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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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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梁先生一生,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如果走近梁先生,我们也许能够理解,梁先生最大的贡献在于他给我们示范了一种中国人格,这种人格在我们中国文化中最忽略求知的氛围中极为稀有,我们的社会总是轻视人的思想、压抑人的个性,我们自身也往往会背叛曾有过的多思多情、曾有过的自尊自强,转而依附,媚雅媚俗,随大流,与时迁移,梁先生却一以贯之地坚持了自己的思考人生,在时代变迁中直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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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在北京长大,受家人宠爱,到6岁时还不会穿裤子。他上了四所小学,学的都是初浅的知识。但他一旦开智启蒙,就开始了自我求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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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时,梁漱溟开始思考人生苦乐问题。他觉得自己的家境尚好,受父母疼爱,却常常苦闷不乐;而家中的女工,天天做饭、洗衣、干杂活,辛苦得很,却脸上常有笑容,并不觉苦。这种思考与佛学合拍,因此梁漱溟拼命看佛书,在佛学的殿堂里登堂入室。18岁时,梁拒绝父母为其订婚,19岁开始茹素,到30岁前一直想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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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学期间,梁漱溟崇拜年级低于自己的郭人麟:“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足以笼罩我。”梁尊称其为“郭师”,课余常去讨教,并将他的谈话整理成册,冠名“郭师语录”。被人讽之“梁贤人遇上郭圣人”。但梁漱溟却珍惜这一经历,他曾说:“我一向狭隘的功利思想为之打破,对哲学始知尊重。”梁崇拜的另一个人是同学甄元熙,甄鼓励他剪辫子,介绍他加入京津同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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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的这些异乎寻常的举动在外人看来荒诞不经,这一类的举动也几乎伴随了他一生。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这些言论,也曾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但考察梁先生行迹,我们可以肯定,他的这种言论,绝非出于狂妄,也非出于自恋,而是人格的自我期许,是对自我精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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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能够理解梁漱溟的非常言论背后自有达观的牢固基石。他信奉孔子的“仁者不忧”,因此他“乐天知命”。抗战期间,袁鸿寿先生在桂林七星岩请他吃饭,饭后在树下聊天,恰敌机在天上扔炸弹,袁鸿寿大惊失色,要躲一躲。“而梁漱溟则镇定自若,聊天如常。”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人到户外防震棚里避难,梁漱溟却安居不动。在居委会、家属的再三劝告下,最后才有几个晚上到寓所后门的草地上露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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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能够理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西方文化影响并支配中国上层知识精英之际,梁漱溟仍能够坚持自己的思考,并为中国社会提供有意义的知识产品。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表的重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极大的勇气批评新文化运动“向西走”的不对,宣称他就是要“向东走”。 在东西文化观上,他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各有所长。他不是打倒孔家店,或把中国经典悬搁起来,而是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就是说,他没有把人类文化的经典选择性利用,而是把它们都作为自己思考的基础。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要么欠缺西方知识、要么排斥中国经典、要么对佛教文化想当然,甚至不少人以为只有科学或西方社会学科教授的,才称得上知识,其他不过是野狐禅、无用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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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共激烈冲突之际,梁漱溟发表了《中国文化要义》。基于他对中国社会实际的观察与研究,他提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缺乏阶级的分野,以此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张扬自己多年来进行的乡村建设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这也同时代流行的阶级斗争思潮和运动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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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思考和人格都是孤标独举。因此,当1953年的那次大会,他出于善意为中共建言,说现在的工人和农民有九天九地之差,过去农民和共产党是亲如一家人……引起了毛泽东的批判。毛泽东说:“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梁漱溟在众目睽睽之下向毛要雅量,这自然被人视为狂妄,犯颜,但梁坚定地要求毛泽东表态:“如果有,我将一如既往地尊重您;如果没有,您将失去我对您的尊重。”毛说,我不给你这个雅量。结果,梁先生就被赶下台,从此靠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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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丝毫气馁,他仍自尊自重。两年后的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他的儿子梁培恕回忆,这年初夏,父子两人逛北海公园,梁漱溟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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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底,中共批林批孔。在政协学习会上,人人要“表态”,梁一直沉默不语。最后迫不得已,梁作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即席讲演。在众人追问他对“批林”的态度时,他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从而引起对他的大规模批判。1974年9月23日,对梁历时半年的批判会告一段落时,主持人询问梁对大家批判他的感想,梁脱口而出:“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释。梁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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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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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是一个特立独行之人,他的独特被一般人目为“怪人”,被视为迂阔、率直、狂妄,不通世故,但他并非不近人情。相反,他是一个极富同情心、胸怀极为宽放的人。他是一个从不遮蔽自己天良的人,也不是为了活给别人看的做秀者。他终生不坐人力车,因为年轻时碰见一个老人拉着人力车,内心感到痛楚难忍。他信佛,从青年到老一直吃素,但是,“他没有礼佛行动,从来没有去寺庙烧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长子梁培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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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20年代在北平,梁漱溟讲演《人心与人生》,要听众付费,听者每人一元。这个主意是梁漱溟自己想的:“是真想让人来听,或因花过钱而注意听,否则不免有人随便入座并不真有兴趣听。”但他又主动关心那些没钱的学生,后来成为哲学家的唐君毅,因故没听,就收到梁漱溟托别人带给他的五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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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好布施,他自己花销少,却经常接济有困难的人。他的方式很独特,送的钱不要还,但借他的钱必须要还。一位友人忘记归还,他竟前去索债。他的观点是“可以与,可以不与,与伤惠”。梁提醒已摆脱困境者还借款,目的是给另一些仍在困苦中的友人雪中送炭。他跟萨空了合作办报,给萨空了定的薪水比自己高,因为萨有家室之累,而自己的薪水虽低,却仍从中拿一部分资助萨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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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从父亲梁济那里受到了良好的熏陶,自杀的梁济那种“道德理想和卓立精神”让他十分推崇,他对自己的两个儿子的教育也同样可圈可点。像父亲一样,梁漱溟也很注意培养儿子们的个性。他对长子培宽有“多年父子如兄弟”之谊。梁培宽回忆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他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一次梁培宽考试得59分,曾拿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漱溟长年为社会奔走,居无定所,无睱顾及家庭,两个儿子寄居亲戚家,他就要求长子培宽多带带弟弟培恕,让培宽“研究研究恕之受伤或受‘病’在何处,当如何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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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的家信是温厚的,他关怀、培养两个儿子的人品与学业。“两人之自传均阅看。宽儿所做虽不甚好,尚清爽简洁,但开头一句无主词,在文法上是不行的,或漏去一‘我’字耶。恕所作太简短,总是因为他对所作之事无兴趣之故,勉强他多写怕也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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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的宽放教育贯穿始终,他的教育显然是成功的。1944年梁漱溟再婚时,培恕不愿意接受后母,抄一首写孀妇的诗“故人恩义重,不忍复双飞”给父亲看。梁漱溟看后点点头,就算父子交换意见了。梁漱溟谆谆告诫子女“不要贪”,“不仅贪图的事不应做,贪图的念头也不要起”。他把“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当作家训,这在两个儿子的身上得到了传承。培宽、培恕一生不喜出头露面,为人低调,不趋时媚时。因此,他的两个儿子在历次运动中没有遭受太多的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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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先生晚年,苦于络绎不绝的访客,为健康计他不得不亲自书写“敬告来访宾客”的字条。上写:“漱溟今年九十有二,精力犹衰,谈话请以一个半小时为限,如有未尽之意,可以改日续谈,敬此陈情,唯希见谅,幸甚。”有心人看出,那“一个半小时”的“半字,是后来加上去的。所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赵朴初则说:“观之俨然,即之也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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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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