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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证据，确切证明中国家庭组织的这一独有特点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形成。历史学家遇到的麻烦是，因为社会的基本方面常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记录文字的人自然也不愿意大费周章，解释人人皆知的事实。虽然存在证据缺失，但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条结论：在中国古代，家庭承担的职能非常宽泛。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则家庭塑造中国人行为的深度，要大于那些把宗教政治事务放在家庭生活框架之外进行处理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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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古代中国社会看作是听命于皇帝的家庭集合。当然，皇帝自己也是家族族长。只不过他的这个家族更大、更重要，所有子民都是家庭成员。换句话来说，家庭结构和皇室结构并没有多大不同。皇帝同子民的关系与家庭中族长与生者的关系等同。皇帝集祭司、父亲、首领、长官、庇护人于一身。而且，正如每个人在家庭结构中有合适位置、对尊卑贵贱了然于胸一样，帝国中的每一人也各守其位、各担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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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皇帝和中央政府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与单个家庭族长的权力相互冲突。只有家族族长听命于皇帝，皇帝的权力才能体现出来，但族长可能并不愿意俯首帖耳。当然，家庭内部也会出现类似紧张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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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于国还是忠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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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商王朝如何形成一无所知，也找不到当时家庭结构的直接证据。商朝的疆域、附属部落的名字、地点、民族、家庭、省份等所有信息都不甚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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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56年）建立后，可用信息增多。周人居住在西边的渭河流域，曾被商朝视为蛮族，即中华外邦。但新来者急于学习中华文化传统。因此，在艺术、文字等多个方面上，新王朝与旧王朝并没有显著区别。但周朝做了一些重要的阐释和深化。比如，将商朝的一周十天改为一周七天。这种变化可能与巴比伦存在根本联系，因为每周七天制起源于巴比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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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应该先停一小会儿，问问为什么一周七天变成了人类基本生活模式，得到了普遍认同，促使希腊人、印度人、中国人都使用这样一种历法？一周定为七天有两大好处：第一，与月亮循环周期高度契合。月亮绕地球旋转的周期为二十八天多一点。对古人来说，月相是计算时间的最明显工具。因此，与月亮形状变化相合的历法显然要好于别的历法。第二，天空中有七个游走的“发光物”——太阳、月亮、水星、火星、金星、木星和土星，每一个代表一天，七个就是七天。每一个“发光物”以复杂方式绕固定的星星运动。比如，行星似乎要向前向后运动一段时间后，再往前运动。因为其运动方式不规则，早期天文观测者做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些游走的“发光物”肯定拥有特殊的力量，别具重要性。所以谨慎起见，应为每个发光物各分配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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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周朝可能也借鉴了巴比伦的思想。巴比伦人认为，天上的变化与地球上的变化存在系统性关联。因此，仔细观察行星、太阳和月亮运动就能预测事件、预见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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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施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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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的中心思想是，上天将统治人间的权力授予给了一个至德之家。只要这个家庭的成员能继续布德施仁，就能保有天命。皇帝即天子，是天人之间的纽带。而且，就像整个天空围绕北极星转动那样，人世万物也应围绕皇帝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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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施政理论成为中国后世所有政治思想的绝对根本，产生了几大重要的逻辑影响。第一，既然上天和北极星只有一个，皇帝也只能有一个。皇权应施行天下。如果一些边远蛮族不认天子之德、不服管制，则诸事不妙。这种无知会让他们自绝于天恩，享受不到遵照得体有序的文明生活所带来的实惠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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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这种理论为任一谋反暴乱行为提供了合理性。某王朝覆亡证明天恩已收回。在此之前，常常会出现许多征兆表明旧统治家族运数已尽。庄稼歉收、流星出现、双头牛降生等非常之变都可能是上天愠怒的征兆。侵略、叛乱也可能具备象征意义。面对着这些可能性的皇帝必须谨言慎行，免得获罪于天。如其不然，则要立刻想出补救办法，挽救王朝倾覆命运。这意味着，他要留神遵守每一个传统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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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面临的一个最凶险事情是，激怒权势家族的祖先魂灵，使得自己对王公诸侯的权力严重受限。比如，从权势家族手中褫夺土地，必将得罪祖先，激惹其与上天作乱，导致帝位不保。也许，宗教上的这种顾忌反映了军事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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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罪太多权势家族肯定会危及中央权力。因此，周朝分封诸侯，割据而治。分到土地的贵族家庭理应向皇帝尽忠。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把子弟送到宫内学习。这种做法可能有助于保持帝国统一，因为这些幼年即入宫受教的王公贵胄可能终其一生都会顺从于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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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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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过了一段时间后，周朝分崩离析，并于公元前771年遭受致命一击。远方蛮族突然来犯，攻陷周朝在渭河流域的都城，杀死了当政的皇帝。这场灾难发生之后，另一名皇室成员自立为王，定都洛阳，建立东周（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西周时代（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结束。但皇帝的威望和实际权力再也没能光复。地方贵族称王，仅在名义上效忠周天子。诸王互相争斗，开始发展自己的官僚制政府、常备军和税收体系，以护权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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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是通过快速开辟土地实现的。铁制工具出现后，可能有助于将黄河广阔肥沃的冲积平原投入农业生产。不过，铁制品生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国起到重要作用的，我们还不清楚。为保护低地不受洪灾，需要开凿挖渠，修建大型堤坝。王公贵族组织该项工程付诸实施，为的是能从沼泽地开垦出的农田上收取高额租金。没过多长时间，地多势大的地主王公开始攫取周边境地，置祖先魂灵和传统的权利义务于不顾。比邻而居的王公之间爆发战争，加速了权力向少数统治者手中的集聚。随着财富权力增加，诸王之间的战争变得更加惨烈。传统中国史学家将周朝风雨飘摇、行将倾覆的时期，即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称为“战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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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场争斗所产生的重要副产品是中华文明面积的拓展。千千万万老百姓生计不保，逃出拥挤的中华世界中心，将各种技艺带给渴望运用这些技艺的邻近民族。另外，在北疆拥有封土的王公有能力开辟版图，直入蛮族边境，在新土地上推广中华文明生活方式。在拓展中国疆域方面，除上述两种方式外，农民系统性迁居效率最高。因为，他们不仅扩大了中国疆土面积，还教会了蛮族如何像普通农民那样农耕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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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向上，这种形式的扩张延伸到山东半岛，及北部沿海地区。自此之后，该地区一直是中国咽喉要地。南向长江流域的扩张也同等重要。东周时期，中国人定居长江流域，中华文明在此扎根。但因为这个地区面积广阔，需要投入大量人工垦殖农田，因此中国人花了几百年的时间才将这一中间地带开发完毕。公历纪元开始后不久，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相匹敌，随后超越后者，成为中国人口和农业生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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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形式未能实现北向和西向拓展。原因是，北部草原地区和戈壁沙漠供水不足。可以肯定，这些地区一直地广人稀。公元前300年后不久，中国史料中第一次提到中国西北边境有骑马游牧人。随后，保护中国农民不受这些骑兵突袭的问题愈发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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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政权秦国位于周朝兴起的渭河流域，最易受游牧人攻击。秦国王公发展骑兵常备军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些骑兵像游牧人一样，配有马匹弓箭，兵饷由税收维持。因常与草原游牧人交锋，久经磨炼，所以比中国其他所有军事力量都要强大。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中国，自称天子，号始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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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骑兵革命 本图中，陶质士兵和战马是秦始皇陪葬品，意在守护这位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的皇帝陵寝。20>世纪70年代，上千个兵马俑重见天日，让我们得以窥见这支一统中华背后的军事力量。秦国毗邻蒙古草原，曾向草原游牧人学习骑御之术，建立了一支像图中这样的骑兵。秦王因此一扫天下，被尊为始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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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统治者并未站稳脚跟，到秦始皇之子时便气数已尽。秦始皇未能将原有诸侯政权的亲信旧臣斩草除根，实施苛政严刑又激起众愤。因此，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时，叛乱四起，新一轮战争爆发。到公元前207年秦二世驾崩时，仍未决出胜负。公元前202年，混战局面结束，刘邦正式称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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