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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新石器时代村庄的日常生活没有发生多大改变，但刀耕火种的农业这种新生活方式的传播极大改变了地貌。为开辟新田，人类经常迁到别处。以一生时间来衡量，一个群落需要迁移二十多次。与人类此前改造地球的力度相比，刀耕火种的农业生活方式给自然环境带来的转变是快速而巨大的。附近的狩猎队伍很快也学会了这一种植新法。谷物农业从中东发源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公元前4500年初，用刀耕火种法种田的农民到达了俄罗斯南部和巴尔干半岛。一千年后，抵达欧洲大西洋海岸。随后穿过北非，到达西欧，与北路而来的人交会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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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东南两个方向的迁徙情况知道得不多。很早以前，新石器时代的农民群落就迁到了印度西北部。但相关记录还很零散，找不出当地最早村庄遗址的确切时间。在中东建立已久的新石器时代农业痕迹也在中国发现，但中国农民最早种的是小米。远古近东地区还没有这种作物。所以，中国可能独立发明了农业。公元前2400年左右，小麦和大麦也在中国出现。这些作物有可能从西亚传来。但因为中亚考古发现数量很少，又支离破碎，我们还讲述不出一个完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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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人和非洲人很可能也独立发明了农业。哥伦布抵达美洲时，发现居住在墨西哥、今日美国和加拿大的印第安人种植玉米、南瓜和豆类。这也是种子农业，与中东农业很像，但作物种类完全不同。在加勒比群岛和南美洲，也存在块根作物种植，以红薯为主。在秘鲁高地，我们称之为“土豆”的作物一片繁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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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农业问题的多数学者认为，美洲印第安人独立发明了农业，没有受到欧亚大陆的任何激发。但有学者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很早以前，就有南亚（可能还有非洲）的船漂到了美洲海岸。还有一些从风暴中逃生的人登陆美洲。这些人原本就知道如何栽培块根作物，到美洲后，自然而然会尝试种植当地品种，由此发现了赖以为生的新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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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玉米种植更复杂，耗时更多。因为，野生玉米植株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造后，才能提高产量，供大量人口食用。不过，这一种子种植方法可能也是从亚洲传到美洲的。有两条途径：一是陆路传播；二是风把一些船员吹到陌生的土地。这两种情况都不会留下什么证据，因此我们也无从得知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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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认为，还有一些地方独立发展了农业。比如，西非。西非既有块根作物，又有结子作物。这种情况在别处见得不多。这表明西非是另一个农业发明中心吗？或者说这是一个将农业应用于新环境的例子，证明中东谷物不适应西非环境，而西非另有作物新品种？对此，学者看法不一。要想解决这个疑问，必须对西非农业产生和发展的前前后后做更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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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石器时代陶罐（Neolithic Pot from China） 这个典雅精致的陶罐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在中国制作，很可能用于盛放液体。但旋涡纹饰表明，制作者兼顾实用美观。新石器时代的农民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几年，需要罐子盛放东西。这种将泥土塑形后放在炉中烘烤，制作坚硬防水陶器的技艺和农业一起传遍整个欧亚大陆。图中的这个陶罐与俄罗斯南部发现的器物很相像。因为田地杂草丛生，不长庄稼，远古农人每隔几年就要开垦新田。他们带着这些装饰图案，以及其他技巧和想法迁徙到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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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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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个群落发展出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就像农牧民生活有天壤之别、农牧民与狩猎采集者生活又大相径庭一样，人类社会开始显得五彩斑斓。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互动可以也曾经强有力地推动了创造发明和交流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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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陌生人的方式方法似乎不起作用，让人觉得滑稽好笑。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种新工具、新想法、新艺术风格、新音乐、新食物、新消遣受人青睐，风靡一时。凡借鉴之物都应与群体原有知识和做法相契相合。因此，常需做不少调整，以在新环境中应用无碍。有时，环境本身也需要做调整。所有这些变化又可能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新创造。因为，每出现一种新情况，都会让人更自觉地审视此前所为，并慎重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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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时期，一群人与另一群人生活方式几乎没有任何差别。这些群体之间的联系和冲突不会对彼此的行为方式造成多大改变。但当两个群体显著有别时，不同人群之间的联系和冲突开始具备新的意义。人们能够而且已经开始利用别人知道的东西，想出新办法保护自己不受侵害，或是找到更有效的攻击模式。一个行动——回应的自我保存过程由此启动，人类社会处于时时变动之中。换言之，历史变化具备了一种新速度。历史，狭义上由文明群落留下的书写记录，即将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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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前6000年巴勒斯坦杰里科的新石器时代头像 该头像是在头骨上打上石膏制成。石膏代表脸上的肌肉。头像制作原因尚不明确。在新石器时代农民眼中，死亡与重生事关重大。既然谷物死去后，埋在地里的种子还能吐绿结子，人也应该能死后回生。因此，制作该头像也许就是为了实现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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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很快就意识到创造首批文明的可能性。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将是下一章主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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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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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人猿最终完全进化为人类得益于团结协作。最开始，类人猿在舞蹈中相互配合，后来也在语言上相互协调。团结协作增加了食物供给。因此，类人猿可以花上几年时间抚养孩子，直到他们自己能填饱肚子。这样一来，孩子们就有更长时间学习如何生存，不用倚重于遗传来的直觉意识。学习反过来也通权达变。但一开始，变化确实非常缓慢。狩猎者和采集者明白了哪些植物适宜食用，怎样去跟踪猎物，怎样编制篮筐，怎样制作利刃工具。换句话说，他们明白了所有应该明白的东西，再把学过的所有东西完完整整教给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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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巨变最初发生在中东。居住在山林里的人发现了如何让谷物在林地中央茁壮生长。食物增多意味着猎手队伍壮大。而猎人一多，多数猎物很快消耗殆尽。后来人们发现可以把原先猎捕的一些动物驯化成家养牲畜，由此一些群落成为专职牧民。他们跟随牧群来往于中东北部和南部山区的草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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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农民要跟牧民打交道。方式不外乎两种：要么和平贸易，要么采取防御措施防止突然袭击。农民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知道播种时间，而且随着人口渐增，如何找到良田沃土，在来年收获。在第一批文明社会出现之前，人类还没有学会精确认知时间。但土地短缺问题解决时间要早，原因是犁的发明。犁耕不仅遏制了杂草生长，也大大扩增了单个家庭的耕种面积。农民只在耕过的一半田地上播种，便能每隔两年在同一片田地上种植作物。常耕地、安定的乡村生活图景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经出现。时至今日，欧洲和西亚大部分地区依然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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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亚，一种建立在块根作物基础上的农业类型出现。这与欧洲、西亚有所不同。后来，这些栽培块根作物的亚洲农人发现了稻米，发展了水稻栽培。直到今天，亚洲人仍以大米为主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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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也在地球其他地方得到发展。原因可能有两种：一是独立发明；二是借鉴中东或东亚，并根据当地气候和本土粮食作物品种做出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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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的净效应是人类数量的剧增。我们的祖先一开始是最好的猎手，是万兽之王。后来，他们靠种植饲养改变了自然平衡，实现了人类族群数量的多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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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得比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更为重要。与智人自然史相对立的人类历史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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