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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坎贝的进一步兴盛铺好了道路。特别是在后来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该地购置了许多原料，并向外界出口手工制品。比如，从马尔代夫群岛购入玳瑁，用于容器等日常用品的装饰，然后出口到西亚的港口。在某种程度上，坎贝与福建的角色类似，后者在相对较早的时期就有进口原料、出口相应加工产品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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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之所以要重视古吉拉特还有另一个原因。在14世纪，定居此处的商人越来越多地把触角伸向了东南亚。这种商业扩张一直持续到16世纪，其结果之一就是从印度尼西亚经过爪哇北部和苏门答腊岛购置香料，这条路线绕过了马拉巴尔海岸上的港口，而这些港口大多独立于古吉拉特，从东南亚进口相应商品。尽管马拉巴尔人不如古吉拉特人积极，有时甚至还依赖其他地方供货，但两者之间似乎还是进入了互相竞争的态势，特别是在西亚，他们经常拥有同一批主顾。这自然让人想起中国的情况：在那里，福建人和他们来自印度西北部的同行一样，非常积极地参与海上贸易；同时他们也要和广州竞争，而广州正如马拉巴尔一样，常常要依靠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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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木兹和马穆鲁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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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1340年之前不久，伊尔汗国的逐渐瓦解就影响了伊朗地区。众多后继者意图以新的形式复兴蒙古遗产，他们之间纷争不休。这些势力当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帖木儿。但这位恐怖的统治者看重军事权力和声望，对海上贸易似乎没有什么兴趣。因此，霍尔木兹的地位即便没有提升，至少也可以毫无障碍地延续自身作为海湾地区门户的角色。我们已经不能确定它是否在名义上臣服于帖木儿帝国。在现实中，我们今天所设想的朝贡状况也许完全是另一种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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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木儿对巴格达等“伊拉克”城市的攻占（大多发生在14世纪90年代初期，帖木儿征服伊朗地区之后）似乎也并未真正妨碍经过霍尔木兹的货流。海湾周边的多个地点还出土了14世纪后半叶的瓷器—还有时间更早的陶器，这证明了该地区在这个时代的重要性未曾衰减。同时，霍尔木兹、阿曼、哈德拉毛海岸和也门之间的交流也显然没有陷入沉睡。我们也再次遇见了之前就已观察到的形形色色的商人团体，主要是穆斯林，下面仅举几例：和也门保持着密切联系的穆斯林富商群体博赫拉（Bohras），吸收了一些印度教观念的霍加派穆斯林（Khojas），以及此前权势显赫的卡里米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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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里米商人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了埃及。14世纪40年代末，瘟疫侵袭了开罗，而且也肆虐于叙利亚、欧洲及中国部分地区。据推测，当时马穆鲁克首都的人口从五十万缩减到三十万。埃及可能丧失了其八百万居民的八分之三，因此不但进口需求减少，劳动力也突然紧缺。这可能影响了对国家出口和富裕做出显著贡献的当地纺织业。因此，马穆鲁克王朝发现自己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并做出了不同的努力，以求“结构性”缓和咄咄逼人的窘迫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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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们致力于更牢固地控制贸易和手工业。这尤其触动了卡里米商人的利益，因为他们对埃及北部的供货很容易被征税。马穆鲁克政权懂得通过更高的税收来自救和充盈国库，但这同时也损害了商人的地位。另外一种论证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在高税收之外，意大利的竞争也造成了卡里米商人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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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开罗和卡里米商人自14世纪中期开始衰微之际，帖木儿帝国的状况有了本质改善。它不仅从印度取得了黄金等财富，还把叙利亚的能工巧匠引入帝国都城撒马尔罕。面临着局势的这些变化，霍尔木兹和坎贝却处于安全的“背风面”，由于这两处港口通向北方的各条陆路直接和帖木儿帝国的网络相连，甚至还能从帝国的强盛之中分一杯羹。这种情况同时也推动了海上贸易，因为帖木儿帝国腹地所渴求的商品往往是经过海洋运来的。类似的情况在埃及北部并不存在。14世纪中期的不利进程导致了开罗经济的倒退，也许开罗作为经过红海的贸易之路的终点已经失去了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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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丁和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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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发展对亚丁有何影响？这点已经难以查明。和从前一样，拉苏里王朝的生存仍旧依赖向商人征税，有时也接受慷慨的馈赠，礼物主要来自卡里米商人。但双方也会陷入冲突，因为拉苏里王朝本身也从事海外贸易，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是商人的竞争对手。除卡里米人之外，当地还存在自古就有的印度人群体，其中就有所谓巴尼亚④（Baniyas）。巴尼亚们大多来自古吉拉特，据传和喀拉拉有密切关系。他们向也门提供各类奢侈品。我们可以找到14世纪后半叶和15世纪初的相关线索。种种证据表明，尽管埃及北部的经济状况不景气，亚丁却依然繁荣。无论如何，进口货物之丰富，不仅能够满足亚丁自身需求，还可以覆盖其他许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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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观察到，亚丁延续了从前的发展，扩大了对东非市场的交流，这种现象也应当纳入上述考虑。基卢瓦在此过程中变得日益重要，而摩加迪沙则相应地失去了重要性。至于这种趋势是否持续到公元1400年之后，我们无法轻易断定。15世纪的中文文献提到过摩加迪沙和巴拉韦，有时也讲到过马林迪，但对于饱受赞誉的基卢瓦却没有只言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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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猜想也值得考虑。常有人主张，古吉拉特人在14世纪经过索科特拉岛或直接增加了对非洲的供货，特别是印度纺织品的供货。和从前一样，沿着东非海岸的许多小港口可能对不同的商人群体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好。因此，一部分港口可能和亚丁有过合作，另一部分港口则与霍尔木兹或坎贝来往。同时，我们可以想象局势曾发生过数次偏移，有时有利于一方，有时又有利于另一群体。总体来看，在所有参与者的均衡之中，非洲市场显然已经变得更加重要。它们不仅有利于坎贝等地的繁荣，而且还促使亚丁在开罗经济衰落的状况下捍卫住了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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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 第二节 明朝的国家航海活动（15世纪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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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伟大：国家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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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之初已经提到，中国曾在约三十年的时间里处于核心地位，现在就让我们去关注这段短暂的时间。在以铁腕统治国家的明太祖去世（1398年）之后，中国首先经历了短暂的内部斗争时期，其结果是朱棣的崛起。当他于1403年在南京登基时，实际上，中国的对外关系进入了一段特殊时期，因为与前代帝王相比，这位年号“永乐”的新皇帝推行的是一种更具进攻性的政策。他不仅向在北方仍对明朝构成威胁的蒙古人发动了数次征讨，还发兵越南。尤其是在“海疆”上，他动员了新鲜力量，引发了一连串轰动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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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的海岸通过两个层面和海洋世界联系：一个是非法的民间贸易，另一个是国家允许的朝贡往来。永乐皇帝虽然仍旧严格执行惩罚民间贸易的命令，但朝廷却系统性地扩大了第二个领域的范围，不仅像从前一样允许朝贡使团入境，而且还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加大了对国家主导的海上交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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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在永乐帝统治之初，位于南京的中央朝廷就发布了一个建造舰队的宏大项目。此后，人们打造了数百艘航海性能卓越的舰船。位于都城的多处皇家造船厂、福建各港口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必须齐心协作，共同完成造船计划，这就意味着，从前在非法营生中碰运气的许多人如今被吸纳到了国家差役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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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朝廷敕令建造的远洋舰队包含了二百到三百个单位。其中有六十艘所谓的“宝船”，即大容量货船。后来的文献记载称这些船体积巨大。但实际上，这些船很可能只是三桅或四桅结构，仅仅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了同时期东亚或印度洋上航行的其他船只而已。更准确的信息没有传世，除了南京船坞出土的一些难以阐释的文物之外，至今尚无真正明确可靠的考古证据。计划在未来进行的挖掘行动也许会让我们有所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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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皇帝船队领航的大多是宫中的宦官，其中尤以郑和与王景弘最享盛誉。前者出身于云南的回民家庭，后者据说在福建长大。郑和似乎通晓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且具备军事经验。1405—1433年，他率领七支船队下“西洋”，也就是我们曾多次提到的西航路沿线区域，这片区域从占婆经马来半岛和爪哇，直到印度洋周边国家和地区。据说郑和手下有两万到三万人之众，包括水手、士兵、官员、医生、技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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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郑和的兵士拥有何种武器，尚有争议。文献中出现过两三次的“火器”一词含义并不明确。也许是指同时流行于东亚的小型火炮，也许只是炸炮、火矢、燃烧桶等。这个问题并非不重要，因为郑和在海上曾和敌人遭遇，如果那期间使用过火炮，那么就必须对欧洲人才真正在海上进行过炮战的通行观念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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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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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规模巨大的明朝船队的内部组织和后勤状况，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但有些文献表明，当时有几个访问过不同地区的分队，它们分散在各处。具体的分布情况没有传世。此外，我们还知道国家根据需要安排的一些规模小得多的航海行动，这些行动与郑和下西洋平行。大多数行动涉及西航路，而东航路和通往日本及朝鲜的海路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兴趣。因此，国家的航海政策集中于东南亚的西半侧和印度洋的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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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郑和船队来往最频繁的地方，国家和地区的名称流传了下来。相应的内容不仅见于中国的碑文，也载于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巩珍、费信等人的历史地理作品，以及《明实录》的众多条目之中。根据这些记载，船队的大部分船只从南京出发，经过福建，直接抵达越南沿海，大多不在广东和海南的港口停留较长的时间。他们从越南出发，开往今天泰国的部分地区、马来东岸、苏门答腊岛东部和爪哇北部港口。新加坡海峡另一侧的重要目的地有马六甲和苏木都剌－巴赛。以此为出发点，船队大多直接前往斯里兰卡、科钦和卡利卡特。孟加拉位于这条主路以北，造访它的更多是各个分队。相反，对于郑和来说，丹那沙林、若开和印度东侧几乎没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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