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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俭、冷酷的出借人很快变成地主。这些人可能会把余财换成远地出产的各种奢侈品。一种更为奢华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为此，有必要获取越来越多的土地。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手中所得越多，就越容易占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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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有着相同的效用。地方首领需要贴身侍卫贯彻自我意志。时间一长，贴身侍卫变成常备军，以应对两方面危险：一方面，邻居可能作恶；另一方面，大家族内留恋自由平等部落传统的人也会作乱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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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建立军队需要税收。税收要从普通农民身上征收。如有必要，可武力征税。从简单淳朴的部落到体系完备的官僚制政府，这一转变进行得非常迅猛。而且模式就在手边，拿来即可使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施政技巧毫无间断地保存了下来。所以，到公元前900年时，闭塞落后如巴勒斯坦的希伯来王国也具备了文明社会的所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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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和市民的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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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来，铁器时代的侵略似乎没有产生多大变化，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尽管地主、税吏、常备军和官僚制政府在中东各地再次出现，但社会结构与青铜时代并不完全一样。原因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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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铁制犁头、镰刀和长柄大镰刀扩大了耕种面积。木制犁翻不动重黏土，但铁制犁头完全无碍。用铁制镰刀和长柄大镰刀收割庄稼能大大节省劳动力。这三种工具的使用具备两方面意义：第一，粮食产量增加；第二，农民需要经常去市场购置新工具，修补旧家什。铁匠活是一门专门手艺，一般农民学不会。因此，有了铁活，就要去找专业手艺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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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类历史上一座真正的里程碑。在早期文明群落里，农人一般自己制作农具家什。但有了铁制工具后，农民第一次从劳动专业化和人类技能拓展中得到了直接实在的收益。而劳动专业化和人类技能拓展早在2000多年前第一批城市和文明兴起时就已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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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只有社会特权阶层——祭司、士兵、统治者、地主才能享用这些技能带来的收益。处于社会阶梯底层的农民终日在田间劳作，被迫把收成的大半部分交给别人。而现在，有了铁器，每个农民都有自己的工具。一买一卖交易形成。一点余粮就能换一点铁，换一柄锋利称手的新镰刀。临到季末，手中碰巧攒有余粮的农民会买下手艺人做的物件。可能是一个罐子，盛点什么东西。或者是一块好看的布，当成嫁妆。在各地，人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连最穷苦的农人都能买点什么，卖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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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强调的是，城镇手艺人和农村农民的这种新关系很重要。此前，遇有战事，城镇满目疮痍，民生凋敝。当地农民却觉得自己没什么损失。相反，他们觉得自己获得了自由，至少有一阵子不用再给城里人交租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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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城乡居民之间的敌对关系一直处在半压抑状态。城镇生活脆弱不堪一击，没有安全感，易遭侵害。这就是希腊和印度城镇遭侵后迅速毁灭的原因。入侵者对城市生活一无所知，漠不关心，所到之处，尽行劫掠。掳完一城，继续前进寻找新目标再行劫掠，为的是给牛羊找到新草场，给自己找到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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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农民依赖城镇手艺人制作必备补给时，两个阶层开始形成互利关系。毕竟，铁匠需要金属，而金属仅凭贸易可得，尤其是那些矿石、燃料供应不利的地方。贸易需要一定的公共秩序才能达成。政府、军队必不可少。祭司也不可或缺，因为神祇不容轻慢。要养活这些专职人员必须收税收租。简而言之，对于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人类来说，铁器的价码就是接受文明产生的所有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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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文明世界的农民觉得租税公正合理。但却意味着，他们开始认识到，城里人的生死存亡与自己休戚相关。一旦城镇被毁，就有必要重修重建，或另起一城，以便为所有人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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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铁器时代，城镇生活牢牢扎根于雨水浇灌的土地上。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新的经济基础形成。维持城镇生活对游牧民之外的每个人都有实实在在的利益。文明因此而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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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官僚制政府：以希伯来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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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900年间，中东政治结构重回官僚制政府。从其转变速度，可见向文明复杂性过渡的压力有多重。我们对希伯来人的政治转变了解颇多。《旧约》史实部分对迦南人征服、希伯来国王出征等细节均有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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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人初到迦南地时，分成了十二个部落，组织松散。只有在特殊场合，这些部落才会联合起来。遇有问题，“士师”出面解决。士师的权威建立在个人威望圣明基础上。但要打败非利士人需要更严密的组织。因此，一位名叫撒母耳的士师把所有部落召集在一处，为勇力过人的扫罗涂圣油，让他做希伯来人的国王。这件事情发生在约公元前1020年。扫罗曾立下赫赫战功，但与手下良将、耶西之子大卫发生争执。最终，扫罗在与非利士人斗争中战败而亡。大卫继承王位，果断应敌，挫败非利士人，从耶布斯人手中夺得耶路撒冷，并建都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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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卫统治的公元前1012年至公元前972年间，王国相对稳定。赖税收之利，常备军有极强的作战能力，与邻国建立了重要的外交关系，商贸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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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之子所罗门带领希伯来王国走向繁盛之巅。他从腓尼基王国找来工匠在耶路撒冷修建耶和华庙。另外，所罗门也因妻妾成群、治政有方而为世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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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死后，希伯来王国一分为二：北部的以色列和南部的犹大。以色列定都撒玛利亚，犹大定都耶路撒冷。在近200年的时间里，两个王国时有战争，外交军事实力不济。公元前722年，亚述人征服以色列王国，将市民尽数俘虏，移至巴比伦。只有农民留了下来，服从亚述君主委派的税吏和官员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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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上层市民再也没能回来，成为以色列王国“十个消失的部落”。他们可能融入了中东人之中。留下来的以色列农民被后世的犹太人称为“撒玛利亚人”（当时的国都为撒玛利亚）。他们的信仰与后世犹太人的信仰礼仪有几处重要不同，这让犹太人感到恐慌，觉得撒玛利亚人的宗教特别危险。原因就在于，虽存在差别，但撒玛利亚人的信仰与犹太教在很多方面上都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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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术：以亚述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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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22年，亚述帝国征服以色列，但并未赢取铁器时代的侵略战争。在文化方面，亚述人承继了巴比伦人。亚述王国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最北端，与蛮族为邻，最易受袭。但亚述灌溉农业发达，具备人力财力优势。因此，亚述势力起初增长缓慢，后来发展迅速。在攻击以色列之前，亚述人已经占据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所有地区。又经过几次战役后，亚述人远侵埃及、亚美尼亚和伊朗。如此幅员辽阔的帝国前所未见，亚述帝国的政治管理也更加系统化。不过，因暴虐为政，百姓怨恨，亚述帝国存续时间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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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述人之所以能征伐四海，有赖于在军事组织和政府管理方面所取得的一些重要进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亚述人首次将整军统编成队。这些小分队或十数人，或上百人，或上千人，规模统一，标准武装，士从将令，勇猛有功者擢升，无能无为者贬黜。亚述军内还设有专门部队，工兵修建包围工事，骑兵和战车兵负责侦察追捕，主力军是由长枪兵和弓箭手组成的步兵，受职业军官团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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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所有军队都建立在这些原则上。后来的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军队也不例外。为何仿效？当然是制度起到实效。采用亚述军队管理模式，可将三教九流整编为标准队伍，把市井百姓转变成听从指令、行动迅捷的战士。而依军功擢升的制度让将领甘于甚至是急于为君主役使、效力。因为军官常流动作战，其仕途直接由国王决定。他们也直接效忠于国王。在戎马生涯中，军官在某地驻留的时间不会超过几年，持有某项财产的时间、统帅某支部队的时间都是短短几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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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治军原则使得中央集权控制成为可能，直到今天依然行之有效。成千上万人统一行动，高效配合，参与整场战役，赢得胜利。每级都设有长官。这些得到上下一致认同的将领实施包围、伏击、越野行军、突袭等战术，全面筹划、全局指挥。亚述人正是靠着这种军事管理体系屡战屡胜，在那个时代无人能敌、无人敢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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