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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桂属于斯里兰卡经典的出口商品。图中的描绘遵照加尔西亚·达·奥尔塔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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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斯里兰卡在16世纪构成了一个分界区。对于从东方来的人，这里是葡萄牙“官方”统治空间影响范围的开端。许多固定或者不固定的据点形成了一张网络，构成了这个统治空间，其政府所在地位于印度西岸的果阿。除马六甲之外，孟加拉湾周边及以东地区的几乎所有殖民点的建立都没有经过里斯本或果阿的指示。甚至澳门也只是在葡萄牙人登陆多年之后才在形式上被纳入现存的体系。因此，到现在为止，我们所遇到的小型葡萄牙贸易点和斯里兰卡以东类似海外聚居区的组织所构成的网络，也许只能看作“本体”葡萄牙“帝国”的非正式附庸，相当于某种内部存在少量“官方渗透”的影子帝国（shadow empire）。当然，文献里所说的大多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整体，比如“葡萄牙的亚洲”、“葡萄牙的印度”，或更简单地称之为“葡属印度”（Estado da í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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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的特殊性还体现在另一方面：首先，天主教和佛教在这里第一次并存（不考虑马可·波罗等中世纪旅行家）；其次，许多对自己在葡属印度的任务和地位感到不满的葡萄牙人，把这座小岛当作进入他们可独立自主的“非官方”世界的跳板，可见斯里兰卡的作用相当于社会的闸门；第三，葡萄牙人后来一反葡属亚洲地区内部的旧习，致力于控制这座岛屿更大的部分，比如平原地带，而不仅局限于沿海据点；第四，有些观点试图把斯里兰卡抬高到葡属印度的核心地位，但没有成功；最后，斯里兰卡是17世纪荷兰与葡萄牙的利益产生激烈碰撞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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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巴尔、马尔代夫和古吉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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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向西经过科摩林角的人会进入一片区域，在那里，他能更明显地感受到葡萄牙的影响，这种影响比在东方更具官方色彩。但让我们先来观察那里的亚洲势力。马拉巴尔海岸的很大部分处于卡利卡特的控制之下，该地的穆斯林精英阶层一再挑战着葡属印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指挥的灵活轻便的沿岸小船能够很容易地从葡萄牙的大船旁边溜走。卡利卡特还经常把胡椒等货物运往腹地，再从那里经陆路继续运到科罗曼德尔的各大港口。此外，它也和其他伊斯兰海上贸易势力维持着关系。但和古吉拉特的船相比，马拉巴尔的船很少出现在外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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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达伽马的时代，葡萄牙人和卡利卡特打交道的经历并不好，那么相比之下，他们在科钦的境遇就理想多了。从葡萄牙人的视角来看，科钦是一个可以依赖的货源地，一部分运往欧洲的胡椒就出自这里。当然，信奉伊斯兰教的竞争者感到葡萄牙在科钦的势力是一种麻烦，因为这个地方不仅“侵吞”了珍贵的货物，还恰好位于卡利卡特和科摩林角附近的穆斯林势力范围之间，切断了漫长的海岸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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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列举马拉巴尔海岸剩下的所有港口，但是要在此提一下坎纳诺尔。它同样和穆斯林群体有关系，活跃于拉克代夫和马尔代夫群岛，并一度控制着那里的一些环礁。这使它与当地其他势力形成了竞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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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中心位于马累的拉克代夫和马尔代夫是多条航线汇集之地。古吉拉特人、孟加拉人和马拉巴尔人都利用了这一点。我们早就接触过的古吉拉特人有时从坎贝或苏拉特（Surat）前往马累，他们选取的航线远离印度西岸，和在果阿及科钦的葡萄牙人保持着安全距离，以便随后伴着有利风向继续驶向东南亚。在这种情况下，连接马累和马拉巴尔海岸穆斯林商人的各条横向航线只能是有利无害。葡萄牙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知道对手的船只和货物通过这个漏洞流向四面八方，但对于控制马尔代夫这片区域，葡属印度最多也就做了一些敷衍了事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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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年之后，马尔代夫在西亚和东南亚之间发挥着桥梁的作用，仅凭这一点，它对穆斯林的货物交通而言就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东印度尼西亚的香料首先被运到爪哇北部或万丹，再从那里沿着苏门答腊岛西侧运输，或穿过马六甲海峡，经过亚齐抵达马累，随后到亚丁或者霍尔木兹，最终再从那里运往开罗、大马士革或阿勒颇。而且从马累出发可以直接去东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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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累的主顾当中，古吉拉特人维持的关系网范围最大。他们的交流远及孟加拉、缅甸、苏门答腊、爪哇，有时还包括盛产香料的岛屿，在阿拉伯海内部则涉及康坎、马拉巴尔各港口，直至阿拉伯半岛以及东非。但古吉拉特人维系的网络受到了葡萄牙人的威胁。一系列的战斗就在自家海岸上打响。尽管伊斯兰阵营投入了巨大的船队，比如1508年，马穆鲁克王朝动用了一整支舰队来援助古吉拉特，但最终的结果仍然有利于葡萄牙。对伊斯兰势力不利的是，葡萄牙人暂时封锁了红海的入海口，并且占领了霍尔木兹。但在另一方面，事情也有一些转机。一些对葡属印度感到失望的葡萄牙人暗中和坎贝合作，而且葡属印度本身也出具付费的通行证（cartazes），持证者可接受护送。尤其是在后来的时代，古吉拉特人从中得到了一定的好处，在莫卧儿政权入侵时，甚至还和葡萄牙人形成了某种联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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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莫卧儿帝国和南亚次大陆的大多数内陆帝国一样，对航海几乎没有兴趣，因此几乎没有侵扰沿海的统治者。但在1574年，莫卧儿帝国皇帝阿克巴（Akbar）第二次征服古吉拉特，不久收服孟加拉，驱逐居住在胡格利的葡萄牙人，于是局面似乎出现了新的动向。不仅跨印度的陆路可以更好地用于贸易目的，还有许多人支持各大伊斯兰势力共同对付葡属印度。但莫卧儿帝国在这里采取了守势，葡萄牙人的各据点仍然繁盛如前。直到17世纪，特别是在奥朗则布（Aurangzeb）治下，德里才在海岸区表现得比较积极，但这已经属于另一个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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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卧儿帝国时期，苏拉特已经超过了作为古吉拉特主要商业中心的坎贝，成了莫卧儿帝国在印度西海岸上最重要的港口。在后来的时代，和葡萄牙人竞争的欧洲西北部势力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影响。苏拉特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前往麦加的朝圣者经常在这里上船，因此这里有活跃的通往阿拉伯半岛的客运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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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法维帝国（Safawid）和奥斯曼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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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初西亚的命运主要由三股力量决定：马穆鲁克、奥斯曼和萨法维。长期的混乱之后，萨法维帝国崛起为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伊朗和高加索南部的一个区域性政权，很快就多次计划在伊朗之外进一步扩张，和多个邻国陷入了纷争。但不久以后，什叶派的萨法维帝国不得不承受逊尼派的奥斯曼帝国的反击。战争中，萨法维帝国失去了两河流域（约1530年），这意味着巴士拉也落入了奥斯曼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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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葡萄牙人占领了波斯湾出口处的霍尔木兹，萨法维帝国只能有限地参与海上贸易。但无论如何，经过霍尔木兹向西的货流还是给他们带来了利益。局面的根本性改变出现在阿巴斯一世统治时期，萨法维帝国和当时出现的来自欧洲的其他竞争者开展了合作。1622年，霍尔木兹落入英国人手中，因此更多的货物直接到达伊朗，这给奥斯曼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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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初，马穆鲁克王朝还试图援助古吉拉特人，但如今，奥斯曼人从北方不断向南挺进，导致马穆鲁克王朝自身难保。1517年，苏丹塞利姆一世（Selim I）最终完全灭掉了马穆鲁克王朝，不久，奥斯曼人又控制了北非、阿拉伯半岛上的汉志（Hijaz）和也门。也就是说，里斯本和葡属印度又面临着一个强大的敌人，它不仅统治着东地中海，还在波斯湾附近和沿红海地区施加影响。不出所料，奥斯曼人在东非以及印度西海岸多次对葡萄牙人采取行动，还支持亚齐等遥远的地方。同时，他们还推动印度洋上那些服务于其自身利益的贸易关系发展，削弱了竞争对手。这一切都增强了葡属印度与萨法维帝国开展有限合作的意图，以便遏制奥斯曼帝国的进一步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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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人的贸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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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印度洋周边地区的人群，如阿曼人、哈德拉毛人，以及某些东非人，在印度洋整体架构中只居于次要地位，我们在这里终于可以转换一下视角，更进一步地讨论葡萄牙人。葡萄牙最初的意图是把印度洋区域的胡椒和奢侈品引向好望角航线，运往里斯本，其中一个用意是削弱取道埃及和黎凡特的威尼斯。其次是为了从背后对伊斯兰势力构成威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收复失地（Reconquista）运动的继续。第三是为了寻找散落的基督徒，传播天主教信仰。这最后一个因素不容低估，我们以后将更深入地论述。可见必须强调，占领大片领土并非葡萄牙的意图，这与西班牙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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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葡萄牙人建立了许多据点，它们大多位于环西印度洋那些重要的或在战略上有利的港口城市。有些地方被他们完全占领，并建起了防御工事。从1510年开始，果阿成为葡属印度这一体系的中央所在。该体系的财政支持最初主要来自里斯本，后来它自负的份额越来越多。它收入中基本的一部分来自贸易，但也来自关税和上文提及的通行证的发放。贸易的利润取自数条航线（所谓的“carreiras”），其中最重要的是好望角航线。这些航线的经营和葡萄牙宫廷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相关，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对一般财政情况以及政治、人力等范畴的考虑之下，其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在这个领域，既有王室用来为自身利益服务的固定“路线”，也有那些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分配给特许经营者的航线。特别是好望角航线就属于第一种情况，而特许经营者的利益主要来自亚洲内部的交流。分摊在所有收入项上的亚洲内部利润按比例增加，从保护服务和关税中定期产生的进款也在增长，所以葡属印度对亚洲空间的兴趣很快自然而然地超过了对其原来的命脉—好望角航线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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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为人所引述的另外一个特点和货流相关。葡萄牙人为欧洲市场购置马拉巴尔的胡椒，所用的交换手段并不只是橄榄油、葡萄酒、水银、红珊瑚等葡萄牙或其他欧洲产品，而是非洲的黄金。在其他地方，他们同样有能力使用复杂的再分配措施赚钱，有些措施还往往符合亚洲的传统。因此有人声称，葡属印度发展成了一种“再分配”系统。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标签甚至还是正确的，只需参考跨孟加拉湾的泰米尔纺织品贸易。从这种贸易中得到的利润可以投资到中国生意中去，于是丝绸流入东南亚，东南亚的产品流向印度。我们还能零星地观察到一些不同的格局。比如远东的白银和丝绸交易不单纯是亚洲内部事务，因为向这个系统注入白银的还有美洲新大陆和遥远的欧洲（经过里斯本）。在这里，全球的各种力量共同发生作用，而明朝就像一个黑洞，从四面八方吸引着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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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葡属印度出现的地方，都存在一些机构性变化，透露出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比如埃及—波斯一翼就是如此。最初，葡萄牙人意在使货流改道至里斯本，从而打击各伊斯兰王国和北意大利各城市，因此才有我们上文所述的封锁亚丁一事。但要完全控制海运却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转而在要害位置征税，和竞争对手妥协。霍尔木兹在这方面扮演了尤其特殊的角色。此处利润极高，毕竟很快就有更多的胡椒和其他可征税的商品经过波斯湾抵达巴士拉，再从那里运往黎凡特和意大利。此外，为了遏制奥斯曼帝国，葡属印度一直和萨法维王朝保持着友好关系，因为后者所需的印度和东南亚产品也经过霍尔木兹。这些不同的局势虽然意味着葡属印度背离了实现广泛垄断的初衷，但因为避免了不必要的战争，最终似乎反而更节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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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观察可以补充上文所勾勒的图像，它们不仅表明了各种变化，而且还揭示了葡萄牙体系更细化的做法，这再次展现了其灵活性。我们在这里至少还需要列举某些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果阿的垄断计划落空，而且在发放通行证的调节措施框架下，妥协成为可能，这惠及了穆斯林群体，尤其是古吉拉特商人。于是，伊斯兰势力的贸易变得更强，如亚齐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经过马累的商贸即是一例。由此，不管是否愿意，葡属印度在区域和跨区域的层面上都促进了整个亚洲贸易空间的复苏。但它的中心仍然在印度洋的西部领域。在这里，我们最容易感受到多种内部转变。该地以东，特别是在南海与东海所在区域，葡萄牙完全走了另一条道路。在那里，它已不像在斯里兰卡以西地区一样鹤立鸡群；如果这里有佼佼者的角色，那么大概应该由福建人充当。而且从16世纪中叶，或稍后时期开始，最大的利润显然来自日本和爪哇之间的地带，而不再来自西印度洋。对许多人而言，葡萄牙人活动的重心正在东移。确实，如果有增长数据，它们很可能会表明，福建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在南海及东海的贸易活力，要比在阿拉伯海、波斯湾和红海的贸易活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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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葡属印度也经历了各种影响其方针的内外危机，同时也存在关于原则的争论，比如内部结构改革等。此外，在16世纪后半叶，我们可以发现里斯本很快就对巴西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超过了对亚洲附属地区的关注。最后，葡萄牙在亚洲的教会事务上一直固守其立场，但此时宗教事务的表决却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而且还出现了类似社会变革的现象。葡属印度体系在17世纪开始衰落，这显然更多并非由于内部问题，而是因为它灵活而成功的组织结构引发了荷兰人和英国人极大的嫉妒，进而用极端的暴力去对抗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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