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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也门、波斯、阿拉伯、中国等地的生意人和犹太人构成了最重要的商人群体。在一处犹太档案馆中，我们发现了出自开罗的文献，印证了这些人在古代的活动。这些资料包括地理文献和游记，以及大量碑文和编年史。考古材料也同样复杂，仅海湾地区出土的陶瓷和铸币，就反映出巨大的文化多样性，这有时甚至足以让人就某些地方的繁荣和衰落得出相当精准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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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我们需要再次提到蒙古人在波斯的影响，毕竟他们和一个前所未有的因素紧密相连：虽然只维系了几十年，但东亚沿海和伊朗海滨由同一个陆上强国所控制，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对远游者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在陆路上可以相对顺利地从大都经中亚到达西亚。而从泉州经苏门答腊岛及印度西南部而前往霍尔木兹的海路却需要经过政治分裂地带。虽然亚洲沿海地区的许多小地方和小政权也许听说过大汗的军队，但他们究竟是否畏惧这支大军，仍值得怀疑，因为在海上，至少在印度洋上，并不存在所谓的蒙古和平。简而言之，我们的印象是，当时的海上交流仍然像11和12世纪一样繁荣，陆上交通的竞争和政治多样性并未对它造成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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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13世纪末汉－蒙舰队的行动，也许还有东印度洋周边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敌对关系，可能暂时干扰了特定航段上的贸易和交通，由此产生的各种影响远及西亚。其次，我们还要想到在印度南部活动的元朝使节。他们追求的是哪些目标？他们希望（这方面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微不足道）对跨阿拉伯海的海洋关系网施加影响，甚至削弱政敌吗？在元朝的考量当中，霍尔木兹之类的地方可能又扮演了何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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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想到蒙古各帝国基本上在1300年之前就走上了各自的道路，因此我们不能将远东的元朝和日益受波斯影响的伊尔汗国等量齐观，那么这些问题也就变得多余了。14世纪初期，商人经陆路由东到西的旅途再次变得艰难。此外，中国沿海，接着是环孟加拉湾某些地区的状况都发生了变化。1320年或1330年前后的海上交通并未面临重大阻碍，从泉州到西亚各港口的整条航线都是如此。对于海上交流而言，这只能有益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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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木兹，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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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间里，汪大渊自称曾航行于西印度洋之上。他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位时代见证人，也许也是不止一次置身于那片“偏远”所在的远行典型之一。当然，他真正费心去办的是哪些任务，依然是他自己的秘密。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卡利卡特、奎隆等马拉巴尔海岸上的地方均有说明，在当时，这些都是其他中国文献中没有记载的。此外，对霍尔木兹、巴士拉等西亚港口，甚至关于非洲，他也做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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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大渊是一位专注的观察家。无论是喀拉拉海岸的胡椒经营，还是定期从霍尔木兹至印度的马匹运输，都没有逃过他的眼睛。从他那里，我们可以读到，有时人们通过用椰壳纤维“缝制”（不是钉合）的船运送数百头动物，而甲板下面填满了乳香。这些线索似乎和霍尔木兹—奎隆航线有关。同时它们不仅说明霍尔木兹和乳香产地哈德拉毛海岸之间的密切联系，也证实了霍尔木兹从伊朗腹地或阿拉伯半岛购置马匹并继续运往印度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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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汪大渊的时代，霍尔木兹已经成了远途交通的一个枢纽，成了经典的中央商场（emporium）。它本身并没有什么产品可资供应，甚至水和食物都必须依赖进口，但却有稳定的外部条件，这使得贸易具有可预见性，因此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此外，狭小的霍尔木兹王国的中心不再位于伊朗大陆，而是转移到了霍尔木兹岛上，距旧址向西南数千米，战略位置更好。从那里非常利于监控波斯湾出口处的海峡。和波斯湾西部的其他港口一样，在提比（al-Tibi）家族短期统治下，基什岛得以再度巩固自身的地位，但最终也同样依赖霍尔木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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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伊朗大陆的各部分都依靠这个小王国来供应商品。霍尔木兹购自印度和中国并重新出口的一些货物，经过伊斯法罕（Isfahan）和大不里士到了今天的土耳其和黑海流域。特别是当我们设想，大约从开罗崛起和巴格达衰落开始，经过两河流域的道路就和艰难险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那么霍尔木兹的地位又是证明波斯湾经久不衰的生命力的一条论据。我们还必须考虑，中亚地区陆路可通行程度的降低，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霍尔木兹等地。曾经通过陆地到达西方的许多产品，现在可能要通过海路来运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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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0年前后，伊朗的局势开始发生本质的变化。伊尔汗国逐步解体。这一过程伴随着外交上的挑战以及后来大陆上爆发的瘟疫，这些虽然在政治上可能对霍尔木兹有所助益，但却未必在经济上带来积极作用。至少我们可以想象，原先接受霍尔木兹供货的一些老主顾将消失。也许，亚丁及其背后的也门贸易网络能够从这些变化当中坐享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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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初期的亚丁和东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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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丁不仅是霍尔木兹的一个贸易伙伴，也是一大竞争对手。因为作为也门的一座大都市，它也吸引着各地商人。比如，伊本·白图泰就曾提到过那里的一个印度“殖民区”。此外，拉苏里王朝还向东扩展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1279—1280年占领了佐法尔（Zufar，也写作Zafar或Dhufar等）。毫无疑问，此类军事胜利抬升了亚丁的地位。即便它无法总是控制哈德拉毛的居民佐法尔人（Zufaris）和哈德拉姆人（Hadramis），但至少，如果能够在亚丁和霍尔木兹之间选择合适的商业伙伴，那么像穆卡拉（Mukalla）或希赫尔（as-Shihr）等位于霍尔木兹到亚丁直接航线上的一些地方会更多倾向于亚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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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波斯湾周边地区和也门各港口都与东非保持着联系，但和这片黑色大陆关系更近的却是亚丁。因此，卡里米商人利用了这个机会，通过也门把瓜达富伊角以南的不同地方与红海北段马穆鲁克王朝控制下的各中心联系起来。同一时期来自也门的青瓷分布十分广泛，从埃及的科赛尔（Qusair）经过米纳卜，直到索马里和坦桑尼亚沿海的一系列地点均有发现，这个现象与这里的情况非常符合。虽然如此，霍尔木兹和非洲港口之间大概也和从前一样存在平行航线，这些航线经过哈德角、佐法尔和索科特拉岛，从而绕过亚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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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也有人认为，13—14世纪，非洲海岸上发生了另一次重心转移。显然，商业活动的重心正在转向南方，首先从肯尼亚沿岸的拉姆（Lamu）往彭巴和桑给巴尔方向移动，然后再到今天坦桑尼亚的基卢瓦。在13世纪之前，基卢瓦几乎没有发挥过任何作用，但此后却日益被纳入国际海上交通之中。石造建筑的兴起、自身货币的铸造、玻璃珠和瓷器的进口（中国货物尤其多）等，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标志。同时，伊斯兰化也在不断向前推进。这一过程很可能始于最初来自西拉夫或伊朗腹地（设拉子）的穆斯林群体，后来在马赫达利家族（Mahdali/Mahadila）治下则主要由也门的客旅或移民推动。其他非洲港口的伊斯兰化也与他们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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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1330年前后，基卢瓦崛起为最大的中转地之一，与它北方的亚丁、东方的科摩罗和马达加斯加以及南方的索法拉等地都维持着联系。此外，它还从非洲内陆置办商品。这一发展似乎造成了摩加迪沙的损失。如果确实如此，则说明亚丁和基卢瓦的联系更胜一筹，而海湾地区与摩加迪沙之间的交流只能退居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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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方再次回望西亚，14世纪上半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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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世纪初期，商人们如果想从卡利卡特、奎隆等马拉巴尔海岸各地前往西方，本质上有两种选择：前往霍尔木兹或者亚丁。伊本·白图泰曾经提到一位富有的船主，这位船主在中国、波斯和也门都拥有许多船只。据说在卡利卡特，还有一位来自巴林的港吏（shabandhar），他掌管关税事务。实际上，这说明经过阿拉伯海的海上交通存在一定的“双轨性”（Zweigleisigkeit），也说明它所依赖的是印度西南部、霍尔木兹和亚丁这三个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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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马尔代夫群岛也像从前那样被纳入国际货物流之中，它作为处于从属地位的商业场所，主要供应也门的造船从业者和阿曼人所需的椰壳纤维。而且，当时很可能还存在其他不那么常用的航线，它们把印度港口直接和佐法尔或哈德拉毛海岸连接了起来。据此，中国船只（伊本·白图泰声称今在卡利卡特一地就见过十三艘这样的船）必定和其他所有西行的船一样，选择了其中最合适的路线。但至于哪些理由决定了这种选择方式，未见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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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海湾地区的政治权力转移和伊尔汗国的衰落，另一方面是马穆鲁克王国和亚丁的持续强大，所有这一切也许可以佐证人们对印度—也门—开罗航线更集中的使用。但这种印象可能具有欺骗性。14世纪初期，中国的陶瓷出现在许多地方，其数量往往比其他商品更多。但中国陶瓷的分布并不能让我们反推出人们在目的地选择上可能存在的偏好。如果就像我们常常设想的那样，可以把所有相应的出土物视为汉－蒙商业利益扩张的表征，或者甚至将其看作中国船只在阿拉伯海上不断增强的存在感的信号，那么就可以假定，元帝国商人应该更偏爱经过波斯湾的那条更短的向西之路，因为他们很早就对一直维护着通往波斯和中亚道路的所谓波斯商人相当熟悉。也许仅此一点，就足以构成他们如此选择的充分理由了。这些似乎都在支持霍尔木兹和海湾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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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挖掘结果和汪大渊记载的鉴照之下，我们也考虑过中国人在东非海岸上的活动。有一种观点甚至认为中国人已经知道了非洲内陆的一些地方。然而，对许多地名的阐释都有争议，现在还没有合乎逻辑而有说服力的证据。我们几乎不可能去衡量14世纪初各条商业航线的重要性。同样，关于存在和也门等地贸易网络相对立的某种“伊朗－中国联盟”的提法也很牵强。相比之下，下面这种看法也许更正确一些：当时这些互相竞争的体系之间存在一定的平衡，互相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允许众多横向联系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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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 第五节 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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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1000—1350年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发现前一个时期的某些结构特征。这尤其适用于以下几点思考：在特定几个时期内，从东向西的海上航线得到发展的原因之一，是陆路不够畅通。海陆两个领域之间存在一定的交互作用。海上航线本身也划分为段，借助商贸港口，不同分段经常在其边缘地区互相联结。但一些商人群体仍旧活动于多个航段上，在东亚和西亚之间从事远洋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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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上看，各独立海域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之所以如此，也和各“强国”的经济动力有关（正如从前的部分情况一样）。在远东，宋朝首先散发出相应的吸引力，然后是元朝，而在地理上的另一端，引人注目的主要是控制着红海及波斯湾的那些帝国。在这方面，东方世界也许是更强大的一股动力。在中国，多种因素共同作用：金融技术的系统工具和资本流动得到改善，生产力提高，沿海地区逐渐形成许多城市中心，对进口的需求不断增大。最后，还不能忘记：中国是当时人口最多的地区。虽然我们在法蒂玛、阿尤布和马穆鲁克等王国那里也可以观察到释放了新力量的结构性变革，但这些地方并不能与中国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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