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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后，明朝就派出船只横渡阿拉伯海。他们从喀拉拉出发，或直接，或经马尔代夫群岛，前往阿拉伯半岛和霍尔木兹。显然，霍尔木兹扮演着核心角色，特别是它在记载中经常被作为目的地，而且在中国古代的一张海图（《郑和航海图》）当中也有突出的地位。这张图虽然也记载了坎贝和印度西北部的一些地方，但关于和这些地方的定期交流，我们一无所知。可以确定的是，船队还到了东非海岸的多个港口，航行大多经过亚丁或霍尔木兹，但也有从南亚直接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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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路与明朝初期航海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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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航海图》局部，形成于约15世纪初期。该图描述了从中国经东南亚前往印度、霍尔木兹、亚丁和东非的“西航路”。全图共数页，必须从右向左读，各部分之间由用短线表示的航线及海岸线连接。航线旁边的文字大多标注方向和距离。此处的局部图展示了中国南部海岸的一部分，如香山周边（今澳门附近）、海南岛、北部湾和越南北部。图下方边缘的小点和岛屿指西沙群岛和中沙岛礁。可见从福建和广东去越南的航线从海南和西沙群岛之间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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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内容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明朝为国家服务的船只在南京和东非之间的众多海域往来。虽然从前就有更小型的护航船队克服过漫长的距离，有时甚至将远东和海湾地区或红海联系了起来，比如波斯商人，但这些活动几乎无一例外地出于私人动机。此外，上文也已经展示，亚洲的贸易空间被分成由不同群体所使用的几个大区。明朝的船队剧烈地打破了这种结构，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一个亚洲政权在亚洲几乎所有海域当中展现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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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政治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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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当时使用的是何种“火器”，我们可以发现，军事领域也出现了革新。汉－蒙军队对日本和爪哇采取的行动以及朱罗帝国对三佛齐的袭击只是触动了海洋世界的局部。郑和的远航则完全不同：它清楚地证明了远离故土进行介入的可能性。中国的登陆部队在苏门答腊岛北部干预了一次当地的内部冲突，还在斯里兰卡擒获了一位反对郑和指示的当地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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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的地盘（这里指南海）之外进行干涉的前提是先进的后勤系统以及天衣无缝地控制返程航线的能力。如前所述，我们不清楚这一系统的具体面貌，但仍有一些线索可供思考：明朝在巨港、马六甲、卡利卡特等地或附近地区都保有仓库或补给站，作为所得货物的中转仓库或补给手段。有观点认为，一些地方可以和《郑和航海图》中标识出来的“官厂”或“官屿”等同。巨港等地还设有中国官员。这一切可能是表明“殖民地雏形”（这种表达无可厚非）存在的证据，至少这是区别于一般海外聚居区（像古代蕃坊一样）的一种海外存在方式。相对于我们之前观察到的现象，这一事实也许有理由被看作是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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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仍有许多问题没有确切答案。比如牵涉到数量级的问题。当时，东南亚大多数沿海地区的居民数量显然少于一万或一万五千人。当巨大的中国船队抵达一个地方，哪怕只是载有三千到四千人的十到十二艘船，当地是如何解决他们的生活供给的呢？流传的船员数量是否有误？也许相关船队的规模要小得多，或者在供给上自给自足。如果不是这样，则中国在马六甲或苏门答腊岛北部的存在岂不是一定会在当地引起压迫感？此时的马六甲不仅居民较少，而且刚从历史的黑暗中走出来。另一面，当郑和与他的手下官员见到马来半岛上各个地方的建筑主要是小木屋，他们会做何感想？也许他们会认为这些地方极端落后，因为根据当地记载，当时的中国已经拥有无数被复杂的石造防御建筑环绕的城市，修建了学校、街道、桥梁、仓库、市场和各类管理机构。但两者之间的对比，没有在史料中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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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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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巨大船队真正的作用和使命也是一个争议话题。明朝的船上确实运载着士兵，以便在危急关头实施武力进攻，这一点已为斯里兰卡和苏门答腊岛上的事件所证明。但同时，船队还运输以丝绸为主的贸易商品，返程时则购置香料、热带木材、药用物质、异国珍兽等贵重货物，以带回中国。此外，船上一直有外国使节，他们代表其君主奉上贡物，根据中国的解读方式，这是外邦正式向明朝称臣的标志。因此，郑和的船队身负多重任务，主要任务是贸易和外交上的，少部分是军事上的。在军事层面上，早期的明帝国有别于欧洲的一些后来者，这些欧洲人虽然同样追随贸易兴趣而来，但在必要时更频繁地动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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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海上势力而言，明朝在质与量两方面都占有优势，在这一观点上，学界也许是一致的。无疑，中国拥有更多的船只和人力，以及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因此，郑和的船队很可能在远洋贸易上占据了主要的份额，贸易范围不仅包括南海和印度洋东部海域，甚至还涉及经过阿拉伯海的某些航线。而沿海贸易则被留给了欧洲人等后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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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和东非之间的许多重要战略区域，中国都发挥着影响，比如在马六甲海峡、苏门答腊岛西北角、印度西南部、波斯湾出口、亚丁附近等，这导致了另外一个结果：在永乐皇帝治下，到南京的外国使团数量出现了跳跃式增长。和从前一样，如果遵守相关法律，这些人在原本的“朝贡贸易”之外，还可以从事民间交易。整体来看，虽然明代的文献很少提及相应的进口量，但和14世纪下半叶相比，进口在数量上肯定出现了强有力的增长。这反过来又可能刺激了出口地区某些原材料的生产。在关于更早时代的论述中，我们已经表达过类似的想法。但在那时，推动增长的不是国家的倡议，而是民间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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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这种考量中，还需要顾及另一个方面：随着明代朝廷改善政府、扩大海外影响力、雇用中国沿海地区人员，沿海地区的负担减轻了，而且更紧密地和中央联系到了一起。也就是说，无业人员的数量下降，愿意避开贸易禁令并从事非法商业活动的人也变少了。同样减少的可能还有非法移民的人数。也许，朝贡贸易和国家贸易行业不仅提高了中国的总进口量，而且同时减少了非法供货在其中的份额。官方贸易行业正朝着实际的垄断地位发展，但却永远无法成功，因为它毕竟不可能完全控制走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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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人和国家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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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自然会提出另外一个问题：海外华人和国家船队之间的关系如何？早在宋元时期就有中国人在东南亚定居。有些人早已适应了他国，另一些人则维持着与故乡的联系，推动对福建和广东沿海地区的民间交流。这是违背这两省法律的。明代朝廷试图抓捕违法者，就我们所知，至少在一个事例当中，郑和有条不紊地解决了位于东南亚的国人。他跟陈祖义发生了一次短暂的军事冲突。陈祖义在中国犯下了多重罪行，凭借大批随从，他令巨港一带局势动荡。据文献记载，明朝军队不得不毁灭陈祖义的武装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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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情况下，郑和大多受到华人的欢迎。后来的叙述往往提及这点，但真正可靠的只有少数细节。我们可以猜测，国家航海行为和海外华人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合作。人们对这个现象有着不同的解释：一些移民和东南亚当地统治者之间早就形成了良好的关系，他们常常帮助后者与中国建立朝贡关系。这恰好符合郑和的意思。其他海外华人负责购置明朝所需的贸易商品。也许甚至还存在某种地区性的分工：明朝船队使用西航路，而包括定居爪哇的商人在内的民间商贩，则负责从遥远的东部地区把香料运到实际的贸易中心。另外，我们还要考虑宗教角度：再次拉拢华裔的穆斯林（不少人已定居爪哇、文莱等地），使其与中国政权的关系更紧密，无疑比长期视其为敌人更加聪明。我们还能想起：泉州地区在不久前经历了穆斯林商人的大批离开；对明朝来说，这些人和其他国外穆斯林之间的紧密联系也许并非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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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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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为止，除了已属阐释范畴的一些其他问题，我们已经勾勒了明代早期扩张活动的最重要特征。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提出一个逾期已久的问题，去追问这种不同寻常的海上力量发展背后的深层原因。需要提前说明的是，这个问题并不存在清楚的答案，因为文献中流通的尽是不同的观点。因此常有人说，这是多个动机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是各动机的权重并不恒定。让我们简单地看一下最流行的几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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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永乐皇帝认为逃亡的建文帝寓居国外，出于对他可能策动异邦人对抗中国的恐惧，永乐皇帝花重金寻找他的下落。反对观点认为，建文帝在永乐皇帝崛起的内战当中已经丧生。但最近又有不同的主张出现，这种观点认为郑和在中国曾暗中与建文帝相见，无论出于何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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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另一种理解，朝廷单纯为了展现自己的权势而推动朝贡往来，特别是按照明朝的观念，朝贡是“蛮夷”臣服于中华英明领导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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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论与展示权势有无关系，明朝政府进口了许多稀罕之物，特别是那些具有一定象征意义、表达和谐与和平的物品，以宣扬统治者的合法性，证明他“天子”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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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另一些人认为，船队的任务实际上更偏重于为朝廷或民众进口奢侈品或消费品。第二种变化是胡椒、贵重木材、药品和其他在中国市场上流通的物品的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