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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平地方组织分乡村两级，村有村学，乡有乡学；村学乡学，一面似是学校，一面似是公务机关。全村之人不论男妇老幼皆为村学学众。乡学以全乡之人为其学众，亦同。村学乡学之组织规程不用法律条文之形式，而有《村学乡学须知》一小册，载明许多嘱告的话。例如：《村学须知》中有学众须知十三条，其第一条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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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以团体为重——村学是个团体，我们各人是团体中的一个人。团体事靠我们各人，我们各人还要靠团体。若一个人只图自便，不热心团体的事，团体散了，累及众人，还害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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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便是嘱告他，开会必须到场，开会宣布的话必须用心去听。开会不到是不对的，不用心参加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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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便是嘱告他有何意见即对众说出，不说又是不对的。第四条便是嘱告他们尊重多数，舍己从人。第五条便是嘱告他更须顾全少数，彼此牵就。若不如此是不对的。如此一条一条，共十三条，皆从第一条“以团体为重”引伸而来。我完全不对他们说：你有出席权，你有发言权，你有投票权……这一类权利观念的话，而指出他种种应尽之义，此即以伦理精神应用到团体生活间。特如第四条尊重多数，第五条顾全少数，尤见伦理精神之发挥与机械规定多数表决者不同。我若对乡下人说，你有种种权利，他不希罕要；我今对他讲理说义，他听了都点头心服。——以上系加强向心力，对治散漫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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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过来再看：代表全村负责公务者为村理事，村理事由村学学董中之一人或二人任之。在学董须知里面，则嘱告：遇事公开讨论，求得多数人了解与赞助。又嘱告他要希望大众监督公事，免出毛病。凡此种种，皆是“站在团体一面，则尊重个人”之义。由此一面处处启发众人过问公事，便引他们从被动转为主动。对治了被动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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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伦理关系互以对方为重之精神，适用到团体生活，实在是一仙方，既使中国人从散漫入组织，又使中国人从被动变主动。一个进步的团体生活，亦所谓民主的团体生活，于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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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上只说了发挥固有精神之一面，还有一面，便是要以“人生向上”精神引进团体组织。西洋近代国家和地方自治团体，无非为民众谋福利而已，其人生向上精神殊不足。四五十年来，中国举办地方自治所以失败无成，一则误在摹仿西洋个人权利观念，二则误在摹仿西洋公共福利观念。福利岂能不要，但眼中只知有福利，忘了“人生向上”则不可。按照中国精神，福利应该隶属“人生向上”之内。所谓发挥固有精神者，伦理精神是其一，同时还要揭出“人生向上”精神才行。邹平的村学乡学，明白地说：村学是一个团体，乡学是一个更大的团体：结此团体干甚么？为的是“齐心学好向上求进步”。一家兄弟同住，弟弟要强，哥哥不正经干是不行的。夫妇俩过日子，这个好好地过，那个不好好过是不行的。阖村的人大家不齐心，没有能办好的事。不但一人不好，连累一家，一家不好，连累一村；“并且村里情形不好，影响一家，家里的情形不好，影响到一个人自身。要一身好，还须要一家好，要一家好，还须要一村好才行。因此我们阖村的人要联结起来，共谋一切改良的事，大家振作，合力整顿。”——此引录村学乡学须知原文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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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精神提振起来，则地方公益自然兴办，福利自然实现。为了“齐心学好向上求进步”之口号，常常在心目间一刻不忘，所以化社会为学校，全村之人为学生（仿照古时乡约称约众之例称为学众）。村中公共机构，不称为村公所，而称村学，纳地方自治于全村向上求进步之中。“伦理情谊，人生向上”。自周孔以来数千年，早于人心深处大有启发，今天要民族复兴，必从复兴此精神入手。否则精神不振，更何能吸收外来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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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十一 以团体组织运用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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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组织是好的，科学技术是好的，但二者在西洋未曾配合好。何以言之？此即为近二百多年，科学技术的进步，与资本主义的工业，互为因果。资本主义是个人赢利，自由竞争。科学发明有助于赢利；赢利奖励了科学发明。一切新技术新发明，掌握在资本家私人手里，而未曾掌握在社会公共手里。大利既在资本家之手，而大权亦随之在其手。团体组织（此指国家说）虽有进步，亦不免为其所左右。内则演为阶级斗争，外则演为民族斗争，整个世界为之扰乱不安。新中国文化之建设，应该避免此一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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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呢？如上文所说，以固有精神引进团体组织；同时再以团体组织，引进科学技术，而应用之，则技术大利，自然嘱于公共所享有。恐怕抽象理论，不易了解，试举一事例以明之，例如村学乡学在养蚕或植棉地方，就要提倡蚕农或棉农组织合作社，实行生产合作。要采用任何一新技术一新设备总非合作社办不了。甚且需要合作社的联合才行。技术越进步，愈需要大联合，而后乃能采用。凡事不能一步登天，组织亦必从小慢慢到大：技术亦必慢慢进步，更进步极进步。合作组织不大，技术进步不了，如是技术随组织而来，即是技术操于组织之手，一切好处自然归公。既无垄断，亦无竞争。始终以人为主体，人始终以互相尊重彼此合作为途径。根本既立，一切顺理成章。即整个国家亦建筑在这上面，利不集中，权亦不集中，从小范围到大范围，从国内到国外，都是和平安定的。其不同于西洋之处，就在人对人的组织，先安排好，掌握了人对物的科学技术而发达之，却不是在人群组织种种不安之中，发达了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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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了说一句：此新中国文化之路，也就是世界文化转变之所趋向。我们固要发挥中国的长处，吸收外国的长处；而他们不领取中国的长处，世界人类更无从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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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中国的长处吸收外国的长处》，北碚管理局出版，1949年10月，民生公司印刷社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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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讲演词之记录者为葛向荣、一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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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处指民国34年，即1945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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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中国以什么贡献给世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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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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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早已不相信，自己有什么可以贡献给世界的东西。特别是从社会史上看，全部中国文化只不过宗法社会封建社会的化石遗迹，一切都是落后的，还有什么可取呢？虽然有些人不甘心这样承认，却亦道不出所以然。自抗战以后，欧美人士对我不无刮目相看之处，又加以同盟关系的外交词令，当然说出话来更好听。却是此一民族文化的价值究竟何在？他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是什么？观念总是模糊，说话总是笼统。好多中国人安于自欺，亦不知不觉顺着说一些大话，按其实则毫无内容。这种自欺，实在比那种失去自信，是更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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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二十余年前，我曾声言最近未来的世界，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见鄙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五章，论“世界未来之文化及我们应持的态度”（民国十年出版）。这话好像令人难于置信。恰恰最近我看到一本书，它颇能给我一机会来说明我的话。这就是流亡到美国的捷克人佛兰芒克（Frank Munk）所著《武力经济学》一书，去年在重庆有其中文译本出版。这书诚如译者徐宗士先生所说，其最精采处是他第一部分（第一至第七章）。此一部分，要在将“武力经济”之特殊所在，介绍给世人。因此，他不得不以武力经济与其他经济作比较研究。这一比较研究，与其说是讲经济，不如说讲人生；与其说是讲经济学，不如说是讲哲学。而我的旧著，亦正是取西洋中国印度三方人生态度，较论其不同，从而指出近代西洋人生态度，将届功成身退，代之者便是原初中国人生态度。所以借着佛兰芒克的话，来说明我的话，是很方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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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试着指出在此次世界大战后的新思潮，将是对于中国人生之领悟和采取。中国就是以其人生态度贡献给世界，而为世界和平奠立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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