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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以沙漠为屏障，减少了与蛮族的接触。因此，埃及文明的影响范围不及古美索不达米亚大，但也不是没有影响。向西沿地中海岸边走是利比亚。跟今天一样，那时的利比亚也是人烟稀少，完全受埃及文化影响。但因地处条件恶劣的沙漠，利比亚在文化方面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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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埃及文明对南方的影响，我们了解得更少。高度发达的埃及文明从未穿过尼罗河第一瀑布向外拓展。原因是，瀑布水深流急，无法通航。但中非大湖地区和西非的酋长制与埃及法老角色相似。问题就出在这里：是非洲人借鉴了古埃及的神圣王权，还是最初在尼罗河流域从事农耕的埃及人把这种观念带给了非洲狩猎者，随后又传到中非和西非？没有人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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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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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海路文化的刺激特性在另一种高雅文化传播史中清楚显现。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间，这一文化传遍地中海西部，在大西洋沿岸的欧洲和非洲落地生根。我们从石墓和其他建筑中了解到这种文化的存在。这些建筑物常被称为“巨石”（希腊语意为“大石头”）。我们可以这样推测：有一些圣人从埃及人的观念中得到启发，宣扬死后有来生。他们渡海而来，受到当地农民和渔民的欢迎。这种信条肯定很有说服力，信徒成千上万。为了证明自己是虔诚信徒，他们将巨大石块塑造成型，并拖到一地，建造纪念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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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正如苏美尔人的宗教思想在俄罗斯草原找到归宿一样（本章已有讨论），埃及部分宗教思想也在欧洲最西端和北非传播开来。公元前2000年后，这两种宗教思想碰撞在一起。祖居草原的武士抵达欧洲大西洋海岸，征服了建造巨石的农人和渔民，强迫他们使用巨石加工技艺，竖立石圈。英格兰的巨石阵就是这种形式的纪念碑典范。据推测，征服者原本熟悉的某种神圣建筑以树干圈形呈现，所以便用石头修建石圈。石头所在的位置就是太阳升沉的方位。基于每对石头的照准线，祭司可以在每年太阳和校钟星到达关键点时，计算出准确的天数，制作精确的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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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务求精确的技艺让人想起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成就。但开采搬运巨石的技艺很明显来自埃及。因此，埃及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通过这种惊人的方式，在公元前1900年的巨石阵相会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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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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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试图追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对周边民族的影响时，会碰到许多不确定性情况。但因为我们对印度河文明影响印度及非洲东岸等地一无所知，这些不确定也就算不了什么。没有充足的考古学证据，连猜测都不太可行。但印度河城市在鼎盛之时，肯定令蛮族近邻深为折服，就像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宏伟壮美曾让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大为震撼一样。而且，因为印度河流域通过陆路对外交流开放，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差不多，所以类似的群落很有可能在别处形成。目前，人们已经在印度中部和南部发现了几十个带有印度河文明痕迹的遗址。不过，调研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不经过细致研究，谁也不能确切说明印度河文明的传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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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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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700年初，一项基本性的变革打破了蛮族和文明民族之间的势力均衡。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影响圈外围的蛮族发明、改进了一项新的战争工具——两轮轻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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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兼顾速度与攻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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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车的发明是设计上的卓越突破。公元前3000年前，苏美尔出现了四轮车。轮子固定在轴上，轴拴在车底，紧贴车板转动。摩擦一起，车子行驶缓慢，无法负重，而且，只能把车轮塞到侧面后才能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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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笨重不便的四轮车不同，战车只有两个轮子。这就解决了转弯问题。两轮车能迅速大幅度转弯，让一个轮子留在后，另一个轮子滚向前。另外，全新的车轮设计让车子轻便有力。车轮不再是厚制实心，而是采用独立成件的轮毂、轮辋、辐条组合制成。轴固定在车身上，轮毂沿轴端转动，这样一来，摩擦大大减小，拉起车来也相对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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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车改善后，要想用于战事，面临两大局限：第一，建造战车需要精工细料，工本很高。只有富人才用得起。特别是好轮子制造不易，每一部分都要精确咬合。轮辋必须做成圆形，同时还要结实耐用，扛得住快速行驶产生的颠簸震动。要想造出这样的轮辋，非技艺娴熟的工匠不可。这种人专门从事车轮制作，深谙木料蒸汽处理之道，并将其弯成曲线形状，再用紧密贴合的皮革或金属轮胎把所有部件组装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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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马匹价钱不菲。公元前4000年前，很可能还没有驯化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仅北方草原有野马栖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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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排列组合可能是在公元前1700年初在伊朗高原完成。善饲马匹的蛮族遇见了精于轻便结实车轮制作的工匠。第一批战车得以设计建造。蛮族牧马人很快发现自己手中有了一件强大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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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轮战车上狩猎 这一场景取自于宫廷壁画。该宫殿为亚述国王阿淑尔纳西尔帕二世（在位时间公元前883年至公元前859>年）建造。画中猎狮场景是为了彰显国王勇力过人、伟大圣明。但让我们饶有兴味的是，古代战车驾驶细节在本图清晰显现。群马奔腾，车轮滚滚向前。一名车夫侍立于国王一侧，紧握两股缰绳。国王专心迎敌，是人是狮，格杀勿论。带轮辐的轮子、车轴，以及车身下部的护框清晰可见。但我们不太明白马是如何驾驭的。围在马前胸和肩膀上的织物似乎是系在从战车上突出的一片榫舌上。但有马尾盖着，很难看清楚。榫舌式样，参见本书第七章关于中国战车的描述。采用这种方法驭马，车夫使不上太大劲，不太容易驾马。但因为车子轻便，速度可观，驾马的这种不便也就无关紧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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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车作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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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第一批制作战车的匠人才意识到可将战车的移动性能和攻击力派上用场。战术得到充分完善，每一辆战车上都配有一名车夫，一名弓箭手。万车齐进，弓箭手射箭攻敌。如敌军没有受惊，车夫猛驱战车，深入敌军前线。弓箭手在飞速向前途中继续射箭。随后，战车停到安全距离，让马匹稍事休息，弓箭手补给装备。接着继续向前进攻，或转到敌军后方，从背面袭击。很快，敌人四处逃散，溃不成军。战车步步紧逼，直至将其擒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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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来讲，这种战术能克敌制胜，所向披靡。没见过马的士兵看见攻击的阵势就被吓住了。战车在战场上疾驶而过，步兵很难伤及马匹或车夫。当然，修建城墙能防御战车攻击。但城外无防可守，只能落于敌手。而且，即便城防固如金汤，也不能闭门不出，因为粮草在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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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马匹，战车御者极易受到攻击。为防止突然袭击，他们很快学会加固营地。营地呈四边形，入口设在每边中间。这种营地格局后来为罗马军团采纳。公元前1300年左右，中国商朝都城殷（今安阳）的平面图也采用这种模式。中国到欧洲，远隔千山万水，战车之力可见一斑。旧式军队对这种新战术无计可施，战车武士所向披靡。遇有众多人口、擅耕田种地之处，他们就命令当地老百姓交租纳税。但在北欧和西欧大部分地区，他们遭遇了当地人的反抗。战车在这些地方不仅是实用的作战武器，更是身份荣耀的象征，以至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瑞典偏远地区的首领竟用战车陪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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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车的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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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其他地方，战车的使用完全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比如，在遥远的中国，距今4000多年前建立的夏朝已有战车及小规模车战。商朝的战车御者于公元前1523年至公元前1028年间沿黄河中游打败了，建立商朝，并使役当地农民。印度则刚好相反，讲印欧语系的战车御者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从伊朗草原来到这里。他们摧毁了印度河城市，开启了印度“黑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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