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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齐和爪哇，11—13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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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世纪末和11世纪初，三佛齐和从前一样，是马来半岛南端和苏门答腊岛上的强国。宋代文献提到过该国的数个朝贡使团。此外，在中国某些港口和三佛齐之间，还存在多层次的半官方和民间交流。有时，有人猜测，三佛齐的目的是巩固与中国的亲善关系。尤其是在公元1000年之后不久的那段时间，有迹象表明当时的三佛齐附近地区存在复杂的敌对关系，北方的吴哥、东方的爪哇和西方的朱罗王朝都对其怀有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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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危险的显然是朱罗王朝。1025年，据说朱罗王朝从印度南部出发，进攻和劫掠三佛齐，攻下数座重镇。其证据主要是印度南部的一则碑文。如果冲突确实是以这种形式爆发的，那么对于其中的细节，我们至今还有许多不明之处。1068年或1069年前后的另一次进攻也同样迷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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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中国的记载指出，这次行动并未动摇三佛齐在“东方”和“西方”贸易之中的关键地位。因为我们仍然频繁地听说世界各地的商人涌向苏门答腊岛，也曾耳闻中国人在那里维护船只，有些人甚至长期居留于此。在13世纪初期写作的赵汝适甚至还提到了几个据说当时均依附于三佛齐的地域。其中就有彭亨、吉兰丹（Kelantan），还有上文提到的佛罗安，以及马来半岛上的其他地方，更远的有新拖国（也许是巽他及巽他海峡）、苏门答腊岛北方的南巫里，甚至还包括遥远的斯里兰卡！显然，我们在使用这份清单时仍需谨慎，因为这些地名大多无法被当地文献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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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世纪末开始，就在朱罗王朝发动进攻和三佛齐周边形成紧张局势的同时，爪哇东部也日益变得重要。世纪更替之前，爪哇和三佛齐之间还爆发过一次短暂的冲突。11世纪初，据说爪哇国王艾尔朗卡（Airlangga）趁三佛齐一时之虚，征服了相邻的巴厘岛，并以此巩固了自己在和马鲁古群岛进行香料贸易时的地位。但艾尔朗卡死后（1049年），其王国一分为二，直到1222年，东爪哇才再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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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转移似乎丝毫没有改变跨区域贸易流的结构。和从前一样，三佛齐和爪哇岛沿岸地区直到13世纪都与中国和印度洋周边地区保持着活跃的交流。即使当时，唐代就在流通的商品依然从东方流向西方，从南方流向北方。直到13世纪末，这种“平衡状态”才被北方不断扩张的泰国和东方的爪哇打破。这似乎明显地削弱了三佛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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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航线和蒙古人对中国南方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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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理解事件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必须回到中国南部的沿海地区。当元朝军队挺进到福建和广东时，许多地方几乎不战而降。许多大城市在易主之后没有经受较大的损失，泉州就是其中之一。这得归功于泉州的穆斯林商人，尤其是身居高位却叛宋助元的蒲寿庚。蒲氏另择新主，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时势。当时，蒙古政权已经控制了西亚的广阔地带，甚至包括伊朗地区和两河流域，并委任许多穆斯林为官。因此，身居泉州的外邦人估计，自己若改变阵营，将有很好的机会存活下去。尽管13世纪80年代朝廷曾多次颁布反穆斯林的上谕，这种算计也并非全盘皆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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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中部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形。直到最后，广州都被战争肆虐，因此饱受蹂躏，以至长期未能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这同时也影响了对外贸易。虽然此后数年之内，广州也进行了重建工作，而且和泉州一样，设立了相应的官职来督管海上交通，但许多之前定居广州的外国商人却退居福建，其中大部分撤往泉州。此后，广州在贸易上的地位便位于泉州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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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地位转移即便并非受到多种状况的推动，也至少与这些状况伴生。首先，东亚大陆上的大帝国对福建和福建对面的台湾岛表现出了兴趣，元朝还暂时在澎湖列岛设置了前哨。其次，在宋代，沿着年轻的东航路前进的船只大多只航行到棉兰老岛，而此时，航行的范围扩大了。文献开始记载苏禄群岛、苏拉威西岛的克拉巴地区、马鲁古群岛、班达群岛，甚至还提到了面积较大的帝汶岛。世界上最早简短地描写上述地区的是自称游历极广的汪大渊（1349/13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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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汪氏的著作和另外一部残篇《南海志》（1304年）当中可知，那个时代的地理学家所遵循的是与其先辈不同的空间概念。东航路沿线各地被归于“小东洋”和“大东洋”之下，西航路沿线则是大小“西洋”。东洋与西洋的边界大致与新加坡海峡及苏门答腊岛处于同一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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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归根结底由航线引出的对东南亚海域的划分，说明上述地区之间产生了某种等值性，也就是说在蒙古人治下，年轻的东航路变得相对重要。这恰与下述考虑相符：在传统的西航路沿线，贸易交通暂时受到了军事行动的干扰，因此泉州商人致力于开发更东边地区的新市场。由于其中某些商人是穆斯林，也就为伊斯兰教在“苏禄区”（Sulu-Zone）③内部的逐步扩散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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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末西部航道沿线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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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宋亡之前，蒙古人就由北向南横跨了四川，向云南地区的大理国和越南北部的安南进发。针对安南的行动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从1282年起，元军加强了对安南南部邻国占婆的攻势。数百艘战舰被投入使用，它们在西部航线上穿梭。占婆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并且向遥远的阇婆（现在的东爪哇？）寻求支援，因此战争比设想的要持续更久。直到1289年前后，双方才达成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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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以后的1292年，插有蒙古旗帜的大型舰队驰抵越南南端海域，从那里穿过加里曼丹岛，前往爪哇。参与的船舰据说达数千艘之多。但最终登上爪哇岛的军队却没有取得预计的成功，导致这场战事迁延日久，舰队不得不撤回泉州。整个行动要求频繁的补给输送，这可能影响了以往用于商业的西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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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舰队南下占婆和爪哇之前不久，或在南下过程中，东南亚的其他地区已经受到数次危机的影响。这些事件也许已经一度使稳定的贸易区域陷入动荡。比如，日益强盛的素可泰（Sukothai）军队从泰国核心地带出发，进攻真腊、蒲甘（Pagan）和马来半岛北部，可能还抵达了今天新加坡附近的单马锡（Tumasik）。爪哇国王艾尔朗卡的一位继任者克塔纳伽拉（Kertanagara）向苏门答腊岛派遣了军队。因此，三佛齐自视多年腹背受敌。不久之后，三佛齐等地就向蒙古宫廷派去了官方使团，以求得到快速的援助。此外，和阿鲁、南巫里同在苏门答腊岛北部的苏木都剌－巴赛（Samudra-Pasai）也发出过自己的声音，并遣使至元大都（1282年），以求蒙古人垂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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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说明当地完成了数次权力转移，自13世纪70年代以来，这几次权力转移就周期性地损害着广大西航路或至少其中几段上的贸易交通。这些变化最终促使元朝进攻爪哇。根据可汗的看法，对没有主动投降的国家和地区，包括爪哇等地，必须用武力钳制。对在中国的商人而言，面对相关的动乱，与其单纯依靠西线，也许还不如开发受影响程度较低的东线。在实现“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也许是权衡的一部分—之后，航海者就能更好地利用西航路沿线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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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上述内容并不意味着相关局部航道沿线的贸易完全停滞。尽管如此，在某一段时间内，东亚某些群体和他们在马六甲海峡以西的同行之间就断了联系。可以想象，苏门答腊岛西侧和穿过巽他海峡的可选路线将会更加活跃。但在巴鲁斯附近的洛布图亚（Lobu Tua），考古发现却基本无法支持这个论点。人们虽然在那里发现了许多古代物件，而且波斯和印度商人也曾在巴鲁斯活动，甚至我们还能重构当时远及埃及福斯塔特（Fustat）的交流，但我们不可以说这些证据集中于1300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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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者伯夷（Majapahit）和远洋贸易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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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死后（1294年），蒙古人对东南亚的压迫明显减弱。这正中某些国家的下怀，比如素可泰王国就得以免于元朝军队的蹂躏，马来半岛沿岸各地和爪哇地区也是如此。尽管直到14世纪20年代，在中国航海才变得更加自由，但上述状况很可能已使许多商人尝到了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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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由于元朝进攻的失利，在当时的东爪哇地区，位于内陆的满者伯夷崛起成为新的重镇（1292年）。满者伯夷统治者的财富与声望主要应归功于农业、复杂的征税体系和爪哇北部的港口，这些港口已逐渐受其影响，并为其赚取了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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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要点大多已无可争议，但人们对满者伯夷在14世纪上半叶发展出来的政治军事“影响力”却有着不同的猜测。这主要和著名的英雄史诗《爪哇史颂》（Nagarakertagama，1365年）有关。据史诗记载，当时一系列遥远地区均归附满者伯夷。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里指的是和平的、以仪式性为主的朝贡关系。另一些人则认为满者伯夷拥有战斗力极强的军队，且占领了许多地区。可以确定的是，满者伯夷曾多次活跃于巴厘岛和马都拉岛，后来还对苏门答腊岛东部采取过军事行动。这可能真的能够支持关于该国具备一定干涉能力的说法。中国史料甚至指出，在14世纪，满者伯夷曾介入过苏禄和文莱之间的一场争端。有些元素可以引导我们勾勒出一幅好战的霸权国家的图像。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保留余地，承认大多数细节完全尚无定论，而且学术上并无确凿的材料来佐证假设中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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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就14世纪初期而言，我们确实还能举出东南亚地区的其他局部冲突。但在跨区域的语境下，这些冲突没有什么意义。很快，南海周边地区就趋于稳定，从而为国际贸易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条件。虽然海盗会袭击外来货船，尤其在今天的新加坡地区，但却不再有蒙古大舰队渡海而来。相反，商人使整体面貌焕然一新，贸易繁荣，来自中国、占婆、爪哇、印度、西亚和其他地区的船只都满载而来。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古老的西航路沿线各地区正在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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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条航线的中国一端，远洋贸易的进一步释放是促进局势稳定、推动新一轮繁荣的条件之一。在某几十年当中，甚至似乎存在过真正的“蒙古和平”，谓其真正，是因为没有出现黑暗的胁迫与制裁。但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可汗的政治影响从未如此远及南方，因而对那里并未构成真正有效的监督。此外，时人也知道，远征日本和爪哇的行动是错误的，而且他们深知元朝统治者作为从前的游牧民族，从根本上对海洋毫无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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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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