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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的地盘（这里指南海）之外进行干涉的前提是先进的后勤系统以及天衣无缝地控制返程航线的能力。如前所述，我们不清楚这一系统的具体面貌，但仍有一些线索可供思考：明朝在巨港、马六甲、卡利卡特等地或附近地区都保有仓库或补给站，作为所得货物的中转仓库或补给手段。有观点认为，一些地方可以和《郑和航海图》中标识出来的“官厂”或“官屿”等同。巨港等地还设有中国官员。这一切可能是表明“殖民地雏形”（这种表达无可厚非）存在的证据，至少这是区别于一般海外聚居区（像古代蕃坊一样）的一种海外存在方式。相对于我们之前观察到的现象，这一事实也许有理由被看作是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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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仍有许多问题没有确切答案。比如牵涉到数量级的问题。当时，东南亚大多数沿海地区的居民数量显然少于一万或一万五千人。当巨大的中国船队抵达一个地方，哪怕只是载有三千到四千人的十到十二艘船，当地是如何解决他们的生活供给的呢？流传的船员数量是否有误？也许相关船队的规模要小得多，或者在供给上自给自足。如果不是这样，则中国在马六甲或苏门答腊岛北部的存在岂不是一定会在当地引起压迫感？此时的马六甲不仅居民较少，而且刚从历史的黑暗中走出来。另一面，当郑和与他的手下官员见到马来半岛上各个地方的建筑主要是小木屋，他们会做何感想？也许他们会认为这些地方极端落后，因为根据当地记载，当时的中国已经拥有无数被复杂的石造防御建筑环绕的城市，修建了学校、街道、桥梁、仓库、市场和各类管理机构。但两者之间的对比，没有在史料中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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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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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巨大船队真正的作用和使命也是一个争议话题。明朝的船上确实运载着士兵，以便在危急关头实施武力进攻，这一点已为斯里兰卡和苏门答腊岛上的事件所证明。但同时，船队还运输以丝绸为主的贸易商品，返程时则购置香料、热带木材、药用物质、异国珍兽等贵重货物，以带回中国。此外，船上一直有外国使节，他们代表其君主奉上贡物，根据中国的解读方式，这是外邦正式向明朝称臣的标志。因此，郑和的船队身负多重任务，主要任务是贸易和外交上的，少部分是军事上的。在军事层面上，早期的明帝国有别于欧洲的一些后来者，这些欧洲人虽然同样追随贸易兴趣而来，但在必要时更频繁地动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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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海上势力而言，明朝在质与量两方面都占有优势，在这一观点上，学界也许是一致的。无疑，中国拥有更多的船只和人力，以及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因此，郑和的船队很可能在远洋贸易上占据了主要的份额，贸易范围不仅包括南海和印度洋东部海域，甚至还涉及经过阿拉伯海的某些航线。而沿海贸易则被留给了欧洲人等后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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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和东非之间的许多重要战略区域，中国都发挥着影响，比如在马六甲海峡、苏门答腊岛西北角、印度西南部、波斯湾出口、亚丁附近等，这导致了另外一个结果：在永乐皇帝治下，到南京的外国使团数量出现了跳跃式增长。和从前一样，如果遵守相关法律，这些人在原本的“朝贡贸易”之外，还可以从事民间交易。整体来看，虽然明代的文献很少提及相应的进口量，但和14世纪下半叶相比，进口在数量上肯定出现了强有力的增长。这反过来又可能刺激了出口地区某些原材料的生产。在关于更早时代的论述中，我们已经表达过类似的想法。但在那时，推动增长的不是国家的倡议，而是民间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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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这种考量中，还需要顾及另一个方面：随着明代朝廷改善政府、扩大海外影响力、雇用中国沿海地区人员，沿海地区的负担减轻了，而且更紧密地和中央联系到了一起。也就是说，无业人员的数量下降，愿意避开贸易禁令并从事非法商业活动的人也变少了。同样减少的可能还有非法移民的人数。也许，朝贡贸易和国家贸易行业不仅提高了中国的总进口量，而且同时减少了非法供货在其中的份额。官方贸易行业正朝着实际的垄断地位发展，但却永远无法成功，因为它毕竟不可能完全控制走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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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人和国家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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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自然会提出另外一个问题：海外华人和国家船队之间的关系如何？早在宋元时期就有中国人在东南亚定居。有些人早已适应了他国，另一些人则维持着与故乡的联系，推动对福建和广东沿海地区的民间交流。这是违背这两省法律的。明代朝廷试图抓捕违法者，就我们所知，至少在一个事例当中，郑和有条不紊地解决了位于东南亚的国人。他跟陈祖义发生了一次短暂的军事冲突。陈祖义在中国犯下了多重罪行，凭借大批随从，他令巨港一带局势动荡。据文献记载，明朝军队不得不毁灭陈祖义的武装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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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情况下，郑和大多受到华人的欢迎。后来的叙述往往提及这点，但真正可靠的只有少数细节。我们可以猜测，国家航海行为和海外华人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合作。人们对这个现象有着不同的解释：一些移民和东南亚当地统治者之间早就形成了良好的关系，他们常常帮助后者与中国建立朝贡关系。这恰好符合郑和的意思。其他海外华人负责购置明朝所需的贸易商品。也许甚至还存在某种地区性的分工：明朝船队使用西航路，而包括定居爪哇的商人在内的民间商贩，则负责从遥远的东部地区把香料运到实际的贸易中心。另外，我们还要考虑宗教角度：再次拉拢华裔的穆斯林（不少人已定居爪哇、文莱等地），使其与中国政权的关系更紧密，无疑比长期视其为敌人更加聪明。我们还能想起：泉州地区在不久前经历了穆斯林商人的大批离开；对明朝来说，这些人和其他国外穆斯林之间的紧密联系也许并非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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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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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为止，除了已属阐释范畴的一些其他问题，我们已经勾勒了明代早期扩张活动的最重要特征。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提出一个逾期已久的问题，去追问这种不同寻常的海上力量发展背后的深层原因。需要提前说明的是，这个问题并不存在清楚的答案，因为文献中流通的尽是不同的观点。因此常有人说，这是多个动机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是各动机的权重并不恒定。让我们简单地看一下最流行的几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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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永乐皇帝认为逃亡的建文帝寓居国外，出于对他可能策动异邦人对抗中国的恐惧，永乐皇帝花重金寻找他的下落。反对观点认为，建文帝在永乐皇帝崛起的内战当中已经丧生。但最近又有不同的主张出现，这种观点认为郑和在中国曾暗中与建文帝相见，无论出于何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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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另一种理解，朝廷单纯为了展现自己的权势而推动朝贡往来，特别是按照明朝的观念，朝贡是“蛮夷”臣服于中华英明领导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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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论与展示权势有无关系，明朝政府进口了许多稀罕之物，特别是那些具有一定象征意义、表达和谐与和平的物品，以宣扬统治者的合法性，证明他“天子”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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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另一些人认为，船队的任务实际上更偏重于为朝廷或民众进口奢侈品或消费品。第二种变化是胡椒、贵重木材、药品和其他在中国市场上流通的物品的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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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时更重要的是购置马匹，这也是为了育种。马匹是《明实录》中提及次数最多的“贡物”，大量购自朝鲜等地。北方的骑兵需要借此对抗蒙古人。但我们不知道海上进口在整个语境下的地位如何，因为并无相关数据。留下一些数字的只有琉球供应的马匹，但这与郑和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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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据另一观点，海上扩张只服务于有限的政治军事目的。其内容是摧毁扰乱贸易的海盗势力，或牵制满者伯夷的利益集团。中国在马六甲、巨港和爪哇北部港口树立了旗帜，而这些地方在1400年前后都背离了满者伯夷，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想象，明朝此举意在遏制该国。但这一切都无法解释中国船队为何同时开往印度、霍尔木兹和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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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更简单的做法是假定朝廷把海上的功业视作对征伐北方和攻打大越等军事行动的“补充”，同时也是明朝总体扩张追求的一个元素；这样，经济成分就居于其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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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最有意思的论点和帖木儿帝国有关。帖木儿原计划从新疆突破，席卷中国：因此中国试图疏离帖木儿潜在的南亚和西亚伙伴，“从后方”抓住敌人。但有一个事实构成了这个论点的软肋：帖木儿很早就放弃了这个入侵计划，但中国去霍尔木兹和亚丁的航行却仍在继续。因此，与之相对的一个观点认为，永乐皇帝致力于拉拢帖木儿，使其保持中立，以便阻止帖木儿－蒙古联盟的形成。许多线索都支持这种猜想，但中国在东南亚的投入又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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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观点成立的前提是卓越的地缘战略能力，至少是良好的地理和空间知识。相应的信息，包括地图学知识，早在元朝时就已具备。中国和西亚的交往也由来已久。无论是为了削弱帖木儿的物质实力而从那里购买马匹等商品，还是单纯为了给帖木儿留下积极的印象，希望与之形成伙伴关系，都可以解释明朝为何频繁地把霍尔木兹当作目的地。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推断，郑和的船队必定要寻访古吉拉特各港口，因为这些港口也为帖木儿帝国供货，但显然，郑和并未去过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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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上述考虑，朝廷并不一定是为了推行某种宏大的夹击战略而派出巨型船队，哪怕我们无法把这种可能性排除在外。在这样一种大局势之下，明朝在东南亚采取的措施只能归于次要地位，最多是为了稳固后方的航线。但问题并不局限于此：关于郑和与15世纪初期仍处于繁荣阶段的阿拉伯－印度航海活动之间的关系，我们所知甚少。古吉拉特人沿印度和东非海岸不断扩张的贸易网络究竟是一种竞争性质，还是一种互补性质的系统？中国是否自视为阿拉伯海部分海域的“调节性力量”？抑或中国只在东南亚西半部充当这种角色？马六甲和苏门答腊岛西北角的一些地区位于中国影响范围之内，这是否意味着古吉拉特人和其他商人团体不能遂其所愿，自由地向东方扩展？这些又是没有答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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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毫无争议的是，明朝的国家航海行为和欧洲殖民时代的行动不同，它并非为了传播宗教观念，不具备传教元素。另外有一种大胆的看法，但我们还无法证实。这种观点认为郑和奉命去发现新的国家和岛屿，甚至声称他开发了太平洋和好望角，开辟了经大西洋到欧洲和美洲的航线，甚至还到过北极水域。诚然，郑和也许进行过一定限度的考察航行，如经过索法拉以南地区（旅行者始终感激这些有利信息），但如果像最近一些不可靠的出版物所称，把郑和航海称为对未知空间的系统性探险，则纯属无稽之谈。无论是郑和还是其他人，都无法与哥伦布和卡布拉尔（Pedro Álvares Cabral）⑤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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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航海行为的终结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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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3年，郑和的海上壮举在正式开始三十年之后最终停止了，中国也完成了其漫长历史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篇章。但问题并未停止：大量国家和地区或多或少都向中国派出过外交使团，从摩加迪沙到亚丁、霍尔木兹、卡利卡特、科钦、斯里兰卡、孟加拉和东南亚，很多国家和地区还自认为是明朝的臣属，某个僧侣甚至还通过中国朝廷来认证其地位。从外部看，中国官方的航海政策是一段成功的历史，那么为何竟陡然终结？也许可以告诉我们答案的相关文件已经在皇宫的一次火灾中化为灰烬，至于是偶然还是有意，没人确切知道。也许这些材料包含一些负面内容。无论如何，文献的许多线索都说明航海活动过于昂贵，过多的人因此丧生。简而言之，海上权力的发展最终变得无利可图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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