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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 [:1707309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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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 第八章 尾声：1500年之后的海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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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基本发展：亚洲人与葡萄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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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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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章的行文顺序是自东向西。但随着15世纪末第一批欧洲人到了亚洲，这种书写方式就难以继续了，因为众所周知，欧洲人的扩张是从好望角航线开始的。此外，研究沿海地方和交流关系的历史学家还陷入了另一种根本性的困境：来自欧洲的报道忽然成了多数，而亚洲的记载则退隐到幕后。因此，海洋历史的书写往往纯粹出于西方视角，也就是欧洲人强加给亚洲国家与组织的殖民史。人们对历史的观察先是透过葡萄牙人的眼镜，后来则受到荷兰人及其他资料的影响，这种历史就像盖奶酪的钟形玻璃罩一样，被欧洲人套在了亚洲海洋空间之上。与之相联系的，有时还有这样一种信念，认为全新的时代突然在1500年前后开始，似乎一切都从根本上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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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欧洲人的到来确实构成了一道分水岭，但这道分水岭并没有触及亚洲海上交流的方方面面。有些元素几乎一成不变地继续存在着，或者即便没有欧洲的影响，它们也会发展，而且还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在有些地区，我们可以立即感受到欧洲的气息，比如在印度洋的西半部，而在另一些地区则并非如此，比如东海的周边。发展一直都存在，因此关于1500年之前的时代主要处于一种静态的说法并不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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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一章的视角仍然是自东向西的，有意以一种概括性的方式来描述，特别需要指出，这部分的性质是尾声，我们要以此结束我们的论述。接下来的时期越来越多地受到一些元素的影响，变得更丰富。这些元素并非源自本土，而是从外部对本土产生影响。严格来说，这个过渡的过程一直延伸到近代。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准确地为它固定一个“终点”。但显然，我们不必为此感到困扰，因为对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的观察就已经揭露了某些特征，这些特征标志着一种缓慢而无声的转折。我们为尾声而选择的形式将要指出的是一些也许并不那么特殊的特殊之处（请原谅此处的自相矛盾）；这也正是这个开放式的结尾所要顾及的地方。以印象主义的方式来表述：我们的叙述中断的地方，恰是欧洲开始令人感到无聊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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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一些关于空间－地理发展的一般性论述，然后按照由东向西的方向探讨单纯的事件史（Ereignisgeschichte）。最后一部分要勾勒中国国家航海体系和葡萄牙的亚洲“帝国”之间的异同，两者分别是15和16世纪最引人注目的架构。这种鸟瞰式的不同寻常的眼光，以及从非欧洲时代向欧洲时代过渡之际两条多少有些前后相继的道路之间的比较，其背后很可能藏着隐秘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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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海洋空间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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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东航路的使用日益频繁，后来整个体系还纳入了东非沿海地区。从地理上看，这两个史实使亚洲的航海结构经历了最后一次空间上的延伸。欧洲人在这个体系边缘的两个地方打开了它：最晚从达伽马（Vasco da Gama）开始，好望角航线把印度洋西南一端的“角落”和大西洋、巴西、葡萄牙连在一起，而后来的麦哲伦（Magellan）及其后继者则通过跨太平洋的航行，在菲律宾群岛、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秘鲁之间连起了纽带。这两个开口将长期地引起亚洲航海结构内部的变革。从前经过黎凡特向西运动的货流改道输往里斯本，这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损害了一些亚洲竞争者的利益；这种改道也伴随着发生在印度洋西半部的各种冲突。经过一段时间的延迟，跨太平洋航线的探明推动了菲律宾群岛融入东亚和东南亚贸易世界，从而融入了东航路的范围，此外，该航线的开发还有利于福建人关系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因为菲律宾群岛上的西班牙人需要中国的中介和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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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亚洲的各大贸易强国对新的跨洋航线几乎长期没有兴趣，尽管至少中国本来具备远洋航行的技术条件，但直到近代，亚洲各国都没有派出任何一艘自己的船去往亚洲及非洲以外的世界。如果说东航路的开辟和东非沿海的发现是发自“内部”，也就是发自现存航海系统自身的，那么到了现在，也许是因为某种自我满足感，这个系统显然缺乏必要的活力去踏出关键性的一步，进入另外的世界。换言之，由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引起的“开放”来自外部，这恰好应该被视为新现象。因此本书引言中就提到过的“全球化”等新潮标签主要指这个过程，或者更确切地说，指一种从这里开始的、但并不一直受亚洲人欢迎的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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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西班牙与葡萄牙殖民时代的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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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在1500年以前，没有任何一股该系统之外的势力尝试过控制这个系统的某些部分。希腊商人（无论他们可能是什么人）、犹太商人、意大利商人、来自地中海地区或西亚大陆的商人等，虽然参与了经西印度洋部分地区的贸易，但没有维持类似16世纪及以后欧洲人定居区的组织。这些组织受其位于欧洲的各中央政府控制，后来大多被归类为殖民地。从欧洲的视角看，一个逐渐跨越大洋、自成一体的更大的世界把亚洲的海洋世界，包括它下属的各分领域囊括在内，后者是前者的一部分。早在1494年，著名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Vertrag von Tordesillas）在考虑罗马的利益的同时就规定，将全球分为两个“负责领域”①，这种划分也许比任何其他措施都更能代表这种特殊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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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约1500—15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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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初，东亚的广大地区还处于我们上一个时间段介绍过的那种状态。明朝第一代皇帝颁布的海禁仍然阻碍着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自由往来。在官方层面上，在日本相互竞争的各大贸易家族为了和中国做生意，不得不遵守中国的朝贡规定。由于无视游戏规则，日本贸易势力在宁波（古称明州）等地掀起了数次风波。中国和朝鲜以及朝鲜和日本之间的海上交流也并非一帆风顺。日本某些团体对朝鲜沿海地区的侵袭暴行尤其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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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日本生产的白银日益增多，而中国的经济也在不可遏制地增长，因此当时明朝的贸易限制完全不合时宜。尤其是在16世纪中期，海禁的影响促使一直以来秘密绕开法律的、无足轻重的个别走私团伙成了大规模组织，他们令人建造自己的船队，装备先进武器，不仅内斗，还公然与明朝军队为敌。为了拿到中央政府禁止他们获得的东西，他们时常劫掠整个地带。地方官员和有影响力的沿海商人常常和这类组织合作，因为他们希望在白银、丝绸等物的交易中赚取利润，而且他们认为海禁纯属荒谬。由此，许多大区域常和中央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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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煌《琉球国志略》（1758年）中国（或琉球）船。类似的交通工具在明朝已有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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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史料当中，按照古代的修辞说法，大多数非法团体被称为倭寇，即“日本盗贼”，但这些群体的构成早已不单纯是日本人，而主要是来自大陆的中国人。这些人多数来自浙江和福建。一些倭寇团体还维持着广阔的贸易网络，与日本和东南亚保持着联系。因此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国际化，有了掌握几十艘船和大量资本的小型贸易帝国的特征。假如16世纪早期和中期亚洲的贸易团体留下了准确的数据，那么占据前几位的很可能主要是中国的“商业联盟”（Konsort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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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把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命运连到一起的组织是琉球人。但早在15世纪末，他们的影响力就让位于福建人的关系网了。16世纪，这个过程仍在延续。因此，日本白银在东亚内部的分布和琉球群岛几乎没有关系。琉球虽然在名义上仍是中国的朝贡者，但就中国的进口总量来看，琉球供货的重要性很快就降低了。在日本和朝鲜，它也失去了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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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的被占和南海，约1500—15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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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年前后，东航路一带的某些地方、爪哇北部港口、马六甲、泰国湾周边几个聚居区（受大城王朝控制），以及苏门答腊岛北部一系列沿海聚落构成了东南亚最重要的商业门户。依附于它们的是一些本地的或跨区域的贸易网络，这些网络各不相同，部分存在重叠。同时，泰米尔人等印度团体和中国人尝试把这些中枢囊括进其各自的交流体系中，这些人大多来自外部而非东南亚本土。在这方面，中国人也许是最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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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中期，中国沿海的“倭寇贸易”爆炸式发展，日本的白银出口也开始增长。但在这些现象出现之前，第一批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就设法进入了东南亚。由此，海洋世界的这一部分出现了两个新的（外来）群体。在他们登上历史舞台之初，1511年，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占领了信奉伊斯兰教的马六甲。这一事件一再被标记为东南亚近代历史的转折点，因为它明显地破坏了现存的“平衡”，损害了其他所有地方和群体的利益，开始了殖民政权对这些地方的压迫。但对这次短暂战争的某些后果，最近有了更细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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