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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仍然从右向左，与前页图右侧相连，系同一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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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世纪，琉球朝贡使团的最大数量和朝贡频率始终由中国方面规定，但人们经常绕过这些规定。这种现象的发展必定有一部分要归结于此前在国家航海领域服务、如今却盼望着获得正经营生的福建人，归功于他们及其伙伴在冲绳的秘密合作。所以，在前章已经提到的来自福建的、合法的“发展援助”还多了另一层色彩。长期来看，它导致琉球网络个别部分发生了某种程度的“福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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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方层面上，琉球和中国的往来局限于福建和冲绳之间的交流，但文献表明，在不久之后，琉球的船只还造访了中国沿海的其他地区。15世纪下半叶，我们发现它们甚至还到过今天澳门附近的香山一带。甚至在海南，琉球商人似乎也留下了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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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地区，琉球的航海活动往往是和福建人合作的。但并非一直如此。经过发展，福建非法贸易的部分领域完全脱离了对琉球贸易的依赖。秘密合作只涉及某些部门或群体，在其他方面，双方是竞争关系。15世纪下半叶，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是琉球贸易逐渐衰退的最先征兆，因为从长期来看，在向中国供应东南亚商品方面，琉球已经难以跟上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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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苏禄区和东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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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下半叶，中国对民间层面的海上贸易仍旧施行禁令，但禁令后来逐渐形同虚设。海禁的日渐虚空，自然也要归结于其他群体的活动。文献中零星的线索透露，东南亚等地商人在通行的朝贡规定之外还在广东和海南沿岸碰过运气。大多数情况下，明朝的海防机构会惩戒这类非法“因子”，但偶尔也与之勾结，因为海外贸易总是有利可图，而且私下获得外快的希望也颇具吸引力。但这种变化直到16世纪初才取得突破，几十年之后，到了16世纪五六十年代，走私贸易已经失去控制。当地官员无视法令，通过非法交易大捞油水，而原先貌似无害的走私团伙也逐渐演变成大型的武装匪帮，他们袭击沿海卫所，洗劫城市，甚至陷入内部的小规模战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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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德州的苏禄东王墓。为求得中国对他国家的支持，东王于15世纪初期来华。他在山东去世后，中国朝廷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树碑勒铭，称赞他为最忠心的藩属。维护墓碑的任务交给了使团随行成员及其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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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和的官方航海活动中，东航路没有发挥较大的作用。15世纪初有兴趣和明朝取得紧密联系的只有苏禄群岛和文莱。那里的两个高级别使团曾出访中国，两位当地君王在中国的土地上去世。他们配有帝王碑铭的陵墓保存到了今天。这些状况说明两点：东南亚确实承认中国的宗主国身份，苏禄和文莱两个王国可能在寻求明朝的优待。同时，朝廷懂得在修辞上利用这种场合，慷慨地赞扬死去的国王面对崇高的天子时所表现出的“坦率”和“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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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航海政策结束之后，苏禄和文莱之间的关系如何发展？15世纪后来的时间里，苏禄区和中国之间的交流属于何种性质？对这些问题，我们只能猜测。无论如何，官方使团已经绝迹，但民间交流（比如霍洛岛、文莱的福建商人和穆斯林商人之间的交流）可能还存在。曾经偶尔向中国纳贡的菲律宾世界的其他地方也许已经成了这张关系网的一部分。另外，在伊斯兰圈子的推动之下，苏禄区内部的宗教交流有了显著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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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早期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15世纪的马鲁古群岛和苏禄区之间也存在定期的联系。其载体很可能主要是当地的贸易网络。苏禄群岛发展成了文莱、菲律宾某些地方、苏拉威西岛和几个产香料岛屿之间的地区性集散地。此外，有人猜测，马鲁古群岛受到的第一波伊斯兰教影响就来自或者经过苏禄海岛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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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年前后，马鲁古群岛北部主要受两位君主的统治，分别来自特尔纳特和蒂多雷。两者都逐渐地向几个政权建构尚不完善的周边岛屿和地区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些地区和安汶岛（Ambon）、塞兰岛（Ceram）、班达群岛等岛屿一样，和爪哇各港口乃至以西多个地方都有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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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大陆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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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南海对岸的大越国已经摆脱了明朝的统治。黎朝后来成了交趾地区的统治者。但中国文化的影响依然无处不在，因为黎朝治国仍和前代类似，主要遵循儒家原则。此外，他们还和占婆一样，继续向中国派遣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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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越和占婆互相争夺中国的优待，许多细节保留在了中国的文献里。两国似乎都以各自的方式融入了郑和之后的海洋世界。它们和不同贸易伙伴的交流都有迹可循，这些交流远至东北亚和东南亚的马六甲等地。相关陶瓷的出土使得这一图像更趋完整。有时甚至有人猜测，大越的陶瓷生产商与中国还形成了竞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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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婆与琉球及日渐崛起的马六甲之间维持着关系，但在对中国的朝贡关系当中，大越自认为是琉球王国的对手。这是当时的另一个特征。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粗略地辨认出这种局势。更重要的是，不久以后，大越在就开始向南扩张，于1471年攻打占婆，由此使自己贸易强国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这些变化也许造成了穆斯林商人的负担。数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将占婆当作根据地，如今几乎要完全向文莱、爪哇等地重新调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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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泰国一带，大城王朝方兴未艾。中国商人（也许大多来自福建）在当地市场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私下或直接，或经过琉球而和国内保持着联系。此外，大城王朝也遣使入明朝，《明实录》中记载了不下几十个这样的使团。生活在大城王朝并与当地精英阶层有关系的中国人也参与了使团的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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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王朝在政治军事上的耀眼之处在于1431年占领了吴哥，迫使高棉统治者退守金边（Phnom Penh）。但面对北部邻国时，它却并非一直那么成功。在南方，它接手了那空是贪玛叻，并尝试将更遥远的几个地区纳入其不断扩张的贸易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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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马来半岛东侧中南部一些地方尤其盛产一样东西：胡椒。但帕塔尼（Patani）这类后来典型的胡椒港口还未享有后来这么重要的地位。包括中国文献在内的资料还提到了彭亨、吉兰丹等地区。显然，这些地方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大城王朝，但关于两者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我们只能猜测。这些地区和明朝的关系以及它们自身之间的关系也都并不清楚。郑和之后的中国文献除了提到一些零散的来往之外，别无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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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苏门答腊、爪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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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的观点认为，在马来半岛西侧，大多数航线都汇集于马六甲。但关于它在明朝官方船队撤出之后的发展，人们存在不同的意见。一种论调称，明朝船队远离之后，马六甲才真正得以“自由”发展，独立自主或吸收印度商人群体的影响。这些印度商人主要来自古吉拉特、孟加拉和泰米尔地区。同时，当地和相邻几个聚居区的伊斯兰化进程也由此而向前推进。另一种论点指出，决定性地推动了马六甲继续繁荣的，主要是和中国保持着非法往来的海外华人或福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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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在15世纪中期和15世纪末究竟有多重要，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16世纪初的葡萄牙文献把这个港口介绍成重要的商业中心，但有证据表明，葡萄牙人的描述夸大其词。原因之一是他们必须在果阿和里斯本“证实”他们积极的想象，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期待。在葡萄牙占领马六甲（1511年）之前的几年当中，这种期望就已到处流传。因此，声称马六甲拥有五万多居民的某些论点，其实不甚合理。也许马六甲只是马来半岛上一个中等大小的聚居点，统治着相邻几个地方，大致和苏木都剌－巴赛或稍后的亚齐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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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说过，巨港和爪哇北部各港口生活着一些海外华人。郑和之后，他们仍旧留在当地。15世纪，新移民至此的福建人增强了他们的势力。和很久以前来到爪哇的福建人不同，这些福建移民已经不再是穆斯林。也有人论证，1471年占婆的灾难⑥可能推动了中国籍穆斯林向爪哇北部的迁移，移民中也包括其他地方的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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