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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世纪开始，在亚洲海域的两端，关于航线、航海技术、陌生国家和地方的知识发展得尤其迅速。这在大量文献上记载得很清楚。不仅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已经被时人很精确地认识，而且瓜达富伊角以南的东非海岸也日益得到航海者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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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通过中亚的陆上交通只是周期性开放，但这并不意味着海上贸易受到了这种情况的影响。更确切地说，东西方各大强国，尤其是唐朝、萨珊王朝和阿拔斯王朝，发展如此活跃，以至于来自这些国家的需求推动了陆上运输和海上交通。但从8世纪开始，唐朝逐渐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于是海运的重要性日渐增加。这里似乎发生了一种有利于海上航线的替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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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中国，制度性因素更有利于海上交流。外国人不仅在这里，还在大航路沿线的其他港口定居。因此，散居聚落的“网络”更密集。这间接指向一些更复杂的贸易组织形式，其前提是货币和货物更快的流通速度，当然肯定还有更完善的信息。远途贸易变得更加可控，使各参与者之间的协商以及各地在一定程度上的分工成为可能。最后，外国人也似乎越来越多地在各种“本土文化”中看到了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但这在更晚的时期里才能观察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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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印度化”在东南亚的许多地区不断向前发展。除当地精英外，僧侣、朝圣者和商人都是其最重要的载体。佛教（此处是受中国影响的佛教）的进一步传播触及了东北部海域，即黄海和东海。日本和朝鲜受到了中国的巨大影响，其间，佛教圈子发挥了核心作用。和印度与东南亚之间的海上关系一样，在这些地带，宗教和贸易进入了某种共生关系。很可能还存在互相竞争的佛教组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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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一个平行事件，是伊斯兰教依托海洋开始扩张。西亚各海洋沿岸的多个地方，以及东非海岸的某些区域，都从这个过程当中受益匪浅。在东亚和东南亚，波斯商人是伊斯兰化的先行者。但这个泛称的背后有时也隐藏着非穆斯林，尤其是在萨珊王朝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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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三佛齐的崛起也对东南亚海上贸易产生了影响。在9世纪，当唐王朝开始进入“衰落时期”，三佛齐似乎真正变得更加重要。一个位于马来世界的王国在国际上占据了如此核心的位置，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印度的发展又与此不同：在那里，多个“中等重要”的国家共同参与了海上交通，我们很难把主导地位归于某一个政权。唯独斯里兰卡，由于它毫无遮蔽的地理位置，能够引起特别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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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考古的面貌颇有特点，伴随着一个与众不同的现象：中国陶瓷的扩散。来自唐朝的物品主要发现于海湾地区。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货物的大多数是随着印度、阿拉伯等地的船只来到西方的。此外，中国还使丝绸充满了亚洲市场。其他货流基本没有改变，可以说确实形成了名副其实的长时段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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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某个权威性的评价，亚洲海域从7世纪开始融合，逐渐生成一种合一的整体结构，尽管出现了一些稍有变化的预兆，但它仍旧在略微改动的基础上延续了当时已经为人熟知的区域划分方式。这个过程背后的驱动力更多的是不同因素的共同作用，而不一定像一般认为的那样，是穆斯林的航海活动，其中强盛的唐王朝的作用尤其重要，此外还有印度佛教的元素，普遍层面上还有知识和技术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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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即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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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根据《新唐书》记载，此人是唐朝广州都督路元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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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又译哥罗、古逻或古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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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应是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恭御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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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中国古称戒日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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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印度中西部兴起的民族，意为“王族后裔”，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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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10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哲人，被誉为“阿拉伯的希罗多德”，著有《黄金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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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10世纪阿拉伯旅行家，据说于953年将穆斯林航海家的记录编纂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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