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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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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亚大陆上，扶南在当时似乎已经崛起为最强大的国家，同时控制了马来半岛东侧的许多地方。因此，对于要通过泰国湾的贸易而言，扶南构成了一个无法绕过的中转站。至少，曾经记载过扶南朝贡使团的中国文献指出了扶南的枢纽地位。此外，这个国家的音乐也深得人心。大约在3世纪，东吴甚至还建立了一个专门机构来维护相应的歌曲，这也许暗示，南方很早就被视为富有异域情调的地方了。不久以后，我们在许多著作当中都可以清晰地辨认出对异域风情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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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南的崛起显然不仅仅要归功于贸易，同时也得益于其优良的农业基础。在湄公河三角洲及以西地区，人们发现了大面积灌溉系统的遗迹，通过其设施和成功的经营方式，可知当时存在着先进的组织形式。在今越南和柬埔寨交界处的海岸喔㕭（Oc-eo）发现的丰富文物也来自这些遗迹，其中不仅出现了有不同来源的物品，甚至还有罗马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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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林邑等地一样，扶南也规律性地受到印度商人及僧侣的造访。他们不仅带来了印度洋流域的货物，还传播了印度的思想和艺术。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看见了那个常被称为“东南亚印度化”（Indisierung Ostasiens）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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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无法知道印度元素如何被当地精英吸收，又如何与各种本土文化融为一体。与此相关的论点很多，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影响力巨大的商人与当地王侯之女通婚，促进了文化桥梁的构建。把扶南和印度南部联系到一起的著名的孔丁雅（Kaundinya）传说①就属于这类。另外，据中国文献，可知东南亚的统治者们有时会有印度头衔，可见必定是异域思想渗透了当地宫廷。据此，东南亚部分地区的仪式和宗教之“印度化”，往往出自当地王侯的邀请，他们试图借助外来象征让自己的地位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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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历史学家甚至声称，在接受了印度的影响之后，东南亚的政权构建过程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尤其是在扶南国。其他人则将政权的构建推移到更早的时代，或者正如上述记载，认为东南亚最早的政权出现得更晚。相关标准各不相同，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主要是广泛的海洋贸易联系以及各统治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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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世纪，曾经战胜了许多邻国的扶南国由于内部因素而遭到削弱。根据某一种观点，扶南的衰弱使马来半岛上的许多小地方得以在一段时间内承担了扶南的媒介功能。其后果便是远洋贸易向南方退避。但晋朝之后相继统治中国南方的刘宋、南齐、梁、陈四朝史书又经常提到作为纳贡国的扶南，只是在这桩“生意”上，扶南的相对位置其实已经失去了其重要性。约公元6世纪，扶南被其西北邻国真腊征服。关于真腊，我们还将再度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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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与中国之间：林邑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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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扶南使节之外，抵达中国南部各大都市的当然还有他国的官方使团：古老的林邑、爪哇、苏门答腊岛和马来半岛、盘盘，甚至还有斯里兰卡和其他遥远地区。公元420—589年，也就是晋朝末年到隋统一中国之初，记录在册的这类使团达到约一百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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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林邑之外，大多数遣使的国家历史都鲜为人知。但有一些笼统的说法：盘盘大概位于马来半岛北部，靠近典逊国，凭借横穿马来半岛的陆上交通而获利。据说它还与今天缅甸的许多地区有接触。狼牙修和赤土国的位置更加靠近南方，很可能因为扶南的暂时削弱而成了赢家。正如方才所述，在大多数例子中，我们可以证明印度影响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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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邑受印度影响尤甚。因此，印度历史学家认为，这一区域属于印度的分支。但是林邑并不总能抵御来自北方—由中国管理的交趾—的压力，这个事实就使印度的角色相对化了。公元446年，当时统治中国南方的刘宋向占婆地区派遣大军。林邑在其北部边疆引发了过多的军事冲突，据说系林邑所犯的劫掠事件也过多。刘宋如愿地征服了林邑，导致后者在之后数代都陷入对中国的各种附庸关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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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着中国对已有“体系”的介入，但原先的猜想仍旧是正确的，即印度商人为东南亚各地的长距离贸易做出了巨大贡献，哪怕林邑当地以及东南亚的文献对此并没有什么具体记载。尽管我们所获知的大多数细节均来自中国历代史书等文献，中国历史学家在上述内容的评论上却恰恰是比较谨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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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也是中国的著作在说到东南亚各地时首先使用了“国”这个表述，在德语中约可译为“Staat”（国家、政权）。这一切都指出，同时代的记载具有某种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似乎正是想要传递一个信号，即有些地区已经表现出了较高的发展水平。自然，这同时也透露出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极端一点说，因为中国完全没必要夸张自己的角色来贬低他者。随着朝贡交易的制度化，双方之间的关系已经理顺，这就够了。显然，人们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理解：面对中国南方表现出来的完善的经济和行政结构，东南亚根本没有任何相应之物可与之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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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内容使人思考，中国在东南亚沿岸地区的影响完全有可能比人们今天以为的要大。但这个事实究竟如何作用于航海，至今仍不清楚。即使考古证据也不能在这里进一步帮助我们。往来于中国和东南亚的大多数远洋贸易商人究竟来自何方？是来自中国，还是更可能来自其他地区？资料中一再提到的所谓昆仑船，究竟有多重要？这是对所有外国船只的统称，还是专门指代“马来”船舶？进贡的使团是和很久以后那样随中国船只前往中国，还是使用自己的船？经过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有了大范围的扩展，其原因又有哪些？是中国对于“异域”货物不断增长的需求刺激了商贸（正如上文所述），抑或更多是因为东南亚人自身进口中国和印度商品的愿望造成了贸易的繁荣呢？我们并无数据可供参考，因此也永远不会有精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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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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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佛教的“推销”再次颇受欢迎，因为其传播范围已经超出了中国，不仅在北方，在南方也是如此。这意味着中国与印度之间存在宗教交流，这种交流也通过东南亚进行。许多佛经的文本也证实了这种联系。许多经陆路或海路从中国去印度或斯里兰卡的旅行者，其名字也广为人知。他们跋涉的目的始终如一：为了获得精神上的体验，并寻找值得译成汉语的新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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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西行朝圣者中，有一个名字尤为突出：法显。他留下了一个文本，概括了途经各地的重要资料。文中除他的个人经历外，还有对当地传说与习俗的观察。法显的西行始于中国西北。公元408年前后，他已经在印度东部（天竺）了。他在天竺的恒河地区驻留过多地，随后前往斯里兰卡，在那里度过了很长时间。最终，法显经海路返回中国，毫发无伤地抵达了山东沿海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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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虽然法显的记载非常详细，但却从未明确说过自己在斯里兰卡有没有遇见国人。据说他在东南亚“国家”耶婆提（Yepoti）待了五个月，但在关于该国的简述中，他也未提到过任何中国人。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中国船只的活动半径局限于南海到马来半岛这块地方。但法显的记述一直存在争议。比如，我们至今不知道耶婆提国究竟可能是哪个地方。人们考虑过许多可能性：从苏门答腊岛到爪哇岛，或者从狼牙修到加里曼丹岛的西侧。另外，和法显同行的人是谁，载他回来的船只又属于何处等问题也同样未有定论。而且人们对法显所选择的路线也各有阐述：一种观点认为法显曾取道新加坡海峡和台湾海峡，另一种观点则相信他经巽他海峡和台湾东侧迂回的海路渡过广阔的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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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往来于印度与中国之间的船舶而行的僧人，除了法显之外，还有他人，比如据推测来自中国西北的智严，以及昙无竭（法号法勇）。法勇和法显一样，回程时才决定乘船。有时，非中国人也会利用更快捷的海路出行。我们知道曾有一位来自克什米尔②的求那跋摩（Gunavarman）③。他从爪哇来，先去广州，然后从广州继续北上。6世纪中期，又有印度僧侣真谛（Paramartha）④多次渡海来华；他到过许多地方，其中就有广州和福建的梁安⑤。后世也有类似的信息，但也出现了带着新名字和新内容的其他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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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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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说，从东南亚或者经东南亚流向中国的商品，或者反方向的货物与从前并无区别。香料、宝石、珍珠、贵重木材、鸟羽、药材运往北方，陶瓷、丝绸和其他手工制品运往东南亚。此外，贵金属的作用也变得愈加重要。总体来说，商品交易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奢侈品。关于廉价原材料与基本食物运输的内容几乎无法在文献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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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相比之下，中国文献中偶尔提到过马匹的运输，这引起了笔者的关注。这证明了当时先进的后勤保障技术，但当然也提出了关于这些进口牲畜的来源的问题。对后来的时代而言，可证实相应的供货记录来自云南和广西交界到交趾一带。因此，这些区域可能在公元后的第一个世纪就发挥着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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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看，值得注意的还有对产自遥远西方的商品的记录，比如珊瑚。大秦（最初指罗马帝国的东部地区，后来扩展到两河流域和小亚细亚）就曾与珊瑚的捕捞有关。最后，圣物也曾往中国方向迁移。甚至还有用于建造佛教神龛的零星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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