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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60年代元朝的彻底灭亡使张氏和方氏陷入了和朱元璋势力的冲突。朱元璋不仅征服了蒙古人及其盟友控制的多个依赖商业的区域，而且在1368年刚登基建立明朝之时，就下令严禁民间与外国通商。新朝过于害怕“海疆”上出现未来的敌手，以至于无法像14世纪元朝治下那样允许民间自由贸易。此外，首都南京离海岸很近；旧统治者虽然早已退回北方，但却仍然危险，他们和南京民众之间可能出现的联系是朱元璋无法容忍的。因此，类似张士诚和方国珍这样的人物被视为威胁，任何情况下都要防止他们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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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政策把中国的沿海地区推向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境地。因为朱元璋一贯地坚持自己的要求，毫不松动，所以民间贸易很快就萧条了。这位皇帝希望，进入中国的唯一道路应该是朝贡贸易。对此，明朝发布了详细条款，规定了使团的数量、频率和规模。相应的规章主要见《大明会典》，而针对民间出海贸易的处罚则大多载于《大明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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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沿海所有地方都受到新政的牵连，但那些位于东海边上的地方，大概尤其苦于这一政策。这同时也触动了整个东北亚的贸易空间。虽然官方使团常往来于明朝和朝鲜之间，但出于上文提到的理由和对朝贡的严格限制，使节的来往也笼罩着不和的阴影。确实，朝鲜偶尔从陆上或从海上出发，经山东供应马匹和当地特产，但这些送来的货物并不能满足民间商人的愿望，他们被远远排除在交易之外。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官方交流也乏善可陈。因此，正如中国和朝鲜之间出现过的场面那样，少数几个商人试图破坏贸易禁令。但这些努力很少成功，因为明朝政府对“突破海禁者”大多极为严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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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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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从这些发展中受益的只有一个地区：琉球岛链。我们已经提到，14世纪末，在朝鲜接受东南亚等地区供货这一方面，这组群岛的重要性日渐突显。这一趋势到15世纪仍在延续。相应的线索主要出现在两种文献里：类似一部巨大日记的朝鲜官方文集《李朝实录》，以及琉球典籍《历代宝案》。后者还包含了载有琉球群岛其他对外交往历史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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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4世纪晚期到15世纪初，琉球的主岛冲绳上存在三个小王国。从14世纪70年代开始，它们更频繁地往中国派遣进贡的船只。为了能够顺畅地办理手续，明朝仿照前朝的先例，在福建设立了市舶司。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机构。市舶司的地理分布虽然随着时间的更易而变化，有些年份甚至完全关闭，但基本来看，琉球的使团总是经福建入境，而接待东南亚使团和日本使团的则分别是广州和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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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来自冲绳还是其他地方的朝贡贸易者，在抵达中国之后都可从事民间交易，不过只能在专为此类行为而设的地方，而且规模也很有限。这个事实也并非不重要，它说明朱元璋实行的严格政策至少还留下了这样一个余地。但有些商品却是外国商人绝对不能从中国获取的，比如某些金属的出口就在禁止之列，其原因之一在于它们可以用来铸造兵器。对于琉球使臣而言，单凭交通的便利就值得渡海来华，因为在有利的天气条件下，航程最多只要两到三天，运输成本很低。显然，这一切都促使琉球方面在整体上遵守明朝严苛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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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中国的朝贡体系之内，冲绳岛上的三个国家成了中国朝贡体系内的“蛮夷之典范”。不久以后，中国就推进了与这些新邻国之间的交流，毕竟它们证明了自身的可靠，而且还频繁地送来中国缺少的马匹和制造火药所需的硫黄。另外，一个有利条件是，现在海上国际交流的核心部分都要经过一个前哨，它名义上在中国朝廷的监督之下，却和大陆保持着安全距离。这正合朱元璋的心意，因为他对沿海各地，对海洋和与海洋“背后”的世界有关的一切，一直怀有猜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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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强化同冲绳的良好关系，明朝随即施以“发展援助”。青年男子可以在中国研习儒家经典，作为传播者，他们回国以后将按照中国的意思发挥作用。许多中国家庭也获得官方许可，得以在冲绳的都城那霸定居，以便对他们的本地同事进行技术指导，尤其是在造船方面。这类服务大多来自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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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已经进入了15世纪。在此期间，琉球的三个国家也已融为一体。从许多方面看，这使琉球对中国的交流变得更容易了。《明实录》的相应记载告诉我们更多关于贸易使团的信息。不久以后，除了上文提到过的货物，它们也越来越多地把东南亚商品运往福建，如胡椒、锡、苏方木等。甚至偶尔还有包括武器和漆器在内的日本货。琉球群岛已经建立了从北部的日本和朝鲜到南海某些地方的独立贸易网络，这可以解释上述现象。由于中国的隔离政策和福建省的援助，琉球群岛崛起为东亚贸易中的一个新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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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说中国的进口需求主要通过冲绳的朝贡贸易而得到满足，这就有些夸张了。通过零星的文献线索，我们知道中外商人已日益懂得避开明太祖出于战略原因而发布的禁令，而15世纪琉球的船只和他们一样，有时也无视朝贡条例，非法前往中国。中国沿海地区的供需早已处于增长态势，完全无法通过死板的律条来控制。因此，15世纪及此后，违禁的海外非法交流变得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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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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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初期，台湾岛在国际航海格局当中仍旧无足轻重，它只是东海和南海之间起划分作用的一个地理标志。但此时已有新的状况，随着琉球王国的统一，台湾岛北部第一次出现一股非中国的贸易势力，这股势力准备在台湾以南和东南亚活动。此前，能够在类似的活动中取得成功的只有中国航海者，特别是福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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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通行的经商禁令，福建人虽然不能前往东南亚，但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知道有些人索性绕过了中央条例。对于居住在广东的商人来说也是如此。但广东的非法行业却给人一种不如福建活跃的印象。也许其原因在于，作为南方大都市的广东享有优先权，每年可以接待更多来自东南亚的外国使团，有时也有来自印度洋沿岸国家的使团。相反，福建只负责办理那霸来船的业务。因此可以想象，与福建相比，广东得到了更多通过朝贡贸易产生的进口货物，所以进行非法活动的诱惑也就相应地减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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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省之间的另外一个差别要追溯到元明易代之际。让我们回忆一下：在蒙古人治下，许多穆斯林在泉州定居，而通往产香料各岛的东部航线的开发也始于泉州。随着明朝—明军从海陆两方面占领了福建—建立，情况发生了改变。在当地发生激烈斗争之前，穆斯林已经遭到驱逐，对他们的追捕甚至持续到多年以后。作为蒙古人从前的合作者，他们绝对是不受待见的。因此，一些在元朝积累了财富的穆斯林商人似乎在文莱、占婆等地落脚。这些人长期试图从远方再次让从前的交流活跃起来，他们可能鼓动在福建的同行从事非法生意或与正在崛起的琉球方面合作，而此时的琉球已经开始对福建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但这个假设的许多内容仍然没有定论。在明代早期，我们几乎没有发现中国在东部航线上活动的线索。即使考古学也未能举出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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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368年4月投降的广州，朝代更替造成的变化却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的。那里并没有像泉州那么庞大的穆斯林社群；因此，广州没有出现福建所必须忍受的后果。此外，东部航线的暂时停运可能几乎没有影响到广州。它不仅在过去主要和西部航线相连，现在也仍然如此。最后，与浙江和福建的港口相比，广州的地理位置离国都更远；所以在遥远的南方，中央的监督可能从一开始就相对宽松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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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被占领（1369年）之后归广东管辖，明朝在行政管理上对它做了新的安排。关于那个时代的海南历史，最重要的文献是16世纪早期的一部内容丰富的当地史书《琼台志》。它告诉了我们文昌、万州、崖州等沿海各地的情况。此外，它还记载了海盗的袭击，但却未能真正阐明其社会经济背景。总体来看，在明朝初期，海南岛对古老西部航线上的行船大概还没有发挥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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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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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统治越南北部的是大越陈朝。中国文献几乎一直称该区域为安南。在某些方面，如教育和行政，陈朝遵循儒家的典范。此外，他们还经常派遣朝贡使团进入明朝首都，但大多是通过陆路，经过广西。15世纪初，越南的统治家族已经更替，明朝军队曾进军大越。此后漫长的军事冲突不仅劳民伤财，也许还影响了北部湾局部的海上交通。但这种态势似乎没有或很少波及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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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00年之前，大越就以损害占婆地区为代价扩张了自身的领地。因此，占婆定期派遣使团去中国，以期鼓动明朝进攻大越，从而为自己解围。类似的局势古已有之，但正如我们所见，它直到1400年之后才成为现实。至于明朝对大越的战争是否在经济上也帮助了占婆，很难确定。国内交通可能受到了这些事件的影响，但海外贸易则没有。通过西部航线，占婆对来自中国和东南亚的商人来说基本上是开放的，其中会安是最重要的港口。这里仍然居住着一些穆斯林，维持着通向海南的几条航线，也许还开启了新航线，连接着他们和他们那些在元明易代之际迁居东南亚的教内兄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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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世纪及以后的时期，泰国的海岸已经牢固地成为海上国际贸易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高棉地区也是如此。同时，这两个地区之间偶尔会爆发一些冲突，它们各自和其他邻国之间也时有摩擦。特别是1351年在昭披耶河下游建立的大城王朝（Ayuthaya），它曾发动数次战争，一度占领了高棉首都吴哥和马来半岛沿海的一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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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并没有兴趣介入这些争斗。但他派出使团向这些地区宣告了中国发生的权力更替，并且接见了数量奇多的真腊（高棉地区）和暹罗（中国当时对泰国核心部分最通行的称法）朝贡使团。他们几乎总是经过广州来华，有时似乎也受到华人的引导，这些人之前定居吴哥、昭披耶地区，为他们的新王侯效力。后世史料中记载的传说也提到过和当地王侯家族通婚，并由此取得官职和名望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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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腊和暹罗的朝贡船队把苏方木等热带珍奇带到了广州，随之而来的还有原本产自马来世界的大象、象牙、香料等各色异国珍宝。其中有几次朝贡的规模十分可观。比如有记载称，1390年的一支暹罗使团总计献上了重达80吨的“香药”，很可能是胡椒、香木或类似的物质，而且所称的重量也许只是指名义上进贡部分的量，还不包括那些“顺带”（私下）进来的货物。很遗憾，我们不知道进口的总量究竟有多大，但可以确定的是，与官方记载中稍晚从琉球抵达福建的货物相比，这种规模的发货要多出数倍之巨。这无疑增强了上文猜想的说服力，即明代早期广州的进口量要高于福建同类港口的货物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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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大象的运输。无论是真腊还是占婆，都多次把这些皮糙肉厚的动物送往中国。少数几次甚至还留下了具体数量：如1386年，占城国运来54头；1387年，唐敬从真腊带回59头；1388年，真腊又进贡了21头。我们无法知道这些动物如何渡海抵达广州，也无法知道这种提议究竟始于何人。但这都无关紧要，无论如何，这种行为的花费必定很高。此外，这类“重货运输”让人们感受到当时海上贸易的能力，以及中国对南方各国形成的向心力。毕竟，这些国家显然不遗余力地要讨这个中央帝国的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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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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