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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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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上次世界大战时，蔡孑民先生曾说：德国人之作战是出于尼采哲学的影响。这原是欧洲人先已说过的话，而国内当时颇有人讥笑他是唯心论。然而在今天，大战发作之不能单从经济问题来解释，人类行为不单出于经济动机，既成公论；经佛兰芒克之指点而益明。所谓哲学不必是一套理论，而是指人生最基本的取舍，一切因之而异。这就是我们必须严密注意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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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最基本取舍上，法西斯、纳粹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殊不相同；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倒有相同处。这便是苏联英美终归回复到一条阵线的理由。而共产主义者承认一切人类的平等，并无种族或肤色之分，又足以决定他与纳粹终究合不起来。但是对于个人主义集团主义二者间之取舍相反，英美与苏联之壁垒不同，岂是终可泯灭者吗？人们这些取舍不同，将是纷纷扰扰永无归落呢？抑或前途大势不难逆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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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佛兰芒克问道：我们是否将认为福利经济时期，已是人类历史上的陈迹？他又问：难道民主主义只不过[是]在旧日帝王封建地主之后的一段中间插曲吗？还是法西斯和纳粹为插曲呢？假使两者都是插曲，那么在风云消散以后，我们将有什么样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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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遭遇这个时代，我们就要料度料度世界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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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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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们所熟知：中世纪人有中世纪人的取舍，与近代人生观念殊不相同。以欲望为出发点之福利经济学，可以说是从宗教上禁欲主义反动而来。而欲望的抬头，又源于个人的觉醒。“让各个人追求其自身利益，便会造成社会的进步和最大幸福”，即是全部西洋近代文明所由来，除此而外，并无新奇奥妙。然而自由竞争之结果，却不觉形成近代之资本社会，流弊百出，物极必反，社会革命势不可逃。此时应运而生的，一面是布尔塞维克，一面便是法西斯和纳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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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兰芒克说：纳粹主义不过是大日耳曼主义，社会革命和尼采的“权力意志”之结合。这话甚得其要领。我们要就此三要素而分别论其前途，则纳粹前途即可判决。大日耳曼主义，这一种族优越感，科学上全无根据，只可利用一时，没有多大前途，当可断言。其次，权力意念一时压倒福利欲望亦是可能之事。特别是姑息“绥靖”者流，早应当受一受教训。然而他的教训受过之后，却轮着狂妄底人亦受他所应该受的教训，法西斯之墨索里尼已然如此；纳粹之希特勒无例外。只余社会革命一层，在社会问题未得合理解决之前，还不能算完。然而末后来完成这使命的怕亦不是纳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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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纳粹没有前途，大约世人都可相信。武力经济不能取福利经济而代之，亦无疑问。但今后之世界，还依然是福利经济之世界？窃以为：私人资本主义早已走到不能不变地步，固无待言；国家资本主义亦只是经济落后国家一时良药；就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内）好像是吾人最后所归趋，其实亦无多久命运。——这末一句话大约世人或相信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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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政治上之民主主义经济上之社会主义，我对它并不生疑问。不过我要指出它必将转入另一种人生态度，而后乃得安立。质言之，为法西斯的英雄所鄙夷之福利经济是有一天要结束底，虽非武力经济来代它，固自有代它之一种经济。这一种经济，在人生最基本取舍上，正是同于原初中国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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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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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初中国人在人生最基本取舍上，是如何呢？你只须看自古以来所有“理欲之争”“义利之辨”便可晓得它与西洋近代人生观念如何不同了。何谓理义？这就是吾人于祸福得丧之外，更有向上一念者是。这“人生向上”精神，中国人萌露最早，发挥甚至。古语“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最明白可见。像那法西斯的英雄骂人只关心一件事——吃得好，长得胖——与禽兽无异，却骂不着中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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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中国人特看重伦理情谊，如父慈子孝之类，其精神恰与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相反。这是与“人生向上”同属理义之内涵底。“人生向上，伦理情谊”便是我平素谈论民族精神所约举的八个字。除此之外，更无其他。这固然是中国的民族精神，其实原本是人类精神，不过一向郁而未发。但在不久之将来，时机一到，它便发出来了，世人希望之世界和平，亦即奠立于此，却不在武力经济又回到福利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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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福利经济有一天要结束，究竟在那一天呢？人类精神发出来的时机，又在何时呢？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早经指出说过，这就在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二者原不可相离）将要完全实现的时候，因为这时候，个人间的生存竞争停止，人们开始协力共同对付自然界，利用厚生之事，全有团体负责。于是人对物的问题推后一步，人对人的问题则提到前面来。由于人对人的问题置于人对物的问题之上，义的观念乃始居于利的观念之上。此一理论，说起来话长，非本篇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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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引用英国罗素先生一句话作结束。罗素说：“中国人之特长为人生目的之正当概念（A just conception of the ends of life）”。中国可以贡献给世界者，就是这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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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自《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6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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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成都龙山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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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桂林），194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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