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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帝国统一和家族忠诚这两大竞争性需求之间的平衡。要想对这种平衡关系有更深认识，我们必须对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间，周朝日益名存实亡、诸侯连年混战的局面进行审视，看看在这期间中国人在智识和道德方面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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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大思想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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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鬼神是古代中国家庭生活的核心。这种观念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理所应当发号施令，而其他人必须遵守，不得违逆。因为忤逆之人会遭到超自然力量的惩罚。但在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一些强势统治者肆意剥夺家族土地。对他们来说，祖宗魂灵似乎不起作用。施行仁德似乎只会招致失败。奸诈小人往往得逞，而虔敬仁厚之人则会遭遇各种困境，没有鬼神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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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历足以让人深深困惑。遇到这些情况，仁智之人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对这个问题众说纷纭。一些人尝试解决，并诉诸文字。这些著作贯穿后世整部中国历史，为人传诵，受人钦敬。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饱经战患的东周时期是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中国古典世界观中那些流传久远的语句就是在这时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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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认为，当时形成了六大思想流派。但我们在这里仅讨论其中最重要的三种。这三家学派分别是法家、道家和儒家。后来，儒家调整了教义，吸收了法家和道家学说，成为主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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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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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与秦国有深厚渊源，为秦始皇残酷暴虐、统一中国提供了合理性。法家的中心思想非常简单：君意即法。凡皇帝传诏，均为明德。遵旨而行是臣民之职。国家首要任务是创建维持军事实力。唯有如此，才有和平安全，国泰民富。法家无视超自然力量，也不关注家庭，认为人性本恶，受到武力方可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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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认为君权不受限制。为实现国家强大，他们推行书籍审查和教育严控举措，认为随意征募劳役，为国出力理所应当。这些思想并没有流于纸面，秦始皇大批征募农民参军服役，修建长城，修筑栈道，审查书籍，压制包括儒家在内的所有异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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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根据法家学说，国君至上，家庭个人不足为道。在中国社会的两极之间，法家独以国家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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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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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完全抵制这些思想。道家以老子为始祖，而法家没有始祖，也没有声名卓著的作者阐述自家观点。最知名的法家都是实践派，提倡为吏参政、带兵为将，鄙视夸夸其谈、大讲理论，认为道家就是执于清谈。传说老子曾经于公元前600年后不久在小国为相。但这个说法可能是人为杜撰，目的是让老子和孔子履历大致相同。实际上，现代学者甚至不确定是不是真有老子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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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确定的是，有一本据称是老子写的书一直流传至今。这本书主张“无为而治”，认为良君不劳人为，顺应自然。美好的生活应该摆脱一切外在强迫，获得完全的自由。在战争暴力司空见惯的世界，睿智善良的人应该为每一刻而活，无须恐惧，自由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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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样的人生才合乎道。“道”这个词很难翻译。字面可译为“道路、途径”。但这一译法并不能涵盖“道”的全部内涵。道是宇宙之法，并非消极人为，而是让道去作为。如果人不顾道而行，则会行事紊乱，功业尽毁。但如果人遵从道而生活，则会兴旺发达，万事向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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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道”既有自然之意，又有超自然含义。“道”是所有自然之物的集合，无人可以逃脱，纵使用尽气力，仍是徒劳无功。如能通晓“道”，一个人便可拥有非同寻常之力，尤能延年益寿，甚或永生不灭，随心所欲自由行动。道家所说的这些神奇功力被后世中国人详尽阐述生发。不过，老子的《道德经》薄薄一本，并未提到这些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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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来说，道家是一种私人化的教义，将普通人对社稷家庭的所有责任尽数舍弃。但是，也许正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备受责任所羁绊，道家思想才具备了永恒的吸引力。纵贯中国历史，道家一直都是重要思想流派。很多中国人认为，顺应自然和“道”是一种令人愉悦的转换，是从对己克制、对上服从尽责的惯常步调的抽离。应用于这种转换和抽离时，道家令人信服。但在日常人事中，多数中国人想要一种更为具体的教义指导行为。而法家冷酷追逐国家力量，道家则否定人为干涉“道”，二者无法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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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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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学派——儒家的始祖为圣人孔子，生活在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年间。孔子是鲁国贵族，年轻时曾任相职，但因未能说服鲁公施行仁政而辞官。孔子余生未再入仕，他喜欢与人谈论自己的看法观点，得到一群弟子的爱戴。他们记录下孔子的言谈逸事，编纂成书，即为《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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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奇怪的是，孔子在后世的地位与他本人所写所言关联不大。中国人尊崇他，是因为他编写了五经，成为一代又一代学童的教科书。五经是诗歌、年表、历史和圣人圣行杂集。现在还不太清楚这些书是在何时编写、用作何途。现代许多学者认为，五经并非孔子编写。不过，他可能了解这些书的部分或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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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些书和《论语》，以及一些评注文本、独立著作一道阐释孔子的观点，构成了一套学说，供每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熟读详味。孩子们在阅读这些著作、背诵许多段落之后，学会了写字作文，并对构成文明中国人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有了贴切深刻的了解。孔子一生似乎没能取得这样的成果。他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失败的。因为在他看来，贤者施德的唯一途径是治国理政，辅佐君王。实际上，孔子并没有创新。他想要的是重返先祖之道，就像他在书中看到的那样。要实现这一点，必备要件当然是实现国家统一，服从上天选出的一位皇帝，家庭长幼有序，子从父，父尊鬼神。孔门教义的这一方面可归结为一个字——礼。孔子认为，如果人人都能各尊其位，则天下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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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首要任务是明礼。可通过阅读五经，学习古人如何修身行事，做到知礼。第二个任务是在每一情境下，做到行为得体。孔子似乎感觉到，如果人人都通晓人伦之节，则得体举止可自动呈现。因此，通过学习获得知识成为关键环节。孔门一直对读通五经赋予重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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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这种强调书本学习的态度，改变了旧有不重视学习的观念。在西周朝廷，也就是孔子眼中的治政典范，射箭和军事操练是年轻贵族的训练项目。孔子赞同学习射箭。不习射何以忠于古人？但他憎恶战争，认为诉诸武力是人不尊礼的结果。既可能是上者不能让下者服从，也可能是下者不尊上者，两种情况都是不尊礼的表现。儒家不认同为免遭败绩而刻意准备的做法，认为智慧和秩序才能更好避免战争。因此，在孔子的美德排序中，作战技巧地位很低。所以，后世的中国知识分子即便再热衷仕途，也常将军事指挥权交于蛮族雇佣军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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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高贵德行不必由世袭而来。一个人不管出身如何，通过学习训练都可以成为有德之人。这种观念也与古代做法迥然有别。其影响是，儒家成为官方学说后，为有才者打开了事业之门。任何一个年轻人只要受到一定教育，走上仕途后，都可能因才能和皇帝恩遇升到高位，谋得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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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不愿对超自然力量做过多阐述。让生者知晓如何立身行事已是艰难非常，思考鬼神世界可谓徒劳无功。他认为，原有论及超自然力量的观念方法已经足够，无须详加阐述，遵守先祖礼仪才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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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思想主旨是，拒绝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做出任何区分。公德私德是同一种德行，不论身居高位，还是庸如庶民，无论贵贱，都要修德。皇帝高居庙堂之上，其他所有人各得其位。在孔子看来，社会金字塔上下的关系与家庭内部关系并无二致。当然，社会关系更加复杂，需要细加揣摩多种角色。但和谐秩序是两种关系的根本。帝国是扩大了的家庭，社稷只要遵循家庭生活模式就能得到善治。理想情况是，统治者无须惩罚威胁，就会使得臣民顺服。原因是，每个人都各安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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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儒家观点和法家、道家比较之后，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儒家最后成为主导学说。因为，儒家认为家国一体，二者同等重要。家和国是古代中国社会的两大核心现实，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儒家并没有像法家那样美化暴政，而是认为统治者和臣民一样，要行使自己的职责，扮演传统角色。与道家相比，儒家没有对人类社会报以绝望，认为美好的生活只能在社会中实现。每个人都应日复一日，时时刻刻准确、优雅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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