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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5年前后吴哥城的船只形象，柬埔寨。桨、锚和多块席垫构成的船帆说明这很可能是一艘中国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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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占婆的角度来看，呈现出来的是另一番局势。交趾是进入今天的云南的门户，它从云南购入的马匹也为占婆所需。要尽可能地遏制交趾，必须南北钳制。这为占婆进攻其西部邻邦真腊提供了必要的余地。为了保住自己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占婆改善了往中国进贡的交通条件，也推动了和泉州、广州及其他地方商人之间的交流。正如后世所知，它还和更远的南方地区保持着联系。即便在文化层面上，占婆也多姿多彩：和晚唐时期一样，它仍旧被纳入穆斯林的贸易网络之内，而其朝廷则更倾向于维护来自印度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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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与占婆接壤的高棉。高棉很少和宋朝宫廷有交流，但和占婆一样，也常有中国商人造访这里。12世纪初，真腊经历了一次文化繁荣，著名的吴哥寺庙建筑群就产生于这段时间。同时，它与其他地方的关系也很活跃，包括某些遥远地区。若干证据表明，真腊和印度南部的朱罗王朝之间存在跨越孟加拉湾的“政治”和文化交流。在某种程度上，真腊由此在其东部邻邦和一些在它看来位于远洋的海洋地区之间发挥着一种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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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半岛东侧，11—13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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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汉语文献记载，在更靠近南方的马来半岛上，有登流眉（写法不一）等地，半岛最南端是佛罗安。这些地区和宋朝很少有官方联系，但它们之间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流却非常活跃。自12世纪起，中国的许多民间商人可能也经常涉足这些地方。但这些地方和我们今天熟悉的地区之间如何对应，仍旧存有争议。常有人认为，登流眉和单马令（Tramlinga，位于那空是贪玛叻附近）是同一地点，但文献中也有其他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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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考古学让我们对该区域的历史有了额外的了解。引人注目的是，来自10—11世纪的中国陶瓷很少出现在马来半岛上。到了12世纪，这种情况有所改变。那空是贪玛叻附近和塞丁普拉的发掘地证实当地深受中国影响。此处出土的物件产自浙江、福建和广东。在当时的贸易中，这块今属泰国的土地必定发挥着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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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马来半岛东侧是否在“政治上”受到外界控制，何时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受到控制，至今仍不清楚。根据文献和文化遗迹（大多来自佛教）当中模糊的提示，人们对可能来自真腊、斯里兰卡和缅甸的影响有过多种猜测。即使核心地带位于苏门答腊岛的三佛齐，也有可能暂时把马来半岛东岸纳入羽翼之下，但确凿的证据仍告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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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那时的阿拉伯地理学家极少谈及今天属于彭亨（Pahang）、登嘉楼（Terengganu）或泰国东南部地区的具体情况。关于穆斯林商人在孟加拉湾的活动，在占婆、海南及泉州的西航路分段上的活动等已有确证，但这两处之间区域的更详细信息还有待发现。也许很久以来某些群体就一直在避开这片区域，但这也可能是一种谬见，因为正如上文所述，碑铭材料很好地证明了此处存在活跃的对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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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齐和爪哇，11—13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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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世纪末和11世纪初，三佛齐和从前一样，是马来半岛南端和苏门答腊岛上的强国。宋代文献提到过该国的数个朝贡使团。此外，在中国某些港口和三佛齐之间，还存在多层次的半官方和民间交流。有时，有人猜测，三佛齐的目的是巩固与中国的亲善关系。尤其是在公元1000年之后不久的那段时间，有迹象表明当时的三佛齐附近地区存在复杂的敌对关系，北方的吴哥、东方的爪哇和西方的朱罗王朝都对其怀有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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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危险的显然是朱罗王朝。1025年，据说朱罗王朝从印度南部出发，进攻和劫掠三佛齐，攻下数座重镇。其证据主要是印度南部的一则碑文。如果冲突确实是以这种形式爆发的，那么对于其中的细节，我们至今还有许多不明之处。1068年或1069年前后的另一次进攻也同样迷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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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中国的记载指出，这次行动并未动摇三佛齐在“东方”和“西方”贸易之中的关键地位。因为我们仍然频繁地听说世界各地的商人涌向苏门答腊岛，也曾耳闻中国人在那里维护船只，有些人甚至长期居留于此。在13世纪初期写作的赵汝适甚至还提到了几个据说当时均依附于三佛齐的地域。其中就有彭亨、吉兰丹（Kelantan），还有上文提到的佛罗安，以及马来半岛上的其他地方，更远的有新拖国（也许是巽他及巽他海峡）、苏门答腊岛北方的南巫里，甚至还包括遥远的斯里兰卡！显然，我们在使用这份清单时仍需谨慎，因为这些地名大多无法被当地文献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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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世纪末开始，就在朱罗王朝发动进攻和三佛齐周边形成紧张局势的同时，爪哇东部也日益变得重要。世纪更替之前，爪哇和三佛齐之间还爆发过一次短暂的冲突。11世纪初，据说爪哇国王艾尔朗卡（Airlangga）趁三佛齐一时之虚，征服了相邻的巴厘岛，并以此巩固了自己在和马鲁古群岛进行香料贸易时的地位。但艾尔朗卡死后（1049年），其王国一分为二，直到1222年，东爪哇才再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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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转移似乎丝毫没有改变跨区域贸易流的结构。和从前一样，三佛齐和爪哇岛沿岸地区直到13世纪都与中国和印度洋周边地区保持着活跃的交流。即使当时，唐代就在流通的商品依然从东方流向西方，从南方流向北方。直到13世纪末，这种“平衡状态”才被北方不断扩张的泰国和东方的爪哇打破。这似乎明显地削弱了三佛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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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航线和蒙古人对中国南方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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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理解事件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必须回到中国南部的沿海地区。当元朝军队挺进到福建和广东时，许多地方几乎不战而降。许多大城市在易主之后没有经受较大的损失，泉州就是其中之一。这得归功于泉州的穆斯林商人，尤其是身居高位却叛宋助元的蒲寿庚。蒲氏另择新主，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时势。当时，蒙古政权已经控制了西亚的广阔地带，甚至包括伊朗地区和两河流域，并委任许多穆斯林为官。因此，身居泉州的外邦人估计，自己若改变阵营，将有很好的机会存活下去。尽管13世纪80年代朝廷曾多次颁布反穆斯林的上谕，这种算计也并非全盘皆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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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中部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形。直到最后，广州都被战争肆虐，因此饱受蹂躏，以至长期未能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这同时也影响了对外贸易。虽然此后数年之内，广州也进行了重建工作，而且和泉州一样，设立了相应的官职来督管海上交通，但许多之前定居广州的外国商人却退居福建，其中大部分撤往泉州。此后，广州在贸易上的地位便位于泉州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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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地位转移即便并非受到多种状况的推动，也至少与这些状况伴生。首先，东亚大陆上的大帝国对福建和福建对面的台湾岛表现出了兴趣，元朝还暂时在澎湖列岛设置了前哨。其次，在宋代，沿着年轻的东航路前进的船只大多只航行到棉兰老岛，而此时，航行的范围扩大了。文献开始记载苏禄群岛、苏拉威西岛的克拉巴地区、马鲁古群岛、班达群岛，甚至还提到了面积较大的帝汶岛。世界上最早简短地描写上述地区的是自称游历极广的汪大渊（1349/13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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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汪氏的著作和另外一部残篇《南海志》（1304年）当中可知，那个时代的地理学家所遵循的是与其先辈不同的空间概念。东航路沿线各地被归于“小东洋”和“大东洋”之下，西航路沿线则是大小“西洋”。东洋与西洋的边界大致与新加坡海峡及苏门答腊岛处于同一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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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归根结底由航线引出的对东南亚海域的划分，说明上述地区之间产生了某种等值性，也就是说在蒙古人治下，年轻的东航路变得相对重要。这恰与下述考虑相符：在传统的西航路沿线，贸易交通暂时受到了军事行动的干扰，因此泉州商人致力于开发更东边地区的新市场。由于其中某些商人是穆斯林，也就为伊斯兰教在“苏禄区”（Sulu-Zone）③内部的逐步扩散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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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末西部航道沿线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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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宋亡之前，蒙古人就由北向南横跨了四川，向云南地区的大理国和越南北部的安南进发。针对安南的行动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从1282年起，元军加强了对安南南部邻国占婆的攻势。数百艘战舰被投入使用，它们在西部航线上穿梭。占婆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并且向遥远的阇婆（现在的东爪哇？）寻求支援，因此战争比设想的要持续更久。直到1289年前后，双方才达成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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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以后的1292年，插有蒙古旗帜的大型舰队驰抵越南南端海域，从那里穿过加里曼丹岛，前往爪哇。参与的船舰据说达数千艘之多。但最终登上爪哇岛的军队却没有取得预计的成功，导致这场战事迁延日久，舰队不得不撤回泉州。整个行动要求频繁的补给输送，这可能影响了以往用于商业的西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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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舰队南下占婆和爪哇之前不久，或在南下过程中，东南亚的其他地区已经受到数次危机的影响。这些事件也许已经一度使稳定的贸易区域陷入动荡。比如，日益强盛的素可泰（Sukothai）军队从泰国核心地带出发，进攻真腊、蒲甘（Pagan）和马来半岛北部，可能还抵达了今天新加坡附近的单马锡（Tumasik）。爪哇国王艾尔朗卡的一位继任者克塔纳伽拉（Kertanagara）向苏门答腊岛派遣了军队。因此，三佛齐自视多年腹背受敌。不久之后，三佛齐等地就向蒙古宫廷派去了官方使团，以求得到快速的援助。此外，和阿鲁、南巫里同在苏门答腊岛北部的苏木都剌－巴赛（Samudra-Pasai）也发出过自己的声音，并遣使至元大都（1282年），以求蒙古人垂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