分散很远。虽分散,但具有一种强有力底组织。在昔商业能运销其生产品,都市提供它日用品时,它以生产兼消费之双重资格参加一般经济活动。现在商业中断,每一大地产构成一种如人们所称呼“闭关底大地产经济”。耕作所需器具,家人所需衣物,都要设立作坊自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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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地产区分为若干部分,每部分或不止一村庄,而在一庄园Manor(或译采地)管辖之下。因此,庄园不仅是一种经济底组织,而且是一种社会底组织。它支配其居民之全部生活,自成一小世界,而以地主为首领。居民不仅是地主的佃农,更且是他的臣民。从农业上说,却算一种“合伙组织”Share holding arrangement,大部分农人连贵族在内,都像是股东。他们之间,虽阶级不同却同是基督徒,所以能以人与人的关系相处,相互有其权利与义务。不论自由民或农奴,每人对公共事务有发言权。此外参加者,有不少各式各样工匠,以及牧羊饲猪养蜂等人,他们亦各有其身分、义务和应享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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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大别为自由民和农奴两种。自由农居极少数:这是保有他依附臣服之初所订契约底。他自有其土地,有权可得脱离团体,他还可以赴诉于国王之法庭。其大多数则是农奴。这是只凭惯例底佃户Customary tenan,随附于地面不得自由离去。全庄土地除地主保有者外,其余则共同享有。在共同享有地上,各佃户又恒有其世袭使用之部分,以自养其家小,以纳贡于地主。诸如草原、牧场、森林,沼泽等,更是共同不分彼此底。在耕作刈获上,不唯地主之地要佃户合力为之;即各佃自己使用部分,亦是大家通力合作底。磨坊、糟坊、榨葡萄汁器具,乃至烹饪的灶火,常为公共利用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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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主贵族之下,代表他管理全般行政事务,且兼理法庭者,有“管家”Briliff;代表农奴并分派他工作者有“督工”Provost;还有其他吏员等多人。庄园亦即为一司法单位,其裁判权范围大小,视其所侵蚀王权而不同。它按照一般习惯及其庄园夙来形成之惯例,并取得地主同意,以判决案件,处理内部一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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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园为社会基层,亦是宗教生活一单位而为教会组织之基层。这里有教堂,有教区牧师。牧师通常是地主和全体居民的朋友,为他们传道,并指教一切。他以命名礼(洗礼)、坚信礼、婚礼、葬礼种种仪式,及星期祷告、节日宴集或禁食等习惯,范成他们一生中并一年中的社会生活。教堂前面的草地,常是他们的游戏场;乡村的舞蹈大会,亦常在那里举行。就是那教堂的钟声,亦给他们精神上一种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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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全般生活,环绕着地主和教堂作中心,有这样底集体性;所以其一切建筑自堡垒、邸第、礼拜堂、厅房、住房、农奴的茅舍、各种作坊机房、仓库,以至马栅牛栏等,自都有其内外前后的配合布置,如记载或图画之所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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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卢作孚先生所说的话,“因为农业民族的经济单位,非常简单,只需要一个家庭;所以农业民族的社会生活,就是家庭生活”。像冯友兰先生所说的话,“在未经产业革命底地方,无论是东方是西方,生产方法都是以家为本位;因而其社会制度道德标准,亦必以家庭为本,或从家庭伦理类推之”。如此一类底见解,显然出于臆测,于事实都不大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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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十二 基尔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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