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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观点认为，如果测算材料和人力费用，则国家的船队建造计划绝对没有形成额外的财政负担。其他支出要比这高得多。朝贡贸易可能甚至还有盈利，特别是朝廷获得了许多昂贵商品，而在后来的年代中，明朝的回礼主要是仪式性物品和纸币。外国使者又用这些纸币购买中国商品，而且只在中国本土交易，因为这些纸币在他处并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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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想法则往往流于泛泛：1420年或1421年前后，朝廷从南京迁到寒冷的北方都城北京。皇帝仍旧更加关心陆上疆界，一心要消灭蒙古人。因为没有威胁从海上袭来，明帝国就失去了对海洋世界的兴趣。当后来需要节约开支之时，这部分并不必要的开支就被划去了，其中就包括船队政策。这种阐释方式也许听起来比较可信，但却无法回答郑和航海的本意和多重维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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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结束国家航海项目的决策贯彻得畅通无阻。不久以后，巨大的远洋航船就无所事事地停泊在港口里，很快就成了廉价木材，被拆卸一空，而航海人员则被投入建筑和内部交通等行业中。其后果是无法避免的：不久，明朝就不再拥有亚洲海洋的主导地位了。虽然朝贡使团仍在流入，但已是乘外国船而来，而到了15世纪中期，印度洋周边国家的使团一般都已远离中国水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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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东南亚邻国仍旧对皇帝保持着忠心，也许是由于中国是附近的强国。因此，约八十年后，马六甲仍希望中国帮助它对抗葡萄牙人。显然，15世纪的明朝在有些地方还长久地享有强大保护势力的声誉。值得注意的还有：16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几个文本还提到过中国国家船队在亚洲的影响。相应的段落可能主要基于口头传统，但它们让人感受到，中国航海达到了使人印象深刻的规模，因此持久地影响了同时代人的记忆。对后来出自今天印度尼西亚的一些传说，我们亦可做类似评论。正如历史事实的重构中有时可资参考的一些马来史籍一样，我们对中国郑和“故事”里的某些元素也完全应该严肃对待并重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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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退出世界海洋的行为还带有另一个特征：该举动并非受到外力的胁迫，而是出于内部的权衡—无论这种权衡可能是何种性质。而其他的航海大国往往经过长达数十年的斗争，受到对手的驱逐而成为悲惨的输家，不得不离开舞台。明朝的退出单纯是出于自主选择。正是这一点额外地刺激了传说的形成。明代早期的航海活动早已被视为和平崛起、经济增长和文化交流的表达。中国希望以此和英美世界的帝国主义诉求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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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 第三节 其他航海者（15世纪早期及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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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本、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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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至琉球路线，出自萧崇业、谢杰《使琉球录》（1579年）。路线从右向左，东－东北走向，经过彭佳屿、钓鱼岛等地（台湾以北及东北方向），通向琉球岛链主岛。航线上的文字给出了距离和方向。小框内为岛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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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朝国家航海行动对亚洲其他航海活动的影响，人们的评论可谓迥异。同样，针对明朝停止航海的后果，也存在很不一致的观点。对那些认为文献资料无限夸大了郑和航海规模的人而言，航海政策的终结并无任何重要性。他们主张，除了明朝，当时还有许多其他群体在正常地发展，丝毫未受中国方面的影响。但另一些人认为明朝的国家航海行动曾在某些区域占有极强的主导地位，因此它削弱了当时的竞争关系，使竞争关系直到1430年或1440年才回到历史进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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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真相恰处于这两种极端说法之间。也许明朝船队的存在和撤出在区域上所造成的影响很不一致。让我们再次从亚洲东北部开始。郑和与日本、朝鲜几乎毫无牵连。而且无论是郑和之前，郑和航海期间以及郑和之后，中国和这两个地区之间的民间贸易始终是被禁止的。当时，日本岛内出现纷争，举国动荡，足利幕府在日本的统治似乎难以预料，至少中国在东海边看到的是一个日益分裂的世界。因此，中国和日本个别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很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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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海盗与匪帮令中国沿海陷入恐慌，有些盗贼来自日本，但从整体上看，这些事件并没有带来什么影响。另外，宗教交流虽然不像从前那么频繁，但也仍旧存在。毕竟15—16世纪来中国的日本旅行者留下了为人所熟知的类似日记的记录。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对日本的官方描述，但此类资料更倾向于对日本持保留态度，有时甚至持批判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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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群岛的状况则全然不同。明代初期，琉球在中国的朝贡贸易体系中扮演着海上“蛮夷之典范”的角色。郑和远航结束之后，汇集于冲绳的各条贸易航线获得了额外的意义。东南亚的货物不仅日益频繁地经过琉球抵达日本和朝鲜，还运往福建。因此，冲绳和东南亚之间的交流也变得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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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仍然从右向左，与前页图右侧相连，系同一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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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世纪，琉球朝贡使团的最大数量和朝贡频率始终由中国方面规定，但人们经常绕过这些规定。这种现象的发展必定有一部分要归结于此前在国家航海领域服务、如今却盼望着获得正经营生的福建人，归功于他们及其伙伴在冲绳的秘密合作。所以，在前章已经提到的来自福建的、合法的“发展援助”还多了另一层色彩。长期来看，它导致琉球网络个别部分发生了某种程度的“福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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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方层面上，琉球和中国的往来局限于福建和冲绳之间的交流，但文献表明，在不久之后，琉球的船只还造访了中国沿海的其他地区。15世纪下半叶，我们发现它们甚至还到过今天澳门附近的香山一带。甚至在海南，琉球商人似乎也留下了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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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地区，琉球的航海活动往往是和福建人合作的。但并非一直如此。经过发展，福建非法贸易的部分领域完全脱离了对琉球贸易的依赖。秘密合作只涉及某些部门或群体，在其他方面，双方是竞争关系。15世纪下半叶，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是琉球贸易逐渐衰退的最先征兆，因为从长期来看，在向中国供应东南亚商品方面，琉球已经难以跟上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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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苏禄区和东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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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下半叶，中国对民间层面的海上贸易仍旧施行禁令，但禁令后来逐渐形同虚设。海禁的日渐虚空，自然也要归结于其他群体的活动。文献中零星的线索透露，东南亚等地商人在通行的朝贡规定之外还在广东和海南沿岸碰过运气。大多数情况下，明朝的海防机构会惩戒这类非法“因子”，但偶尔也与之勾结，因为海外贸易总是有利可图，而且私下获得外快的希望也颇具吸引力。但这种变化直到16世纪初才取得突破，几十年之后，到了16世纪五六十年代，走私贸易已经失去控制。当地官员无视法令，通过非法交易大捞油水，而原先貌似无害的走私团伙也逐渐演变成大型的武装匪帮，他们袭击沿海卫所，洗劫城市，甚至陷入内部的小规模战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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