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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大陆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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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南海对岸的大越国已经摆脱了明朝的统治。黎朝后来成了交趾地区的统治者。但中国文化的影响依然无处不在，因为黎朝治国仍和前代类似，主要遵循儒家原则。此外，他们还和占婆一样，继续向中国派遣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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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越和占婆互相争夺中国的优待，许多细节保留在了中国的文献里。两国似乎都以各自的方式融入了郑和之后的海洋世界。它们和不同贸易伙伴的交流都有迹可循，这些交流远至东北亚和东南亚的马六甲等地。相关陶瓷的出土使得这一图像更趋完整。有时甚至有人猜测，大越的陶瓷生产商与中国还形成了竞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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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婆与琉球及日渐崛起的马六甲之间维持着关系，但在对中国的朝贡关系当中，大越自认为是琉球王国的对手。这是当时的另一个特征。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粗略地辨认出这种局势。更重要的是，不久以后，大越在就开始向南扩张，于1471年攻打占婆，由此使自己贸易强国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这些变化也许造成了穆斯林商人的负担。数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将占婆当作根据地，如今几乎要完全向文莱、爪哇等地重新调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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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泰国一带，大城王朝方兴未艾。中国商人（也许大多来自福建）在当地市场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私下或直接，或经过琉球而和国内保持着联系。此外，大城王朝也遣使入明朝，《明实录》中记载了不下几十个这样的使团。生活在大城王朝并与当地精英阶层有关系的中国人也参与了使团的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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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王朝在政治军事上的耀眼之处在于1431年占领了吴哥，迫使高棉统治者退守金边（Phnom Penh）。但面对北部邻国时，它却并非一直那么成功。在南方，它接手了那空是贪玛叻，并尝试将更遥远的几个地区纳入其不断扩张的贸易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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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马来半岛东侧中南部一些地方尤其盛产一样东西：胡椒。但帕塔尼（Patani）这类后来典型的胡椒港口还未享有后来这么重要的地位。包括中国文献在内的资料还提到了彭亨、吉兰丹等地区。显然，这些地方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大城王朝，但关于两者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我们只能猜测。这些地区和明朝的关系以及它们自身之间的关系也都并不清楚。郑和之后的中国文献除了提到一些零散的来往之外，别无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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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苏门答腊、爪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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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的观点认为，在马来半岛西侧，大多数航线都汇集于马六甲。但关于它在明朝官方船队撤出之后的发展，人们存在不同的意见。一种论调称，明朝船队远离之后，马六甲才真正得以“自由”发展，独立自主或吸收印度商人群体的影响。这些印度商人主要来自古吉拉特、孟加拉和泰米尔地区。同时，当地和相邻几个聚居区的伊斯兰化进程也由此而向前推进。另一种论点指出，决定性地推动了马六甲继续繁荣的，主要是和中国保持着非法往来的海外华人或福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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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在15世纪中期和15世纪末究竟有多重要，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16世纪初的葡萄牙文献把这个港口介绍成重要的商业中心，但有证据表明，葡萄牙人的描述夸大其词。原因之一是他们必须在果阿和里斯本“证实”他们积极的想象，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期待。在葡萄牙占领马六甲（1511年）之前的几年当中，这种期望就已到处流传。因此，声称马六甲拥有五万多居民的某些论点，其实不甚合理。也许马六甲只是马来半岛上一个中等大小的聚居点，统治着相邻几个地方，大致和苏木都剌－巴赛或稍后的亚齐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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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说过，巨港和爪哇北部各港口生活着一些海外华人。郑和之后，他们仍旧留在当地。15世纪，新移民至此的福建人增强了他们的势力。和很久以前来到爪哇的福建人不同，这些福建移民已经不再是穆斯林。也有人论证，1471年占婆的灾难⑥可能推动了中国籍穆斯林向爪哇北部的迁移，移民中也包括其他地方的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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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里汶（Cerbon）、三宝垄（Semarang）、淡目（Demak）、锦石（Gresik）、图班（Tuban）、泗水（Surabaya）等港口维系着自己的贸易网络，囊括了婆罗洲、产香料各岛、帝汶岛、马六甲和苏门答腊岛各港口。早在15世纪初，爪哇北部的许多地方就已经脱离了满者伯夷，加强了和伊斯兰世界的交往。明朝船队的存在可能推动了这一进程。船队离开之后，这个过程仍在继续，古吉拉特等地的群体对此起了推动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这加剧了政治上的分裂，而且宗教重心的推移也变得更快：沿海地区日益伊斯兰化，而内陆在很长时间内仍固守古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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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下半叶，经过巽他海峡的海上交通显然已无法和马六甲海峡的交通量相比。尽管如此，苏门答腊岛上的楠榜（Lampung）等地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在对面的爪哇西北部，万丹（Bantam）的重要性第一次突显出来。以后它将崛起为中国人频繁光顾的大贸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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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曼（Lucian Scherman）收藏的蒲甘王国货船模型，慕尼黑州立民族学博物馆（Staatliches Museum für Völkerkunde München）。几百年前航行于今天缅甸沿海的蒲甘等地的船只，其外观可能与之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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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爪哇北部沿海一样，苏门答腊岛的北岸在政治上也处于分裂状态。在郑和时代被描述为重要集散地的苏木都剌－巴赛，现在以佩迪亚（Pedir）⑦为代价对外扩张，但却面对着阿鲁这样一个劲敌，该地在当时的强盛甚至足以挑战马六甲。文献提到的还有南巫里等地。也许这里和苏木都剌－巴赛一样，在郑和海航前后都居住着一些华人。直到15世纪80年代，苏木都剌－巴赛都在向中国派遣官方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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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郑和船队撤出苏门答腊北部各港口似乎在短期内留下了一个与马六甲情形类似的真空地带，这种情况很快被古吉拉特人利用。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不断更替的竞争状况。主要是苏木都剌－巴赛和马六甲争夺带着印度、中国、爪哇等地货物的外来商人群体的青睐。比如，琉球的船只最初两个地区都去，后来则更多地开往马六甲。而一些铭文上的线索表明，波斯背景的旅行者更偏爱苏门答腊岛的港口。相反，古吉拉特人在两地都有分布。他们还和从前一样经过巴鲁斯和巽他海峡前往爪哇。巴鲁斯等地还留有波斯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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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沿海和孟加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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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环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地区看到的，是另一种状态。在那里，郑和船队的影响不像在苏木都剌－巴赛以东那样强大。船队撤出的效应最多可能涉及印度南部—斯里兰卡—苏门答腊岛北部一线，而不影响北方地区。葡萄牙文献指出，许多因素，包括马六甲自身的兴起，促进了它与孟加拉各港口之间交流的活跃。如果说这可以归结于明朝船队的退出，则其中至多存在一种间接的因果关系，而绝非直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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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固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局势。明朝的国家航海行动几乎没有触及今天缅甸的海岸。但是，1433年以后，远在北京的朝廷仍然需要奢侈品，而其中不小的一部分，比如宝石，正是经过伊洛瓦底江路线和云南进入中国的。因此，我们可以设想，这段路程在某种意义上是海路的补充，而勃固刚好从中赚取了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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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固和马达班位于今天的缅甸，当时它们和孟加拉有着频繁的交流。虽然我们不清楚15世纪中期这方面的细节，但是在论述此后时代的葡萄牙文献中，可以发现当时使用这条航线的主要是孟加拉商人。当然波斯人的名字也并不鲜见，这表明，来自伊朗和受波斯文化元素影响的其他地区的各类群体早已通过印度北部进入了恒河三角洲的贸易中心。至于是否可以从中推断印度北部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强化给缅甸和斯里兰卡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压力，仍然属于争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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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30年代中期，孟加拉西南方的奥里萨经历了一次王朝更替。此后，其势力范围覆盖了印度东部海岸的广大地区。这暂时是以孟加拉的利益为代价的，因为奥里萨的势力有时会波及恒河三角洲水系的西部支流。不过，这对孟加拉各港口的海上对外关系并未形成持续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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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孟加拉还是勃固，或者是奥里萨，都和马尔代夫群岛有联系。马尔代夫从孟加拉购买大米，以货贝交换。在明代，这些货贝甚至经过伊洛瓦底江路线到了云南，作为当地支付手段，和铜、银等金属共同流通。其交换率与缅甸及印度记载的类似。因此，从云南到缅甸再往南到奥里萨的货币系统是“同源”的，如果不是孟加拉人在15世纪扩大航海范围并发挥中介作用，这些都是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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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罗曼德尔和斯里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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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的制裁行动让斯里兰卡受到了长期的震荡。直至明朝国家航海活动终结二十年之后，斯里兰卡还向中国派遣使团。使团于1459年到达北京。比斯里兰卡使者和商人更重要的是泰米尔人群体（文献中往往称为“Kling”或“Keling”），他们主要是所谓的仄迪商人（Chetti），其基地位于强大的毗奢耶那伽罗王朝的势力范围。和孟加拉的同行一样，他们也向南亚输送棉花产品，在这个领域与孟加拉人竞争。马六甲是他们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在该地被占前后，这些商人与葡萄牙人维持着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