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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展示了宋朝某些城市和它们在高丽的“合作港口”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已被考古发现证实。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交往也是如此。除了织物以外，宋还出口铜和铸币，这些货物不仅到了朝鲜，也到了日本。它们在当地被熔化，从而被加工成金属，别做他用。虽然流向日本的铸币无法量化，但中国曾经出现限制铸币流出的政策。此外，一度流行过一种说法，称铸币的流出对日本非常重要，却不利于宋朝，因为日本新兴的国内市场需要支付手段，而中国的铜价却存在间歇性上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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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宋朝陶瓷工业繁荣，朝鲜和日本还得到了中国的瓷器。经过大海，中国手工工场的其他产品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也传到东方。从日本流向中国的有金银、轻武器、手工艺品，甚至还有硫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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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东海两侧的经济发展都很好，但造访宋朝大城市的日本使团却很少。日本的官方似乎对一切外来者都采取了一种拒斥的态度，不仅对宋朝，对高丽也是如此。双边关系的紧张使日本和高丽之间的遣使活动一再陷于停滞。而且日本南部的海盗袭击对当时的形势而言，可谓雪上加霜。我们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攻击，女真在建立金朝之前，曾沿着朝鲜半岛东海岸渡过日本海，袭击九州。这次攻伐即1019年的“刀伊入寇”，日本方面有时也将其归罪于高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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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事件并不影响民间贸易。定期从明州等港口前往博多港的大量中国旅行者都留下了姓名，甚至更靠近北方的一些地方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早在11世纪，从本州岛西侧到若狭湾（Wakasa）的多个海岸段就经常有人登陆，其中甚至还有来自朝鲜的船。有些中国人还在九州岛的沿海地区定居，住在所谓的“唐坊”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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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朝迁都之后的艰难岁月里，民间贸易往来虽然似乎亦受其害，但1150年以后，在日本镰仓时代（1185—1333年）到来之前，民间交流再次变得重要起来。中国船只航行在日本内海。该海域指本岛和四国之间的狭长海域，以许多小岛和海湾而著名。13世纪，人们甚至还为了贸易而在这里建造了一座人工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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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引人注目的是，更多日本船只抵达了中国，因此交流不再像北宋时期那么单调，在北宋时，中国人似乎是交流的唯一载体。和在早先的时代一样，从日本来中国的仍是僧侣和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人，他们来华是为了在宗教事务上学习知识。因此，中国的思想继续涌向日本，在那里促进了新的法门与宗派的形成，尤其是丰富了佛教。这些以宋朝作为典范的杰出创造甚至还惠及了日本艺术，我们只消举出绘画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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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宋朝和日本之间的交流密度是否较唐朝更低，在学界历来有争议。但显然更重要的是，和经过东海的各种海上关系相伴生的文化活力（kulturelle Dynamik）和以前一样，仍旧涉及朝鲜半岛。朝鲜继续吸收中国的文化元素，同时融入辽金传统，然后一如既往，在时间上有所迁延地将其传到日本。可见，朝鲜仍然发挥着古老的桥梁作用，不过倒是有一个区别：宋朝和朝鲜之间几乎所有的联系都是通过海洋进行的，而这在唐代并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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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的蒙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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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蒙古人的进军，东北亚的形势将发生剧烈的变化。由此，我们也进入了始于13世纪初期的一个新时段。宋朝低估了蒙古人这支北方新势力，支持他们削弱金国。最终，蒙古灭金（1234年）。随后，他们向山东挺进，直抵渤海地区。于是，华北沿海地区处于蒙古的控制之下。这段时间前后，朝鲜也多次受到攻击，虽然高丽政权进行了艰苦的抵抗，但工商业和交通势必受到政治军事状况的影响。这反过来既妨碍了南宋与朝鲜之间的贸易，也影响了两国和日本之间的商贸往来。但是，蒙古人占领朝鲜有一个好处，它使1260年前后在朝鲜和日本海域岛屿和沿海地区的强盗袭击事件显著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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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节选。文本记载了13世纪晚期蒙古与日本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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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朝鲜之后，蒙古人把目光投向了宋朝的疆土和日本。13世纪50年代，他们首先突破云南，征服大理，以便随后进攻今天越南地区的北部。此时的宋朝已在陆上遭到围困，不得不忍受涉及北部沿海部分地区的数次打击。不久以后，忽必烈即大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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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266年开始，蒙古统治阶层愈加努力，他们想让日本称臣，其间朝鲜曾多次参与外交策略。不过这些倡议都失败了。同时，宋朝对抗蒙古的战争仍在进行。在此期间，忽必烈建立了元朝（1271年）。两年之后，蒙古人已屯兵朝鲜海边的济州岛。此后不久，蒙古人第一次攻伐日本（1274年），据说投入了大小船只共九百艘，并伴有大量登陆的军队。他们从朝鲜入海，进攻对马岛和壹岐岛，到达九州之后，毁坏了今天长崎县的部分地区。最终，双方在博多港爆发了一系列决定性的战役，但其结果颇有争议，特别是蒙古人的撤退出人意料，大概是由于后勤保障无法跟上。因此，更糟糕的境况没有降临在日本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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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数年，蒙古军队再次深入南方。虽然宋朝拥有当时非常先进的军队，但已不再能够应付作战极为灵活的蒙古人。城市逐一失陷，先是南京，然后是宋都杭州，随着对大都市的占领，蒙古人也夺取了富饶的浙江沿海地区。不久以后，南方各省沦陷。最终，靠近今天澳门的地方见证了最后一场大战，这场战役的悲壮过程一再为后世不同的故事提供了素材。此时的忽必烈终于认为自己有能力作为宋朝的后继者入主中国了，随之而来的是蒙古统治者九十年左右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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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日本为了应对蒙古人可能发动的另一场攻势，已经做好了防备，但暂时斟酌的反击高丽的决策终未落实。不出所料，忽必烈非常积极。由于元朝几乎控制了全中国的海岸，而且接管了宋朝的部分海军，所以能够为再度出征日本而武装起两支大型舰队。其中一支仍旧从朝鲜渡海，另一支从浙江入海。据文献记载，参与此次军事活动的有数千人，其中包括许多汉人。具体数字并不清楚，关于许多其他细节的记载也多有抵牾，但这些在这里并不重要。与在中国的陆战不同，这次进攻又没有达到目的。入侵的军队损失不小，许多船只丢失，于是日本再次避免了被蒙古人占领的命运。遭到进攻者蹂躏的只有朝鲜和九州之间的一些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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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入侵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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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和日本的第二次战争（1281年）还带来了其他后果。忽必烈对不利的战事大失所望，因此继续施压，威胁发动第三次袭击。因此，日本不得不进行额外的防备，与之相伴的是内政改革和经济负担。冲突的另一个后果是来自中国南方的一支分遣队被俘，留在了日本。长期以来，这些人似乎直接或间接地为后来的中日贸易交流关系做出了贡献。第三个后果与神话构建有关。很快，蒙古人的两次败退被归功于神助，因为据说风暴导致入侵的船只葬身大海，保护了这个岛国。很久以后，对这些事件的神化变成了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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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13世纪，根据历史流传的一种传统，第二次进攻日本失败后不久，蒙古人占领“琉球”地区的企图也破灭了。尽管意见不一，但当时所称的琉球，大概是指台湾而非琉球岛链。这两个地区在海上贸易方面还未拥有重要地位，但有时却维系着与福建和日本之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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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总体而言，蒙古舰队出征的规模非常庞大，但我们关于事件过程的认识却少得可怕。不过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在远东，征募如此巨大的舰队的行为是史无前例的。显然，文本记载的数字有很大的夸张，但通过它，我们可以猜到相应的防务花费之巨。占领中国大陆海岸线之后不久，蒙古人就有能力使用当地的船坞和其他生产点，并系统化地利用宋朝留下的民事和军事遗产。这不仅表现了蒙古人非凡的组织天赋，而且从以后的发展来看，也证明了宋朝经济杰出的生产能力，因为如果没有合适的基础设施遗产，蒙古人可能无法规划他们的海上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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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治下的沿海贸易和海上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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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在日本第二次被击退之后，东北亚很快又回到了它古老的节奏之中。虽然各地仍有针对占领者的激烈抵抗，但不久以后，中国的文献就记载了日本和被蒙古人占领的东亚大陆（包括朝鲜）之间的商业交流。此外，佛教僧侣再度来华，日本的宗教和知识精英再次从中国的思想中获得灵感。在这个过程中，泉州（替代了明州，即今天的宁波）和博多港成了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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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层面，元朝多方位地沿袭和修订了宋朝引入的制度和机构。其中包括前身可以追溯到唐朝的市舶司。在新朝统治下，市舶司的任务依然是为到港船只办理海关手续。东海覆盖区域的相应机构设在上海、泉州、杭州、澉浦和温州。元朝的另一个特点是国家尝试管理贸易达数十年之久。在这段约从1285年持续到1320年或1325年的时期，许多商人或多或少被迫为国家服役。直到后来，规定才发生松动，这符合私营经济的利益。一些海上商人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开拓了广阔的贸易网络，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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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东海和黄海周边状况的“巩固”还带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发展，这种发展在13世纪末变得逐渐清晰。蒙古帝国的首都大都，或称汗八里，位于并不富饶的北方，因此需要从南方运来食物以提供补给。但国内道路不足以保障必要的交通。于是，国家改善了沿海交通，使食物可从长江下游的产地到达山东，再从山东进入渤海地区。为此，特殊的管理机构和激励体系应运而生，这套机制旨在鼓励生产者和商人致力于服务异族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