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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主义者通过这些语句，阐释自身奇幻经历的含义，并从这一简单的逻辑出发，继而阐述人生。在他们看来，依照吠陀从神祇那里获取财富长寿并非好事。相反，正当合理的宗教目标应该是逃离生活，让一己灵魂回归本原——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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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和因果报应的信条与这种框架完美契合。有了这种框架，人们就有希望上升到层级最高端，将因果报应的重负一并舍弃。灵魂不必轮回，而是实现梵我合一，完全摆脱任一形式肉体的羁绊桎梏，逃离物质世界人生的一切苦痛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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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念认为，逃脱自我后可实现永世极乐。一个人可能要经历许多化身才能上升到这样的高度。而邪恶之人会在一次又一次转世投生中下滑堕落，离解放肉身苦痛的终极目标渐行渐远。智慧慈善之人知道目标之所向，也知道如何快速实现终极目标，那就是，模仿圣人苦行，出神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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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罗门祭司认为这一修行理想适合老年人。因为人年轻时，需要履行家庭职责，参加献祭净化仪式。苦行是一种折中方式，对贫穷的农业社会很有意义。老弱之人不能再做工，成为家庭的重负。他们走到森林里，可加速死亡，缓解亲人赡养负担。同时还能解脱入圣，转世重生，或许还有望摆脱转世，完全逃离生命之苦。最终，这些观念与吠陀仪式，以及个人虔诚信仰特定某神的新思想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印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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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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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来看，这一结合最终在印度流行起来，但印度教用去了几百年的时间才完全成为核心信仰，而其元素早在公元前500年时就已在印度广泛存在。印度教渐进式流行的一个原因是，另一种信仰——佛教在公元前500年前形成，而且在几个世纪里主宰印度和亚洲大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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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之所以兴起，是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过婆罗门祭司推崇的、分裂于日常活动和苦行抽身的生活。有年轻人觉得日常生活完全无可留恋，希望即刻抽身而逃。乔达摩·悉达多王子，也即佛陀，便是其中之一（“佛陀”也是一种称谓，意为“开悟之人”）。佛陀生于公元前500年前，很可能卒于公元前4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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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达摩·悉达多的性格和权力可解释他的教义所产生的影响力。他不止一次有过神秘体验，即佛教徒所说的“开悟”。有一天，他在一棵树下入定，并在灵光一闪中看到了宗教的所有基本真理。佛陀的幻觉与《奥义书》的目标一致，即自我毁灭，逃脱转世投生的所有苦难。这一点可通过八正道实现，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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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所有流派都建立在八正道基础上。不过，要想弄明白每一正道的内涵并不容易。据推知，佛陀立下的这些短语是他自己的生活写照。信徒听法时，会询问佛陀应该如何行为立身。佛陀以常识的形式一一解答了这些问题。渐渐地，一整套关于美好生活的规则从这些问答中形成。但这些规则只适用于那些寻找涅槃解脱的人。“涅槃”是佛教徒对达到无我境界的叫法。因此，佛陀的教义只适用于虔心礼佛、不惜一切发展精神力量的人。我们通常把这种人称为“修道士”“僧侣”。当然，这一叫法从基督教而来。但佛教僧侣归属的组织、尊奉的规则与基督教修道士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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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佛教僧侣不常立誓，佛教徒团体也不单独设立首脑或管理者。因特殊目的，可能会有一名僧侣承担特殊职责，但每一位僧侣都独立自主，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判断管理自身活动。佛陀在世之时享有这样的尊荣。信徒在重要事情上都服从于他。新皈依者要参加非正式谈话，看有无诚心、动机何在。每隔一段时间，僧侣们都要聚在一起，诉说自我精神体验，袒露一己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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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非正式的共同生活形式强调所有成员平等无二，可能是效仿佛陀青年时代所在的贵族部落。如果是这样的话，则佛陀之所以信徒无数，秘诀之一就在于僧侣所维护的佛教团体。因为，当时出现了这样一个新背景：摩揭陀等官僚制王国权力越来越大，个人自由独立越来越难以坚守。而佛教团体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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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建筑 为了给自己的信仰找到公共表达方式，佛教徒兴建佛塔，盛放释迦牟尼和一些圣僧的骨灰，以示纪念。这张照片中的佛塔位于印度中部，目前处于失修状态。原因是，佛教的影响力最终从诞生地消退，没有人再愿意修缮佛塔。但在佛教全盛时期，印度普通老百姓常去此地朝圣观瞻，在肃穆的仪式中绕佛塔而行，因到过圣地而心满意足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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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这一点，同时也因为佛陀阐明的宗教日常生活具有吸引力，其在世之时即有信徒追随，离世后依然没有解散。不仅如此，佛教不断吸纳新教徒，分支遍布印度各地。因此，在佛陀离世200多年后，印度俨然变成了佛教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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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侣分散而居，对佛陀教义各有阐释，各有侧重。因此，今天存在于佛教徒之间的巨大分野可能很早以前就出现了。但佛教运动之所以持续无怠，就在于佛陀立下的生活规则和团体组织。僧人团体一直都是佛教的组织形式。发展信徒团体，而非执于教条细节，这就是佛教发展壮大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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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同时也是佛教的一大缺陷。佛教并不适用于所有场合，即便是普通老百姓向僧侣布施斋供，去圣人骨灰供奉处、佛陀开悟等神圣事件发生地朝拜也并不足够。虽然，相关各方各自如意，但不如意的是佛教缺乏仪式典礼纪念出生、婚配和死亡三件人生大事。在这方面，印度家庭不得不求助于婆罗门祭司。因此，印度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纯粹的佛教之地。掌握吠陀教义的婆罗门继续在印度日常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吠陀学习依然没有中断，与佛教寺庙，以及形式更为极端的苦行者群体形成了竞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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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印度为所有宗教留下了一个空间。任何一个对成员有特殊要求的宗教团体都可以融入种姓制度，化身为另一个种姓。在不信佛的印度人看来，僧侣组成的佛教团体就是一个种姓。佛教徒或因圣洁受到尊崇，或因神力为人所惧，所以自成一体，与其他种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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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正如各个种姓调整自己的风俗习惯以相互契合一样，婆罗门祭司、佛教僧侣、隐居森林的苦行者也各自相互借鉴，适应对方的行为方式。这种适应并没有按计划或设计进行，而是在相遇后点点滴滴改变而成。此后不久，婆罗门也接受了佛教徒和苦行者信仰的超脱尘世的宗教目标。印度各宗教流派由此具备了超验性质。献祭和仪式被重新阐释为帮助灵魂摆脱轮回的手段。旧有注重实用功利、鼓励虔诚的激励办法不再显得那么重要。宗教的注意力从现世移开。信奉各宗教的圣人、祭司、司仪都认同这一观念：摆脱轮回、超越庸常才有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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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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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00年后不久，当印度各宗教流派在战胜苦痛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认知，后世印度文明的特点之一就此形成。环视全球，唯有印度成为灵性和超验愿望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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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印度生活的这一面只写成了一半故事。一边是对感官和物质价值的淡化，一边是奢侈无度的宫廷生活。没有书籍文字对这种生活大加称扬，所以我们对此知之甚少。印度在手工技艺和吏治术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许多印度人对现世抱以极大关注，一些人为满足感官享受无所不用其极，所用精力与苦行者探索清寒俭朴修行之道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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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两个极端构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苦行者和耽于感官享乐者之所以存在，部分是为了向对方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不管这个判断正确与否，身处其他文明的人对印度感官生活的印象不如苦行超验深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宗教传统而非宫廷文化进入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印度文学记录。因此，如果把宗教传统视为印度文明最主要、最典型的特征也许不无合理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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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00年，佛陀弘法生涯行进过半。印度文明的特殊品质清晰显现。与此同时，人类伟大的教师孔子正在中国施教育人。下一章中，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向那一部分世界，看一看与我们已经研究过的文明相媲美的第四种文明如何在黄河流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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