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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发展对亚丁有何影响？这点已经难以查明。和从前一样，拉苏里王朝的生存仍旧依赖向商人征税，有时也接受慷慨的馈赠，礼物主要来自卡里米商人。但双方也会陷入冲突，因为拉苏里王朝本身也从事海外贸易，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是商人的竞争对手。除卡里米人之外，当地还存在自古就有的印度人群体，其中就有所谓巴尼亚④（Baniyas）。巴尼亚们大多来自古吉拉特，据传和喀拉拉有密切关系。他们向也门提供各类奢侈品。我们可以找到14世纪后半叶和15世纪初的相关线索。种种证据表明，尽管埃及北部的经济状况不景气，亚丁却依然繁荣。无论如何，进口货物之丰富，不仅能够满足亚丁自身需求，还可以覆盖其他许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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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观察到，亚丁延续了从前的发展，扩大了对东非市场的交流，这种现象也应当纳入上述考虑。基卢瓦在此过程中变得日益重要，而摩加迪沙则相应地失去了重要性。至于这种趋势是否持续到公元1400年之后，我们无法轻易断定。15世纪的中文文献提到过摩加迪沙和巴拉韦，有时也讲到过马林迪，但对于饱受赞誉的基卢瓦却没有只言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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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猜想也值得考虑。常有人主张，古吉拉特人在14世纪经过索科特拉岛或直接增加了对非洲的供货，特别是印度纺织品的供货。和从前一样，沿着东非海岸的许多小港口可能对不同的商人群体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好。因此，一部分港口可能和亚丁有过合作，另一部分港口则与霍尔木兹或坎贝来往。同时，我们可以想象局势曾发生过数次偏移，有时有利于一方，有时又有利于另一群体。总体来看，在所有参与者的均衡之中，非洲市场显然已经变得更加重要。它们不仅有利于坎贝等地的繁荣，而且还促使亚丁在开罗经济衰落的状况下捍卫住了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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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 [:1707309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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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 第二节 明朝的国家航海活动（15世纪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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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伟大：国家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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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之初已经提到，中国曾在约三十年的时间里处于核心地位，现在就让我们去关注这段短暂的时间。在以铁腕统治国家的明太祖去世（1398年）之后，中国首先经历了短暂的内部斗争时期，其结果是朱棣的崛起。当他于1403年在南京登基时，实际上，中国的对外关系进入了一段特殊时期，因为与前代帝王相比，这位年号“永乐”的新皇帝推行的是一种更具进攻性的政策。他不仅向在北方仍对明朝构成威胁的蒙古人发动了数次征讨，还发兵越南。尤其是在“海疆”上，他动员了新鲜力量，引发了一连串轰动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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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的海岸通过两个层面和海洋世界联系：一个是非法的民间贸易，另一个是国家允许的朝贡往来。永乐皇帝虽然仍旧严格执行惩罚民间贸易的命令，但朝廷却系统性地扩大了第二个领域的范围，不仅像从前一样允许朝贡使团入境，而且还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加大了对国家主导的海上交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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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在永乐帝统治之初，位于南京的中央朝廷就发布了一个建造舰队的宏大项目。此后，人们打造了数百艘航海性能卓越的舰船。位于都城的多处皇家造船厂、福建各港口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必须齐心协作，共同完成造船计划，这就意味着，从前在非法营生中碰运气的许多人如今被吸纳到了国家差役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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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朝廷敕令建造的远洋舰队包含了二百到三百个单位。其中有六十艘所谓的“宝船”，即大容量货船。后来的文献记载称这些船体积巨大。但实际上，这些船很可能只是三桅或四桅结构，仅仅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了同时期东亚或印度洋上航行的其他船只而已。更准确的信息没有传世，除了南京船坞出土的一些难以阐释的文物之外，至今尚无真正明确可靠的考古证据。计划在未来进行的挖掘行动也许会让我们有所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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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皇帝船队领航的大多是宫中的宦官，其中尤以郑和与王景弘最享盛誉。前者出身于云南的回民家庭，后者据说在福建长大。郑和似乎通晓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且具备军事经验。1405—1433年，他率领七支船队下“西洋”，也就是我们曾多次提到的西航路沿线区域，这片区域从占婆经马来半岛和爪哇，直到印度洋周边国家和地区。据说郑和手下有两万到三万人之众，包括水手、士兵、官员、医生、技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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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郑和的兵士拥有何种武器，尚有争议。文献中出现过两三次的“火器”一词含义并不明确。也许是指同时流行于东亚的小型火炮，也许只是炸炮、火矢、燃烧桶等。这个问题并非不重要，因为郑和在海上曾和敌人遭遇，如果那期间使用过火炮，那么就必须对欧洲人才真正在海上进行过炮战的通行观念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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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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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规模巨大的明朝船队的内部组织和后勤状况，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但有些文献表明，当时有几个访问过不同地区的分队，它们分散在各处。具体的分布情况没有传世。此外，我们还知道国家根据需要安排的一些规模小得多的航海行动，这些行动与郑和下西洋平行。大多数行动涉及西航路，而东航路和通往日本及朝鲜的海路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兴趣。因此，国家的航海政策集中于东南亚的西半侧和印度洋的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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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郑和船队来往最频繁的地方，国家和地区的名称流传了下来。相应的内容不仅见于中国的碑文，也载于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巩珍、费信等人的历史地理作品，以及《明实录》的众多条目之中。根据这些记载，船队的大部分船只从南京出发，经过福建，直接抵达越南沿海，大多不在广东和海南的港口停留较长的时间。他们从越南出发，开往今天泰国的部分地区、马来东岸、苏门答腊岛东部和爪哇北部港口。新加坡海峡另一侧的重要目的地有马六甲和苏木都剌－巴赛。以此为出发点，船队大多直接前往斯里兰卡、科钦和卡利卡特。孟加拉位于这条主路以北，造访它的更多是各个分队。相反，对于郑和来说，丹那沙林、若开和印度东侧几乎没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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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后，明朝就派出船只横渡阿拉伯海。他们从喀拉拉出发，或直接，或经马尔代夫群岛，前往阿拉伯半岛和霍尔木兹。显然，霍尔木兹扮演着核心角色，特别是它在记载中经常被作为目的地，而且在中国古代的一张海图（《郑和航海图》）当中也有突出的地位。这张图虽然也记载了坎贝和印度西北部的一些地方，但关于和这些地方的定期交流，我们一无所知。可以确定的是，船队还到了东非海岸的多个港口，航行大多经过亚丁或霍尔木兹，但也有从南亚直接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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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路与明朝初期航海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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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航海图》局部，形成于约15世纪初期。该图描述了从中国经东南亚前往印度、霍尔木兹、亚丁和东非的“西航路”。全图共数页，必须从右向左读，各部分之间由用短线表示的航线及海岸线连接。航线旁边的文字大多标注方向和距离。此处的局部图展示了中国南部海岸的一部分，如香山周边（今澳门附近）、海南岛、北部湾和越南北部。图下方边缘的小点和岛屿指西沙群岛和中沙岛礁。可见从福建和广东去越南的航线从海南和西沙群岛之间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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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内容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明朝为国家服务的船只在南京和东非之间的众多海域往来。虽然从前就有更小型的护航船队克服过漫长的距离，有时甚至将远东和海湾地区或红海联系了起来，比如波斯商人，但这些活动几乎无一例外地出于私人动机。此外，上文也已经展示，亚洲的贸易空间被分成由不同群体所使用的几个大区。明朝的船队剧烈地打破了这种结构，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一个亚洲政权在亚洲几乎所有海域当中展现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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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政治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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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当时使用的是何种“火器”，我们可以发现，军事领域也出现了革新。汉－蒙军队对日本和爪哇采取的行动以及朱罗帝国对三佛齐的袭击只是触动了海洋世界的局部。郑和的远航则完全不同：它清楚地证明了远离故土进行介入的可能性。中国的登陆部队在苏门答腊岛北部干预了一次当地的内部冲突，还在斯里兰卡擒获了一位反对郑和指示的当地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