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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固强大之力量，必藉集团而后形成，强权则又为强大力量之表现。中国缺乏集团即无坚固强大之力量出现。因之而强权亦不强。两千年来，政治上之消极无为主义，盖有其不得不然者。是以虽无明显之国民参政制度，其专制之祸亦较轻。虽无明确之个人自由，而事实上，人人亦未尝不自由——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尝论“过去中国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太多”正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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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秦汉后之中国社会，不是所谓封建社会，不能与欧洲中古相比。《中国文化要义》有较详之论断，请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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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八 世界今后文化之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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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白，今天世界大战又有一触即发之势，而此番大战之可怕，卅四年[2]英相艾德礼早说过：“不和平即毁灭。”以今日原子弹、死光、化学战、细菌战等等破坏威力来说，真可以让人毁灭。然而要晓得，毁灭人类的并不是科学，而是只知相争不知相让之人生态度。此种以自我为中心，而不能尊重对方，一味向外用力，而决不肯向内用力之人生态度，从来便是人类祸根。不过，加上科学其祸大，没有科学其祸小。是人类不善用科学，科学岂任其咎？今后人类要免于自己毁灭，必须改变此种人生态度而后可。我在民国十年出版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早曾说过：“最近未来之世界文化，将为中国文化之复兴。”今天到民国三十八年了，更信所见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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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中国文化复兴者非他，意指以伦理本位代自我中心，原来一味向外用力是人对物的态度，而不是人对人的态度。西洋人靠此态度制胜自然，是其成功，但用此态度对人除出现了势力均衡之民主制度外，大体上是失败的，特别在民族间在国际间酿成大战，可能把人类毁灭了，把文化也毁灭了，那真算得文化上之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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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前面讲过文化为吾人生活之所依靠，如人类不能因之而生活，反因之而毁灭，还算甚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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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说西洋长处在“人对物”，在科学技术，而不说民主也是他的长处，就为民主精神中国并非没有，即非他一家专长。同时他之所以有此势力均衡之民主出现，是为人人各自向外用力之故。向外用力是人对物的态度。说他的长处在“人对物”，亦即包含其在民主上之一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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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中国所长在“人对人”，因为中国真能承认旁人，而不是为外力所逼，不得不承认旁人，像西洋民主那样。此自动承认旁人，出于仁爱之情，是非之义。人与人之间，原是只该讲理，而不该讲力的。以强力加于物则可，加于人则不可。此所谓讲理之理，不是客观物理，如许多科学书内所讲之原理原则，而是主观情理，如中国书内常讲之仁义、忠恕、信实，公道等。盖即从中西两方学术思想观之，亦可见出，一则多用心于人对人之间，一则多用心于人对物之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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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段到此，算是把中国所长在“人对人”，西洋所长在“人对物”说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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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九 中国民族精神两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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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指出伦理情谊为中国文化一大长处，那只是民族精神两特点之一。中国民族精神更有一大特点，即是以是非观念代利害观念。所谓讲理即讲是非，以利害隶属于是非，不以是非隶属于利害，此因中国自古以道德代宗教之故。宗教尚说祸福，祸福之含义在利害。西洋中古以前之人生，皆笼罩于宗教之中，不出祸福之念。近代思想开发，崇尚功利，又不出利害之念。在祸福利害以外之是非心，不甚明著。中国自周孔教化以来，除以伦理情谊领导中国人外，便是发挥人生向上精神，一切以是非义理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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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说：“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西洋人也许感觉奇怪，不求饱求甚么？不求安求甚么？须知中国人所求者，就是那个“正”字。“正”即正当合理。苟非正当合理，则虽安饱，他也不要。安饱问题是次于合理问题的。又如：“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一段话充分见出其所关心者，在此而不在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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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精神，并不只于读书人见之。不拘甚么人都喜欢讲理评理。俗语说：“不欠钱粮不怕官，不亏良心不怕天。”此可见其心中自信有理，而理为最高至上，虽天也不怕！与宗教徒是何等不同！此人生向上之精神非常伟大，为西洋人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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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起来说，中国人之所长在“人对人”，分析言之，就是这两大精神：“伦理情谊，人生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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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十 以中国精神引进团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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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长处在有“伦理情谊，人生向上”两大精神；中国之短处在缺乏“科学技术，团体组织”。——这是我多年以来用心研究所得之结论。中国文化已走到了改造途中，旧文化崩溃殆尽，新文化亟待创造。只是惜国人不自知其有不可磨灭之长，而妄想离开旧有一切，凭空建设新的，以致不能成功。以我研究所得，要建设新中国文化，第一在发挥固有精神引进团体组织，第二在以团体组织运用科学技术。只如此使圆满无缺，更无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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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发挥固有精神引进团体组织？流俗以为中国缺乏民主，其实乃是缺乏进步的团体组织，误为缺乏民主，更误认是封建。于是把西欧的人个主义，自由主义，自我中心，权利观念，都引进到中国来，而不知这些原为他们团体过强，干涉过甚之反动。在他们是对症下药，而在我们缺乏团体生活者恰好药不对症。更且加重其散漫之病，个人主义是团体生活之一种离心倾向，但我们却正需要团体生活之向心力。所以可说完全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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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欧思潮于我不合用，最近东欧之集体主义是否合用呢，答，也不合用。抬高团体以压个人者，似乎是加强团体生活之向心力。但要知道中国之病，一在散漫；二在被动。抬高团体之结果，便是专政和统制。专政和统制，更加重中国老百姓被动之病。所以这是药不对症，药与症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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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起来说，英美之路，苏联之路，皆与我不合。我们今天必须有一付药，同时能治“散漫”“被动”二病，才可以有进步的团体生活实现。此药方即以固有伦理精神，适用于团体与个人之间。旧伦理皆是此一人对彼一人之关系，例如五伦皆如此。现在我们要增加一伦，即“团体对个人”“个人对团体”之相互关系。伦理精神在尊重对方，在此，即是团体要尊重个人，个人要尊重团体。恐怕抽象理论不易了解，今特以我在邹平所实行之乡村组织，具体说明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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