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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第一位皇帝朱元璋把海洋世界纳入了他的关注范围。虽然拒绝进行军事干涉，但在有必要的地方，他愿意在外交上介入。当东爪哇的满者伯夷侵占日益萎缩的三佛齐王国的部分领土时，中国方面表示不会无条件同意苏门答腊岛发生权力状况的根本性变化。当然，只要明廷允许满者伯夷的军事行动，它就无能为力。其后果是巨港作为跨区域货物集散地的地位一度衰落，而爪哇各港口的重要性则日益增加。我们在上一个时期就已经谈到了这个过程，其结果最终是满者伯夷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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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外一股势力懂得利用元明易代之机、朱元璋的军事守势以及苏门答腊岛上可能出现的权力真空，那就是苏木都剌－巴赛。14世纪，该地区的重心已经转到了苏木都剌以东的巴赛。但这并不重要，特别是历史学家大多将“苏木都剌－巴赛”看作一个实体。更有趣的是，这个政权在此期间已经发展为穆斯林贸易航线的枢纽。来自阿拉伯半岛和古吉拉特的商人可能把它当成了通往爪哇北部和马来世界内部其他地区的跳板。因此，和仍然深受印度教－佛教影响的满者伯夷（只有爪哇北部的一些港口接受了伊斯兰教的影响）相比，苏门答腊西北部就构成了它的某种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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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猜想同样很有趣，它认为，苏木都剌－巴赛在14世纪下半叶曾试图控制马六甲海峡的部分地区；苏门答腊岛西北部的其他地方，以及对面大陆上的吉打都成了苏木都剌-巴赛某种性质上的附庸。但是这些想法大多基于马来史书，而这些文献形成较晚，关于其说法的可靠性也存有许多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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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许多内容仍然没有定论。遗憾的是，东南亚历史的另一个篇章马六甲的崛起也是如此。据说马六甲的兴起要归功于来自苏门答腊岛的一位王子，他出身于古代三佛齐的精英阶层，其名字拜里米苏拉（Paramesvara）也可以看作是称号。②时代相近的中国文献、16世纪的葡萄牙文献以及后来才固定为现在这种形式的《马来史记》（Sejarah Melayu）都记载过相关事迹，但有些细节互相之间却实在无法调和。今天人们大多认为，拜里米苏拉巧妙地利用了海盗，为自己的成功奠定了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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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马六甲漫长的诞生过程始终有中国相伴。中国的反应很可能是着眼于爪哇和周边地区的状况。15世纪早期，这一点尤其清楚：中国支持马六甲拒绝大城王朝令其朝贡的要求。一系列措施似乎稳定了经过马六甲海峡的海上交通，因为只要亮出明朝的旗帜，就没有其他势力能够在海上兴风作浪。同时，马六甲的影响可能也波及了周边一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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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献还提供了额外的信息。它们大多和朝贡使团有关，有些就来自马来半岛东侧的彭亨和吉兰丹。这些地区及其可能存在的“伙伴”之间维持着海上联系，但关于这些联系的性质，至少在1350年到1400年之间，罕有进一步的说明。不过，通过碑文和考古发掘，我们知道这段时间里有更多穆斯林定居下来，他们对东方、对文莱方向以及苏禄群岛保持着更加密切的联系，并在那里协调组织，努力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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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最后提到的那些地区还和今天菲律宾的棉兰老岛和吕宋岛等地维持着松散的交流，而和明朝港口的联系尽管很少，也聊胜于无。这些交流的道路经过东航路的北段。苏拉威西海沟通了苏禄海地区和苏拉威西海北部及位于东南方的马鲁古海，而经过达图角，苏禄海又和今天的泰国联系到了一起。考古发现主要证实了加里曼丹岛北部和泰国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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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苏拉威西海南部的快速细帆船（prau）。早先时代的船只的外观可能与此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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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语境下，我们还需要考虑到爪哇。上一章已经讲到，苏禄国和文莱正在交战，此时满者伯夷出面调停。这件事情真实的成分可能是，满者伯夷对苏禄区的某些部分和印度尼西亚东半部一些岛屿施加了一定影响。这至少有助于解释朱元璋面对这些区域时的守势。另一方面，此时也存在朝贡性质的交流。许多传说也暗示中国民间商人在苏禄群岛和加里曼丹岛北部不断增强的存在感。在他们当中，可能大部分是元朝末年从泉州迁移至此的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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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碎片可以引导出更多的猜想，但它们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其中一种说法是，苏禄诸侯的逐渐崛起得益于有权势的中国人的扶持；他们与文莱的争端只是地区性事件。另一种观点认为，苏禄区和爪哇北部港口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伊斯兰教交流，这可能意味着，不受伊斯兰教影响的满者伯夷核心地区也是如此。最后，无论在苏门答腊岛东部（三佛齐的剩余领土），还是在元代真正为航海开发的东海区域的许多地方，满者伯夷多线“作乱”，所以朱元璋可能干脆将其看作一个危险的对手。在这种局势下，中国对马六甲和苏木都剌－巴赛的兴趣就有了额外的重要性。简而言之，中国需要全面遏制满者伯夷。至于早期的明帝国是否真的这么考虑过，我们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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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丹那沙林到奥里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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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六甲以北，马来半岛西侧在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根据某种视角，吉打一度位于苏木都剌－巴赛的影响之下。其他地区则受到大城王朝的威胁。南亚的势力，比如从前的朱罗王朝，已经失去了影响力。丹那沙林海岸—土瓦、马达班等地仍是来自阿拉伯海地区的穆斯林商人的地盘。我们对这一地区的内部道路并不熟悉。公元1400年之后不久，有一个朝贡使团从土瓦前往中国，但文献对它行进的路线没有进一步的描述。伊洛瓦底江三角洲上孟人势力的中心勃固,仍然可从它以北各地区（特别是1349年建立的东吁［Toungoo］王朝，还有卑谬［Prome］）和环孟加拉湾沿岸各地之间的贸易当中得利。孟人向其邻国供应大米和来自海上各国的进口货物，而其邻国则在勃固出售产自缅甸内陆的宝石、麝香等贵重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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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若开（Arakan）海岸的可靠资料很少。相比之下，我们对南亚次大陆东北部了解得更多。14世纪下半叶，此地多次受到德里苏丹国的威胁。早在14世纪50年代，德里的最后一位伟大君主菲鲁茲·沙（Firoz Shah）曾两次率大军征讨孟加拉，但没有成功。其间，他的军队还挺进了印度教占主导地位的奥里萨。不久以后，德里就卷入了艰难的自卫战争，因为帖木儿帝国掠夺了伊朗各城市，甚至还洗劫了巴格达，随后就从西北方入侵了印度。1398年，他们攻占了印度北部中心，此事成了南亚次大陆历史上的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特别是与帖木儿的胜利相伴的破坏活动异常暴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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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亚次大陆北部和西部受到战争震撼之时，位于背风面的孟加拉和奥里萨继续致力于追求自身的利益。菲鲁茲·沙第二次进军之后，孟加拉再次恢复了平静，这带来了随后数十年的日益繁荣。与此同时，奥里萨被恒伽王朝（Ganga）统治。在整个时代，孟加拉和东南亚许多港口保持着活跃的交流，而且这些交流仍在继续。即使远至若开，似乎也存在定期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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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罗曼德尔和斯里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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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历史时期，南方的毗奢耶那伽罗王朝已经发展成主导力量。建立不久之后，这个重要的帝国就吞并了周边的许多地方，包括马杜赖（1370年）。随后，其领土一度向北方扩张。所以在15世纪的最初25年里，它第一次和奥里萨爆发了公开的冲突。围绕着科罗曼德尔海岸的激烈而漫长的斗争由此开始。这场斗争基本在两个主要信奉印度教的王国之间进行，它们主要是为了争夺对几个贸易站和农业腹地的控制。这似乎也影响了经过孟加拉湾的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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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毗奢耶那伽罗隔海相望的斯里兰卡虽然也受到大陆风波的牵连，但同时也在忙于自身的事务。因为岛上也布满了相互竞争的势力，小国甘波罗（Gampala）就是重要势力之一。该国境内生活着一些来自印度南部的商人，他们在数十年的时间里获得了权势和名望。尤其是波隆纳鲁瓦帝国时期迁入的亚烈苦奈儿（Alagakkonara）③家族，试图影响他们新家乡的命运。其中一项努力就是要削弱自己对手的影响力。与亚烈苦奈儿家族竞争的是泰米尔人，他们盘踞在北方的贾夫纳，俯瞰着保克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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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烈苦奈儿家族之所以有这样的举动，是因为贾夫纳拥有一支规模虽小，但战斗力强的舰队，而且对印度大陆的某些地区表现出了兴趣。但贾夫纳也很快就受到了其他竞争者的挑战，科提王国（Kotte）就是其中之一。该国的中心位于斯里兰卡西侧，来自马拉巴尔地区的穆斯林商人常经过科摩林角并在此聚集。伊本·白图泰可能也在其中，他甚至自称登上过著名的亚当峰，却没有怎么注意当地的政治经济变化。在这方面，他显然和其他旅行者几乎没有区别，他们对亲身经历和耳食之谈，都不习惯于批判地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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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完整地描述东印度洋周边的世界，就必须提到它和其他遥远地区之间的交流。正如我们所见，地区性的重心转移、中国的王朝更替、帖木儿的扩张，都毫无疑问地对航海产生了影响，但远途航行一如既往地在发生，从前存在的网络也仍在延续。明朝初期，印度南部和远东之间就互相派遣了一批官方使团。从公元1400年开始，文献中卡利卡特和科钦（Cochin）出现的次数也日益增多。甚至印度南部和中国之间很可能继续存在民间交流，这些活动绕过了明朝的贸易禁令。同样，我们也可以认为，经过印度和斯里兰卡，东南亚的一些贸易重镇和遥远的“西方”亚丁、波斯湾等地区之间还保持着不断的联系。无论如何，考古发现和散见于文献中的线索能够支持这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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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巴尔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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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马拉巴尔的大多数港口都越来越多地受到穆斯林群体的造访，他们的商业据点很快就开始扩张，定期和西亚及非洲保持着联系。卡利卡特的统治者扎莫林王室（Zamorin，也有Samudri Raja等其他写法）信仰印度教，但即便在那里，也有穆斯林身居要职。随着印度西南部穆斯林商人数量的增加，植根于科罗曼德尔海岸的传统商帮的影响力下降了。在更早的年代，我们观察到印度南部的贸易重心逐渐从科罗曼德尔一侧转向马拉巴尔海岸，在这个意义上，上述的现象与大趋势是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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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卡利卡特早就崛起为马拉巴尔海岸上处于领先地位的港口。它向腹地供应着从西亚进口的商品，渡海而来的商贩们则从这里购入胡椒，继续去北方港口或者前往波斯－阿拉伯世界。当然，有一部分胡椒经过埃及和黎凡特被运往欧洲。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数字记载虽然很少，但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记载推断当时运输量之大。因此，如果说开罗等地不断增长的需求刺激了马拉巴尔地区的生产者扩大胡椒种植，也并非不可能。需要注意，中国和这些事实并无关联。这是东南亚种植胡椒地区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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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利卡特、科钦、奎隆等地还承担了另一种功能：它们同时为印度西北部和西亚供应产自东南亚的丁香花干、肉豆蔻籽以及肉豆蔻花。终端买主往往仍然位于开罗和地中海地区，这里和运输胡椒所用的是同样的道路，它们与经过两河流域的古代商路共同构成了重要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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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下半叶，对中国市场而言，印度尼西亚东部的香料似乎并不重要。我们还记得，在蒙古人治下完善起来的经过东航路（从产地经苏禄区，再到泉州）的直接路线暂时已经失去了意义。虽然有某些商队另辟蹊径，取道爪哇北部或其他中间站前往广州，但印度尼西亚东部所产香料的大部分可能流去了印度和西亚方向。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反作用于东南亚和印度的至少有三个因素：中国限制贸易的政策、苏禄区的局势、西亚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