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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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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初中国人在人生最基本取舍上，是如何呢？你只须看自古以来所有“理欲之争”“义利之辨”便可晓得它与西洋近代人生观念如何不同了。何谓理义？这就是吾人于祸福得丧之外，更有向上一念者是。这“人生向上”精神，中国人萌露最早，发挥甚至。古语“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最明白可见。像那法西斯的英雄骂人只关心一件事——吃得好，长得胖——与禽兽无异，却骂不着中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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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中国人特看重伦理情谊，如父慈子孝之类，其精神恰与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相反。这是与“人生向上”同属理义之内涵底。“人生向上，伦理情谊”便是我平素谈论民族精神所约举的八个字。除此之外，更无其他。这固然是中国的民族精神，其实原本是人类精神，不过一向郁而未发。但在不久之将来，时机一到，它便发出来了，世人希望之世界和平，亦即奠立于此，却不在武力经济又回到福利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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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福利经济有一天要结束，究竟在那一天呢？人类精神发出来的时机，又在何时呢？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早经指出说过，这就在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二者原不可相离）将要完全实现的时候，因为这时候，个人间的生存竞争停止，人们开始协力共同对付自然界，利用厚生之事，全有团体负责。于是人对物的问题推后一步，人对人的问题则提到前面来。由于人对人的问题置于人对物的问题之上，义的观念乃始居于利的观念之上。此一理论，说起来话长，非本篇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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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引用英国罗素先生一句话作结束。罗素说：“中国人之特长为人生目的之正当概念（A just conception of the ends of life）”。中国可以贡献给世界者，就是这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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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自《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6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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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成都龙山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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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桂林），194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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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附录：直道行时自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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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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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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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流行，人们多爱迁就流行而疏忽那些特异之人物；即使特异者被当作一时的装饰，用过也就弃置一边，大多数人仍从众从时。对20世纪来说，流行尤其无远弗届。革命世纪、改革时代、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中国特色、国际惯例等流行思潮呼啸而来，将人们裹挟而去。这是我们时代的异化奇观，即使对那些极富有教育意义的特异者，我们可以把他们当做一时的话题，却不能从他们那里获得真正的营养，并用来完善我们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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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立独行之人。他一生立功立言立德，身教言教无数，今天在不少人印象中只是一个象征性人物，学者学子把他当谈资，却少有将其作为研究的对象，当作知识、思想、人格的源泉……因为梁先生太独特了，他不依附任何势力，他不趋新媚时，他没有留过学，没有上过大学，他既不属于现代也不属于传统，他不崇拜西方也不崇拜东方……这是一个直道而行的狂狷之士，是一个以思考为志业的思想家，是一个重视行动的仁者，一个相信轮回的觉者。在我们中国人利用一切思想资源来呼唤“精神独立、思想自由”、来追求自性、个性时，梁先生已经实践了一个世纪中国人的梦想。但遗憾的是我们仍绕过了梁先生。这不是梁先生的悲剧，而是我们浮躁社会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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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的一生是一部传奇。他只读过中学，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他在北京城出生成长，却一度举意过农家生活，并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他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却也不排斥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他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他的趣事名言无数：“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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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跟毛泽东同年，他的一生也跟毛泽东结缘。冯友兰在他去世后写的挽联说：“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直言。”上联即述其德业，下联则涉及到跟毛泽东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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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两人在北大教授杨昌济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的梁漱溟已是名人，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跟毛泽东谈中国的出路，半个月中毛泽东与他长谈八次，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毛泽东后来则称，“我同梁漱溟比较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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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国后，在毛泽东的邀请下，梁漱溟从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多次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毛邀请梁漱溟到政府里担任职位，梁拒绝后，毛仍照顾他的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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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常委会议的小组讨论会上，梁漱溟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这一被称为“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要求行“仁政”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认为中共比梁漱溟更懂农民，毛还说梁百无一用，“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有没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好处呢？没有。他起过义没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跟中共配合，打倒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呢？没有。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他这个人对抗美援朝这样的伟大斗争都不是点头，而是摇头。……”梁要求毛要有“雅量”，毛在会场上对梁极尽挖苦嘲笑之能事，梁不服，要求发言，但会场上几乎一边倒，有人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毛泽东以一国之尊给梁漱溟的结论是：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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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梁漱溟深居简出。“文革”中，他受到冲击，被抄家被打耳光，但他承受下来了。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海作为贺毛泽东的生日寿礼。这并不代表梁漱溟臣服了毛，他在人格上始终是平视毛的。他就事论事，“文革”尚未结束，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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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当社会流行骂毛批毛或否定毛泽东时，不少人希望听到梁漱溟的批评，90岁高龄的梁漱溟却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这话让很多人失望，但失望者很少想过，这是一个世纪长者的直言。如果真正的知识来自人生社会的总结，真正的见地来自历史发展的至痛经验，而非一时的感情、好恶以及书本上的学理或名相，那么对毛泽东这样的历史人物，梁先生的态度可能仍值得我们尊重，甚至是我们思考的基础或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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