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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之前让马六甲成为中央商场一般的地区性枢纽的伊斯兰教网络，退避到了苏门答腊岛北部或爪哇港口以及马来半岛西端的柔佛和廖内地区。这样，一条把吕宋及文莱与柔佛连到一起的新航线就脱胎于老的马六甲—文莱—吕宋“轴线”。爪哇北部一直数量众多的中国穆斯林和琉球商人都离开了马六甲。但其他中国人没有走，特别是最初甚至与葡萄牙人合作的福建漳州（Chincheo）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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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斯帕·维加斯（Gaspar Viegas）所绘地图（1537年）中的东南亚。越南海岸前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沙群岛和其他浅滩，部分浅滩是想象出来的，这些在图中合成一只角的形状。值得注意的还有：北部湾向北变窄，呈漏斗形。欧洲人的其他地图描绘这些地区也用类似方式。可能这种绘图形式要追溯到中国的范例，可比较《郑和航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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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马六甲的陷落并没有损害全部群体，在某些方面甚至还促进了贸易。中国大陆商人习惯于从东南亚带胡椒和香料去广东和福建。1511年之前，他们往往从马六甲购置这些产品。不久以后，葡萄牙人也向中国输送胡椒，以期为达成自己的目的而打开中国市场，所以双方互相侵入了对方的领域。福建人对此做出了非常灵活的反应：他们舍弃马六甲，更多地从帕塔尼、彭亨等地区购买东南亚商品，刺激了当地的胡椒种植业。这些地区离中国更近，也就意味着更短的运输距离和更低的成本，毕竟到帕塔尼等地比去马六甲要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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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澳门。中国插图来自《澳门纪略》（18世纪中期），葡萄牙插图出自雷森德斯的《葡属印度记录》（约1636年）。在中国插图中，澳门半岛南端位于左侧，葡萄牙插图中为右侧。此处有一座著名的庙宇，供奉中国的航海女神（妈祖或天妃）。有观点认为此庙早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就已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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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后，葡萄牙人和广州官方产生矛盾，第一次正式出使中国也以失败告终，原因之一是当时流亡的马六甲苏丹曾向明朝说明敌人的情况并请求援助，这也给福建人带来了优势，因为原先海禁松弛的广州向葡萄牙人关上了大门，强调只准朝贡船只入港。但很快，港口上的朝贡往来也衰落了，几乎只有从暹罗才继续有朝贡商品来华，由于监督极为严密，贸易也很难退避到非法的民间交流中去。因此，沿海地区一切非法活动的重心都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管制松懈的福建。不久，连葡萄牙人也尝试在那里和更北的浙江立足，但并未取得长期的成功。他们也未能涉足琉球岛链，不仅因为资本和船只不足，也可能福建人要维护自己的利益，把不受欢迎的竞争对手拒于那霸之外。总而言之，葡萄牙人在远东出现所导致的状况完全给福建的（倭寇）贸易带来了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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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中叶，正值非法活动在中国的鼎盛时期，历史又完成了一次转折，但这次和马六甲无关。对福建在该领域的成功，广东嫉妒已久，因此重新对葡萄牙人开放。这最终导致了澳门的设立，如果此事不是由来自北京的中央政府首肯，至少也经过地方官府的批准。具体背景和状况至今仍有争议，但这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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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澳门从16世纪60年代开始经历了一次快速的繁荣，而葡萄牙人在此前二十年左右才第一次到达日本。此后，葡萄牙的船只就定期向广东运输日本的白银，又将中国的丝绸运往日本，这些都要经过澳门。正如前文所述，白银和丝绸的交易自然也经过浙江和福建。这暗示着一种地区性的分工。葡萄牙人联系着广东和日本，福建人和其他中国群体则偏爱日本—福建以及日本—浙江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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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航路”区域和至17世纪初的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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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暂且回到16世纪初期。西班牙人早已涉足东南亚，这给了葡萄牙人一个警告，这股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竞争势力声称，根据对《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的准确解读，东南亚的部分地区属于他们的势力范围。从西班牙人第一次出现在这里（麦哲伦航海），到跨太平洋常规航线固定下来，尽管用了许多年，但实际上葡萄牙人还是很快做出了反应，他们把目光投向了马鲁古群岛，这是古吉拉特人为印度市场和黎凡特购买丁香花干的地方。这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伊斯兰贸易群体的利益，但却使葡萄牙人在马来世界东缘的地位暂时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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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马鲁古群岛的竞争导致了生产力的提高，而且从长期看，加强了伊斯兰教方面的传教努力。在此期间，西班牙人也参与了进来，他们主要从北部的菲律宾群岛介入。站在西班牙的立场看，这些产香料的小岛只是次要舞台。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菲律宾世界，在那里，1571年，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建立了他们的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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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福建人的角度看，西班牙人来得正是时候。中国市场对国内流通的白银的需求越来越大。而除了日本，西班牙也恰好大量提供白银。在其他方面，福建也时来运转：1567年，限制私人交易并导致中国沿海发生严重纷争的荒谬的海禁被废除了。非法的倭寇大部分变成了合法的商人；私人贸易在原则上仍需接受法律规定的监督，但已经可以相对自由地发展。此前，福建人就已经部分地开辟了菲律宾群岛的国内市场，向南一直延伸到苏禄群岛。如今，他们不断扩张的贸易体系发展得更快，在取消海禁的契机下，牢固地使已开辟的菲律宾市场成了自身贸易体系的一部分。西班牙人在这里充当了历史的催化剂，因为福建的船把丝绸等商品带到马尼拉，换得拉丁美洲的白银。中国的白银供应经过福建人之手，由两个源头保障：日本和西班牙。这种初始状况为福建人提供了额外的资本，有利于他们打开其他市场。我们也许可以说，当时的发展在很短的时间间隔内先后引发了多种状况，而福建商帮无疑是这次发展中最大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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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同时，长崎发展成了日本这个岛国大多数对外交流汇集的城市。远东的白银和丝绸及其他商品的贸易，包括铜、名贵药材、贵重木材等，依赖多个重要支柱。这些支柱环绕着东海和东南亚世界，其分布如下：长崎、马尼拉、福建各港口（尤其是漳州），以及澳门。更靠近南方的一些区域属于次要舞台，也涵盖在这张复杂的网络之中。日本人沿着越南海岸航行，经营着广泛的贸易网络，他们与倭寇时代的海盗组织早已全然不同。显然，所有这些地方之间的不同航线上也一再出现竞争状况，这导致了不同的局面，且一直到持续到17世纪初，但参与者之间却几乎没有爆发过较大的纷争。当然，具体细节我们无法在这里一一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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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崎港的中国帆船。船尾朝向观察者。船头的大眼睛十分醒目。绘画出自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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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东亚和东南亚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享受一定程度的繁荣之时，当然也存在不那么有利的事情。16世纪末，日本过渡到了扩张时期。占领马尼拉的各种计划都没有成功，但是日本士兵进攻了朝鲜。不久后，这个之前耶稣会的传教活动一直非常成功的日出之国开始了对基督徒的迫害。另外，一些西班牙人曾雄心勃勃地建议从吕宋岛出发，在葡萄牙人和异国援军的帮助下，通过奇袭攻占福建和中国的其他地区，但这些建议远没有日本带来的威胁大。西班牙人的殖民体系早已铺得太开，缺乏船只、金钱和士兵，而且澳门也丝毫感觉不到有必要支持宏大的征服思维。还有两点需要补充：在这些充满幻想的计划及其被拒的背后，当然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对远东势力范围的竞争。此后，在1580年，伊比利亚半岛的这两个强国在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下“合一”了，但它们各自的海外帝国却必须在行政上划分清楚，在亚洲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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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群岛上的存在还具备其他特征。他们不满足于占有各沿海据点，而是要将各岛屿整个纳入统治，因此，西班牙人是第一批获得大面积亚洲领土的欧洲人。行政上，这些地区隶属于墨西哥，因此它们是殖民地之下的殖民地，这是西班牙统治的另一个特点。由此，新世界的边缘被推向了远东。此外，作为一支天主教势力的马尼拉陷入了与菲律宾群岛南缘的穆斯林群体的长期冲突之中。西班牙人还试图向北在台湾立足，正如17世纪20年代的荷兰人。因为同时迁往那里的还有福建人，所以台湾岛第一次成了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这个东亚最后的“边缘空间”，就这样被融入了已有的海上贸易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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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7世纪初的马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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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下半叶，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半岛周边没有一个主导海上贸易的本土政权。将成为葡萄牙的一个枢纽的马六甲，多次受到想要“解放”此地的伊斯兰联盟的进攻。在其他时代，葡萄牙人也致力于寻找马来盟友，希望以此巩固自己在马六甲的地位。这一切都给和平交流造成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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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哇北部各港口最初参与了反抗葡萄牙人的活动，但后来，这些港口之间互相竞争，从中国人和其他供应商身上获取利润，有时甚至还和小型的葡萄牙私人商业团体做生意。位于泰国湾周边的帕塔尼等地也日益融入已有的网络，主要是中国的网络。甚至日本人也一度在此活动。在国王自己都经营贸易的大城王朝，甚至还一度存在过日本“殖民地”。而从澳门或马六甲而来的葡萄牙人也对大城王朝和越南沿海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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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曼丹岛南侧及西侧的马辰等地，以及苏拉威西岛上的望加锡（乌戎潘当）更牢固地被包含在了各种贸易流形成的现存体系之内。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新现象。特别是在16世纪的最后几年，望加锡的崛起尤其明显。这些港口从印度获得纺织品等货物，进一步输往其各自的腹地，或向东卖到马鲁古群岛、班达群岛等地区。望加锡还参与玳瑁、东印度尼西亚香料、主要产于帝汶岛的檀香木等商品的贸易。17世纪，它一度崛起为地区性贸易中心，和菲律宾群岛、马鲁古群岛、爪哇北部、澳门、马六甲等地维持着密切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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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来说，沿苏拉威西岛西侧、从苏拉威西海往南至爪哇的南北向航线周边的区域是一片不熟悉的地方。但这些地方在地图上被标了出来。去那里的很可能是当地群体和中国人。相比之下，我们对帝汶岛地区了解得更详细，因为葡萄牙人和中国人恰好在这里置办檀香木。在整个17世纪，檀香木是运往中国的主要出口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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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注意的还有和苏门答腊岛隔海相望、出产胡椒等商品的爪哇西侧。中国人主要从万丹购置胡椒，所以那里很快就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海外福建人聚落，当然他们也和该地区其他的华人定居点保持着联系。在这个过程中，万丹的中国人陷入了和其他群体的竞争之中，比如葡萄牙人。但葡萄牙立足爪哇的倡议大多只是一些短暂的插曲。葡萄牙人在那里的存在虽然有据可考，但从贸易量上看，并没有产生特别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