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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过了一段时间后，周朝分崩离析，并于公元前771年遭受致命一击。远方蛮族突然来犯，攻陷周朝在渭河流域的都城，杀死了当政的皇帝。这场灾难发生之后，另一名皇室成员自立为王，定都洛阳，建立东周（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西周时代（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结束。但皇帝的威望和实际权力再也没能光复。地方贵族称王，仅在名义上效忠周天子。诸王互相争斗，开始发展自己的官僚制政府、常备军和税收体系，以护权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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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是通过快速开辟土地实现的。铁制工具出现后，可能有助于将黄河广阔肥沃的冲积平原投入农业生产。不过，铁制品生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国起到重要作用的，我们还不清楚。为保护低地不受洪灾，需要开凿挖渠，修建大型堤坝。王公贵族组织该项工程付诸实施，为的是能从沼泽地开垦出的农田上收取高额租金。没过多长时间，地多势大的地主王公开始攫取周边境地，置祖先魂灵和传统的权利义务于不顾。比邻而居的王公之间爆发战争，加速了权力向少数统治者手中的集聚。随着财富权力增加，诸王之间的战争变得更加惨烈。传统中国史学家将周朝风雨飘摇、行将倾覆的时期，即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称为“战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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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场争斗所产生的重要副产品是中华文明面积的拓展。千千万万老百姓生计不保，逃出拥挤的中华世界中心，将各种技艺带给渴望运用这些技艺的邻近民族。另外，在北疆拥有封土的王公有能力开辟版图，直入蛮族边境，在新土地上推广中华文明生活方式。在拓展中国疆域方面，除上述两种方式外，农民系统性迁居效率最高。因为，他们不仅扩大了中国疆土面积，还教会了蛮族如何像普通农民那样农耕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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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向上，这种形式的扩张延伸到山东半岛，及北部沿海地区。自此之后，该地区一直是中国咽喉要地。南向长江流域的扩张也同等重要。东周时期，中国人定居长江流域，中华文明在此扎根。但因为这个地区面积广阔，需要投入大量人工垦殖农田，因此中国人花了几百年的时间才将这一中间地带开发完毕。公历纪元开始后不久，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相匹敌，随后超越后者，成为中国人口和农业生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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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形式未能实现北向和西向拓展。原因是，北部草原地区和戈壁沙漠供水不足。可以肯定，这些地区一直地广人稀。公元前300年后不久，中国史料中第一次提到中国西北边境有骑马游牧人。随后，保护中国农民不受这些骑兵突袭的问题愈发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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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政权秦国位于周朝兴起的渭河流域，最易受游牧人攻击。秦国王公发展骑兵常备军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些骑兵像游牧人一样，配有马匹弓箭，兵饷由税收维持。因常与草原游牧人交锋，久经磨炼，所以比中国其他所有军事力量都要强大。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中国，自称天子，号始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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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骑兵革命 本图中，陶质士兵和战马是秦始皇陪葬品，意在守护这位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的皇帝陵寝。20>世纪70年代，上千个兵马俑重见天日，让我们得以窥见这支一统中华背后的军事力量。秦国毗邻蒙古草原，曾向草原游牧人学习骑御之术，建立了一支像图中这样的骑兵。秦王因此一扫天下，被尊为始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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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统治者并未站稳脚跟，到秦始皇之子时便气数已尽。秦始皇未能将原有诸侯政权的亲信旧臣斩草除根，实施苛政严刑又激起众愤。因此，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时，叛乱四起，新一轮战争爆发。到公元前207年秦二世驾崩时，仍未决出胜负。公元前202年，混战局面结束，刘邦正式称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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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帝国统一和家族忠诚这两大竞争性需求之间的平衡。要想对这种平衡关系有更深认识，我们必须对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间，周朝日益名存实亡、诸侯连年混战的局面进行审视，看看在这期间中国人在智识和道德方面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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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大思想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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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鬼神是古代中国家庭生活的核心。这种观念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理所应当发号施令，而其他人必须遵守，不得违逆。因为忤逆之人会遭到超自然力量的惩罚。但在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一些强势统治者肆意剥夺家族土地。对他们来说，祖宗魂灵似乎不起作用。施行仁德似乎只会招致失败。奸诈小人往往得逞，而虔敬仁厚之人则会遭遇各种困境，没有鬼神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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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历足以让人深深困惑。遇到这些情况，仁智之人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对这个问题众说纷纭。一些人尝试解决，并诉诸文字。这些著作贯穿后世整部中国历史，为人传诵，受人钦敬。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饱经战患的东周时期是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中国古典世界观中那些流传久远的语句就是在这时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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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认为，当时形成了六大思想流派。但我们在这里仅讨论其中最重要的三种。这三家学派分别是法家、道家和儒家。后来，儒家调整了教义，吸收了法家和道家学说，成为主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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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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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与秦国有深厚渊源，为秦始皇残酷暴虐、统一中国提供了合理性。法家的中心思想非常简单：君意即法。凡皇帝传诏，均为明德。遵旨而行是臣民之职。国家首要任务是创建维持军事实力。唯有如此，才有和平安全，国泰民富。法家无视超自然力量，也不关注家庭，认为人性本恶，受到武力方可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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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认为君权不受限制。为实现国家强大，他们推行书籍审查和教育严控举措，认为随意征募劳役，为国出力理所应当。这些思想并没有流于纸面，秦始皇大批征募农民参军服役，修建长城，修筑栈道，审查书籍，压制包括儒家在内的所有异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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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根据法家学说，国君至上，家庭个人不足为道。在中国社会的两极之间，法家独以国家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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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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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完全抵制这些思想。道家以老子为始祖，而法家没有始祖，也没有声名卓著的作者阐述自家观点。最知名的法家都是实践派，提倡为吏参政、带兵为将，鄙视夸夸其谈、大讲理论，认为道家就是执于清谈。传说老子曾经于公元前600年后不久在小国为相。但这个说法可能是人为杜撰，目的是让老子和孔子履历大致相同。实际上，现代学者甚至不确定是不是真有老子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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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确定的是，有一本据称是老子写的书一直流传至今。这本书主张“无为而治”，认为良君不劳人为，顺应自然。美好的生活应该摆脱一切外在强迫，获得完全的自由。在战争暴力司空见惯的世界，睿智善良的人应该为每一刻而活，无须恐惧，自由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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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样的人生才合乎道。“道”这个词很难翻译。字面可译为“道路、途径”。但这一译法并不能涵盖“道”的全部内涵。道是宇宙之法，并非消极人为，而是让道去作为。如果人不顾道而行，则会行事紊乱，功业尽毁。但如果人遵从道而生活，则会兴旺发达，万事向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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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道”既有自然之意，又有超自然含义。“道”是所有自然之物的集合，无人可以逃脱，纵使用尽气力，仍是徒劳无功。如能通晓“道”，一个人便可拥有非同寻常之力，尤能延年益寿，甚或永生不灭，随心所欲自由行动。道家所说的这些神奇功力被后世中国人详尽阐述生发。不过，老子的《道德经》薄薄一本，并未提到这些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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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来说，道家是一种私人化的教义，将普通人对社稷家庭的所有责任尽数舍弃。但是，也许正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备受责任所羁绊，道家思想才具备了永恒的吸引力。纵贯中国历史，道家一直都是重要思想流派。很多中国人认为，顺应自然和“道”是一种令人愉悦的转换，是从对己克制、对上服从尽责的惯常步调的抽离。应用于这种转换和抽离时，道家令人信服。但在日常人事中，多数中国人想要一种更为具体的教义指导行为。而法家冷酷追逐国家力量，道家则否定人为干涉“道”，二者无法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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