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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里汶(Cerbon)、三宝垄(Semarang)、淡目(Demak)、锦石(Gresik)、图班(Tuban)、泗水(Surabaya)等港口维系着自己的贸易网络,囊括了婆罗洲、产香料各岛、帝汶岛、马六甲和苏门答腊岛各港口。早在15世纪初,爪哇北部的许多地方就已经脱离了满者伯夷,加强了和伊斯兰世界的交往。明朝船队的存在可能推动了这一进程。船队离开之后,这个过程仍在继续,古吉拉特等地的群体对此起了推动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这加剧了政治上的分裂,而且宗教重心的推移也变得更快:沿海地区日益伊斯兰化,而内陆在很长时间内仍固守古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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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下半叶,经过巽他海峡的海上交通显然已无法和马六甲海峡的交通量相比。尽管如此,苏门答腊岛上的楠榜(Lampung)等地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在对面的爪哇西北部,万丹(Bantam)的重要性第一次突显出来。以后它将崛起为中国人频繁光顾的大贸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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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曼(Lucian Scherman)收藏的蒲甘王国货船模型,慕尼黑州立民族学博物馆(Staatliches Museum für Völkerkunde München)。几百年前航行于今天缅甸沿海的蒲甘等地的船只,其外观可能与之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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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爪哇北部沿海一样,苏门答腊岛的北岸在政治上也处于分裂状态。在郑和时代被描述为重要集散地的苏木都剌-巴赛,现在以佩迪亚(Pedir)⑦为代价对外扩张,但却面对着阿鲁这样一个劲敌,该地在当时的强盛甚至足以挑战马六甲。文献提到的还有南巫里等地。也许这里和苏木都剌-巴赛一样,在郑和海航前后都居住着一些华人。直到15世纪80年代,苏木都剌-巴赛都在向中国派遣官方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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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郑和船队撤出苏门答腊北部各港口似乎在短期内留下了一个与马六甲情形类似的真空地带,这种情况很快被古吉拉特人利用。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不断更替的竞争状况。主要是苏木都剌-巴赛和马六甲争夺带着印度、中国、爪哇等地货物的外来商人群体的青睐。比如,琉球的船只最初两个地区都去,后来则更多地开往马六甲。而一些铭文上的线索表明,波斯背景的旅行者更偏爱苏门答腊岛的港口。相反,古吉拉特人在两地都有分布。他们还和从前一样经过巴鲁斯和巽他海峡前往爪哇。巴鲁斯等地还留有波斯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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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沿海和孟加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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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环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地区看到的,是另一种状态。在那里,郑和船队的影响不像在苏木都剌-巴赛以东那样强大。船队撤出的效应最多可能涉及印度南部—斯里兰卡—苏门答腊岛北部一线,而不影响北方地区。葡萄牙文献指出,许多因素,包括马六甲自身的兴起,促进了它与孟加拉各港口之间交流的活跃。如果说这可以归结于明朝船队的退出,则其中至多存在一种间接的因果关系,而绝非直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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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固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局势。明朝的国家航海行动几乎没有触及今天缅甸的海岸。但是,1433年以后,远在北京的朝廷仍然需要奢侈品,而其中不小的一部分,比如宝石,正是经过伊洛瓦底江路线和云南进入中国的。因此,我们可以设想,这段路程在某种意义上是海路的补充,而勃固刚好从中赚取了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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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固和马达班位于今天的缅甸,当时它们和孟加拉有着频繁的交流。虽然我们不清楚15世纪中期这方面的细节,但是在论述此后时代的葡萄牙文献中,可以发现当时使用这条航线的主要是孟加拉商人。当然波斯人的名字也并不鲜见,这表明,来自伊朗和受波斯文化元素影响的其他地区的各类群体早已通过印度北部进入了恒河三角洲的贸易中心。至于是否可以从中推断印度北部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强化给缅甸和斯里兰卡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压力,仍然属于争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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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30年代中期,孟加拉西南方的奥里萨经历了一次王朝更替。此后,其势力范围覆盖了印度东部海岸的广大地区。这暂时是以孟加拉的利益为代价的,因为奥里萨的势力有时会波及恒河三角洲水系的西部支流。不过,这对孟加拉各港口的海上对外关系并未形成持续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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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孟加拉还是勃固,或者是奥里萨,都和马尔代夫群岛有联系。马尔代夫从孟加拉购买大米,以货贝交换。在明代,这些货贝甚至经过伊洛瓦底江路线到了云南,作为当地支付手段,和铜、银等金属共同流通。其交换率与缅甸及印度记载的类似。因此,从云南到缅甸再往南到奥里萨的货币系统是“同源”的,如果不是孟加拉人在15世纪扩大航海范围并发挥中介作用,这些都是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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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罗曼德尔和斯里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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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的制裁行动让斯里兰卡受到了长期的震荡。直至明朝国家航海活动终结二十年之后,斯里兰卡还向中国派遣使团。使团于1459年到达北京。比斯里兰卡使者和商人更重要的是泰米尔人群体(文献中往往称为“Kling”或“Keling”),他们主要是所谓的仄迪商人(Chetti),其基地位于强大的毗奢耶那伽罗王朝的势力范围。和孟加拉的同行一样,他们也向南亚输送棉花产品,在这个领域与孟加拉人竞争。马六甲是他们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在该地被占前后,这些商人与葡萄牙人维持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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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早期的明朝船队决定了印度南部、斯里兰卡和苏门答腊岛西北角之间的远洋贸易,那么从15世纪30年代开始,在这条航线上,主要来自科罗曼德尔海岸或古吉拉特的印度船只取代了明朝船队。相反,在苏木都剌-巴赛和马六甲以西地区,生活在东南亚的中国商人,或从中国出发从事非法贸易的福建人已经几乎无足轻重。只有一些小群体也许还在环孟加拉湾的其他港口活动。这意味着,郑和之后,中国民间航海的范围大多局限于东南亚。在那里扩张的过程中(毕竟他们需要满足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它们无法同时向斯里兰卡和印度方向扩张,这是因为它们既缺乏必要条件,也没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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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买家可以比较规律地在特定商贸港口获得特定产品,所以这既节约了运输成本,也很少需要规划“跨区域”的远航,这就形成了海洋空间广泛的分区化。郑和之前,这种情况非常盛行,而在郑和之后这种情况又重新出现了。整个系统仿佛又回到了从前的状态。当然,少数几个群体和港口变得更加重要,并第一次站在了国际的前沿,比如马六甲。但相对于1400年之前的时代,这个时代并没有发生深刻的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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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群岛和印度西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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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早期,马尔代夫群岛曾向中国派遣朝贡使团。据马欢记载,从苏门答腊岛出发可直接抵达马尔代夫,无须在斯里兰卡或印度南部的港口停留。值得注意的是,《郑和航海图》在马尔代夫岛链的中央所标示的“官屿”显然是马累。也许这里和苏木都剌-巴赛附近一样,曾设过一个小型的中国贸易站,而中国的船只也许曾在一段时间内主导着经过马尔代夫地区和苏门答腊—斯里兰卡一线的海上国际交通。中国人离开后,其他航海群体弥补了这个空白。也许这正好符合孟加拉人、古吉拉特人和阿拉伯人的利益,整个15世纪和16世纪初正好是他们频繁在马尔代夫群岛航行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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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西海岸和环阿拉伯海地区,郑和的撤离没有留下比较大的真空。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对于那些和坎贝等贸易中心有着联系的港口的供需,早期的明帝国产发挥了额外的推动作用。古吉拉特人和马拉巴尔人再次成了其中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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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航海图》局部。顺时针旋转90°会使地图布局更加易懂:大岛是斯里兰卡。左侧的长条状地带(旋转后位于上方)是印度。从绘有卡利卡特和科钦(图中建筑物)的印度西海岸出发,有多条短线通往位于西侧的马尔代夫和拉克代夫群岛。右侧(旋转后的下方)的小群岛可能是查戈斯群岛,但并不确定。下方(旋转后的左侧)边缘是东非海岸,仿佛位于马拉巴尔海岸的对面。沿东非海滨还标示着若干地名,如柱状标志旁边的马林迪。海路旁边的文字标出了方向和距离。有一条线标明了从马累到摩加迪沙的直接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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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巴尔海岸各港口相对没有受到毗奢耶那伽罗王朝的干扰,和14世纪下半叶一样,它们仍旧和传统的“伙伴”来往活跃,包括霍尔木兹和亚丁。尤其卡利卡特进一步改善了它在喀拉拉沿海地区的领先状态。有一些不明确的证据表明,当地并不一定积极正面地接受了中国的存在,但在郑和之后的时代,这一点已经没有意义。从15世纪中叶开始,科钦等地逐渐重要起来。同样,有线索指出,马尔代夫所引起的政治兴趣也在升高。这种政治上的关注主要来自坎纳诺尔(Cannan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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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西海岸中段的康坎地区,毗奢耶那伽罗王朝和巴赫曼尼王朝(Bahmanid)的长期争端导致了时有出现的土地易主的情况。巴赫曼尼王朝是毗奢耶那伽罗王朝的北部邻国,统治着印度中部的广阔地带。受到两国冲突波及的主要是果阿,这个城市在当时还不像16世纪在葡萄牙人治下那么重要。它和巴特卡尔(Bhatkal)等地偶尔从西亚买马,供应在印度腹地开战的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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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末,巴赫曼尼苏丹国最终开始瓦解。我们无法估计随之伴生的混乱给印度西部沿岸各地所造成的影响。在该王朝的后继者中,重要的有比贾普尔(Bijapur)、艾哈迈德纳格尔(Ahmadnagar)、格勒康达(Golkonda)等。在这些地方,许多西亚文化的影响很显著,有些可以追溯到伊朗或呼罗珊(Khorasan);但我们已经迈入16世纪深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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