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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从了解明朝国家航海体系的金融设施和行政技术机构，但可以肯定的是，其背后没有大银行的支持，而且由于存在时间短，也没有机会进行内部调整。这恰与葡属印度相反。因此，也许明朝的国家航海活动只和葡萄牙航海的最初阶段有可比性：里斯本赖以进入商业的好望角航线主要惠及葡萄牙王室，正如传统的西航路有利于中国朝廷。葡萄牙在亚洲活动所需的资金有多个来源，而明朝航海活动的投资人只有一个，就是朝廷。里斯本著名的印度之家（Casa da índia）在一些前身机构的基础上成立，负责颁发授权书、为来自东方的货物办理手续等事务。它虽然在某些方面和主管商品发送情况、征收税款的中国市舶司有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是，市舶司没有私人元素，这对整个体系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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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补充，即使中国的航海体系存在更长的时间，但在制度上也几乎不可能脱胎换骨，向类似葡属印度的组织发展，因为政府的缰绳收得太紧，很少甚至没有给民间利益留下空间。而葡萄牙握着一手好牌走回了起点。进行适度调整的能力仿佛是基因决定的，明朝未能具备这种能力，至少没有资料表明它具有这种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明代早期的航海活动始终没有超越“王朝贸易”的阶段，也未能跳出追求“王朝垄断”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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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与非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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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明朝还是葡萄牙，都存在两大分层：一方面是官方的国家部门，另一方面是非官方的领域。那些潜入所谓影子帝国的非官方领域的葡萄牙人也有意愿从远方支持葡属印度，如果利润在招手，他们甚至准备回归官方。我们可以推断，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当中可能也有类似的现象。他们不像葡萄牙人那样离开其国家建立的海外体系，而是在明朝开始国家航海活动之前就因蔑视中国法律而直接背井离乡，去了爪哇、苏门答腊或泰国，但他们当中至少有些人曾与郑和及其他明朝代表有过合作。在东南亚华人的集体记忆中，郑和始终维持着积极正面的形象，仅这一点就可以佐证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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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可以重新提出“再分配”特征的问题。葡属印度的收入，来自亚洲产品在亚洲内部的再分配，在这个过程当中，它遵循着传统的惯例。那些属于非官方层面的葡萄牙人也同样在“再分配”范畴之内。但正如上文所述，也有一些领域不适用这个标签。中国的航海体系则完全不同，其货物交易很可能要直接得多。一方面是来自东南亚或印度的进口货物，另一方面是出口的丝绸、铜、陶瓷和其他历来受亚洲各地欢迎的中国商品。因为郑和的船队似乎承担过将东南亚商品输往印度的大部分业务，所以“再分配”作为额外的收入来源不能完全被排除在外，但总体印象是，体现这种特点的更多是东南亚的海外华人，而不是中国的官方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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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航海体系分为官方和非官方两个层面的方式，为更多假说打开了空间。其中一种假说涉及人们经常讨论的葡萄牙体系的多元文化特征。批判者强调这种特点完全是虚构的，认为在事实上，白人殖民者肆无忌惮地剥削其他一切人。确实，该体系中存在等级制度，但同时我们也能发现很强的社会流动性和对外来者的宽容与欣赏，此外，在葡属印度的总人口当中，民族杂居的人群在增加。也许在葡属印度的非官方层面，官方层面才具备的限制最大限度地消失了。随着对外来者的接纳，葡属印度的官方部分发生了因地而异的多层次的同化过程，而非官方层面则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亚洲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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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航海体系在这方面情况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蒙古人曾经逼迫外邦人为自己服务，包括在海上军事行动中服役。明朝海上将领和官方使团在海外的做法也可能非常“务实”，并维持着森严的等级秩序。无论如何，中国作为“中央帝国”，自认为有责任使天下和谐，从中可能会产生领导他国或至少用自身的标准去衡量他国的诉求。在非官方层面，在海外华人聚居区构成的网络当中，流行的显然是不同的观念和条件。这里需要的是同化能力，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够适应。特别是后来，在郑和之后很久，我们可以发现海外华人与故乡之间有坚固的纽带，其中有一部分是受传统家族结构决定的。相反，许多葡萄牙人被亚洲吸纳，成为在那里工作和生活的勤奋的个人主义者，天主教极富弹性的纽带构成了他们回到源文化的重要撤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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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说，葡属印度还和另外一层组织有关，即传教区域，其影响范围超出了非官方层面的空间外延，在中国尤其如此。当然，教会有自己的结构。作为超越国家的组织，它一方面利用葡属印度，另一方面又帮助在果阿的当局。此外，也许暂且可以这样表述，教会从它位于亚洲的外部据点（葡属印度以外的据点）反作用于葡属印度，同时影响着官方与非官方层面。简而言之，教会提供了精神启发（geistige Anregungen），而且，用现代的话说，起到了跨文化桥梁的作用，经常缓和潜在的冲突，促进了两个领域的融合。内部存在的不和谐要求各方面做出灵活的反应，这些反应最终又促进了这一体系的继续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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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情况在中国的语境下很难得以确证。明朝的国家航海活动虽然有一种规范和价值的共同架构，使各部分互相联系，但缺少世俗之外的更高的精神机构。有些中国人是穆斯林，有些是佛教徒或道教徒，另一些则信仰民间众神，如中国航海者的守护神妈祖或天妃。人们把郑和与多种信仰联系起来，他将一切元素“集于一身”，象征性地构建起了桥梁。因此，提醒各部分注意相互调适的内部对话似乎并无必要，至少没有被记录下来。尽管在这个体系当中必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宽容，但和葡萄牙人相比，明朝人缺乏那种因精神和物理约束而产生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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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与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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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明朝人还是葡萄牙人，他们的要求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非常明显，类似于中世纪晚期的特征。明帝国的朝贡体系和特定的理想相关。朝廷必须巩固自己的政权。海上的日常状态也许完全不同，对进贡者而言，中国的观念世界（Vorstellungswelt）往往不可理解。最初，葡萄牙国王也常常远离为后世确立了标准的现实，奉行不切实际的愿景。有观点认为，葡萄牙宫廷对亚洲发生的事情没有充分的了解，和果阿的葡萄牙当局恰好相反。在这两个体系各自的中心，南京和里斯本，有针对性地使用象征、图像和权力诉求等宣传与论证工具，已成为日常政治（Tagespolitik）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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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方面，葡属印度也绝不是静止不动的。不仅目标和工作方式时常发生更易，要求和现实之间的鸿沟也同样变动不居。从各层面呈现出来的内部批判，证明葡萄牙人对亚洲的看法日益变得现实。中国的航海体系似乎没有经历过相应的变革，因为它存在的时间过短。现实和要求之间的裂缝始终难以弥合。要让两者相互接近毕竟非常艰难，因为会触及关于巩固政权诉求的敏感问题，有时甚至可能要求进行全面的政治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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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道和记载上，明朝和早期的葡萄牙人也表现出相应的差异：文字看起来近乎冷静客观，但却很容易辨认出幻想的特征。不久以后，葡萄牙的记载呈现出一种丰富无比的多样性。而中国却对文本上的一切变化关上了大门。国家航海行动结束几十年之后，所有档案均葬身火海；只有注解郑和航海的少量文献得以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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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还是发展，延续还是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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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述的一些特征表明，第一批在亚洲建立的欧洲体系和15世纪早期的固有体系相比，没有显著的差异，另一些特征则指向非常重要的区别。如果我们以类似的方式去比较葡属印度和后来的欧洲体系，或者比较明朝的国家贸易和它在亚洲的一些“先驱”，那么得出的结果很可能是相似的：无论是这里，还是那里，都是既有相同之处，也各有特点。抽象地表述：我们可以拟定一份各元素的列表，其中许多元素都可能或不可能在各体系当中得到确证。那些从某一个时间点开始，超过很长一段时期都可被证实存在的特征在被引入时就具备革新的性质，特别是当从中产生了其他质变的时候。有些时期，在这样一个“母体”当中，我们必然能感受到许多“首次登台”的事物，但在另一些时期则没有。当然，这些考虑始终是直观的，因而具有模型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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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不必向读者展示进一步的理论构思和相应的分类。相反，我们要得出一个假设性和暂时性的结论。早期的明朝所创造的一整套工具体系，虽然在某些方面是新的，但对后世的影响却很有限。此外，它很不灵活，因此并不真正具备发展的能力。夸张一点说，迈向殖民地系统的脚步，在“原始殖民”阶段就停住了。葡萄牙开始发展的结构与明朝略有不同，其本身拥有更大的调适能力，能够应对许多挑战。进一步看，尽管我们在这里无法详细描述，但仍然可以假定：后来欧洲西北部的体系带来了更多的革新，几乎在一种线性的变化过程中，以自己的方式推动了亚洲海洋空间的发展。因此，自15世纪初以来，在整体架构的不同地方，一再出现带有不同特色的质的变化。谁要是不觉得“变形”（Transformation）这个标签过于老旧，也许恰好可以将其用来概括1400年以后的整个时期。实际上，适用这个标签的不仅是欧洲人主导的这个或那个时代，转变在远早于1400年的各个时期就已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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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已经说明，从明朝国家航海活动结束到葡萄牙人登台的这段时间似乎隐含着暂时对传统结构的回归。因此，我们所假设的发展链条中间存在一个“凹陷”。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短命的明帝国航海体系至今没有被恰当地纳入更长的“演变线索”之中，而大多只被划为纯亚洲特色的静态的初步阶段。纠正了这个观点，我们就可以把亚洲海洋语境下中世纪和近代之间的分界线往前推进到1400年前后。但是分界线始终是人为的，因为它会掩饰发展的延续性，而在这里，作者希望至少在某些地方能够展现出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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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条约规定西、葡两国共同垄断欧洲之外的世界，以位于佛得角以西370里格，即西经46°37’附近的经线为界。分界线以西归西班牙，以东归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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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马拉亚利穆斯林当中两大民族－宗教群体之一，分布于马拉巴尔地区和科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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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玛门在《圣经》中是司掌财富的伪神，贪婪原罪的象征。此处指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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