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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的宗教和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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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能从甲骨文占卜中得到关于商朝宗教的可靠信息。但龟甲和动物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揭示了整幅图画的一个片段，其他的行为思想我们不得而知。从甲骨文中可以知道，商朝信奉与各种自然物体相关的神灵，如山、湖、河等。他们也敬奉祖先之灵，希望先人保护后嗣不受自然灾害之苦和蛮族突袭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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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统治者对祖先魂灵的重视反映了家庭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关键作用。当然，每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家庭组织，否则也无法养育子女。但中国的家庭非同寻常，自远古时代起似乎就对家庭成员产生重大影响。一个中国家庭并不单由父母子女组成，而是一直延续到无数代。生者只是一个更大、更有力群体的一小部分，这个群体还包括祖先之灵。只要后代能尊敬纪念祖先，就会得到他们的指点、奖励和庇护。没有祖先保佑，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有了祖先保佑，就能交到好运，发达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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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者之间，中国家庭也严遵礼仪家规。长者有威，不得违逆。男性为尊。妇从夫，弟从兄。表兄姊、堂兄姊之间也有严格的规矩，根据年龄及父母仔细划分，做到长幼有序。尊卑高下人人皆明。长者吩咐，幼者服从。这种听命服从的心理压力会随年岁渐长得到补偿。为长者必有尊，辈分较低者必须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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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家庭都遵守这一套规矩。中国当然也有悍妇逆子。但是这一理想清晰明了，其塑造老幼言行的力量曾经非常强大，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从近代旅居海外的中国人身上就可以看出这种力量之强。大多数中国人遵守礼仪家规，即便移居美国也不例外。公开与父亲作对的行为非常少见。旧有的家庭习俗传统一代一代传之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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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在于，这种家庭生活模式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在中国形成的？自商朝开始吗，还是商朝以前就已经出现？商朝与祖先祭祀有关的文字表明，两者皆有可能。但祖先崇拜似乎只局限于社会上层。历史上，农民家庭规模从来都不大，跟富人家庭不一样。只有相对富足的家庭才有能力举行耗时的典礼，在亲戚族人之间确立家庭纽带。起初，可能仅有王公贵胄之家才会祭奠自己的祖先。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还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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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重要性在以下事实中得到强化，即中国古代似乎没有身份鲜明的祭司阶层。在所有普通场合中，家族族长担任祭司一职，与鬼神打交道，与祖先沟通。族长从父亲那里学到传统的典礼仪式，再传给长子。中国古人似乎主要通过家庭渠道寻求超自然庇护，而不像其他文明社会那样，从外部寻求力量。父亲的权力由此大大提升，成为祖先魂灵和生者之间的纽带。不遵父命者可招鬼神共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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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担负起祭司职责，族长很有必要学会书写。原因是，历史之初，中国人即已认定，向祖先征询意见的最好办法就是写祭书。我们已经看到，商代的文字是写在龟甲和绵羊肩胛骨上，但很可能只有王公贵胄才会使用这种办法，特制的甲骨写不下所有人的愿望。后来，通用办法是将问题写在一张纸上，再把纸烧掉，使其“死亡”，以传信于鬼神。在发明纸张前，中国人可能也使用过其他容易腐坏的书写材料，但因无法保存，我们无从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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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教育机会自然更是少之又少。不过，我们知道，早在周朝时，即公元前1028年至公元前221年间，帝国王侯将相之子就已经在宫廷学校学习射御、礼仪、书写，为未来担任族长重臣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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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识字、祭祀、掌握军权、担当家族族长互有联系的现象为中国特有。在其他文明社会，会写字的武士非常少见，直到现代才出现。而会写字、懂得祭祀之礼、会利用超自然力量的武士仅中国才有，其他任何一个社会都未曾发展出像中国家庭生活模式中族长身兼数职的家庭体系。正是这一体系塑造了中华文明，使之从远古一直延续到现在。同印度种姓和希腊城邦一样，中国家庭成为第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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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证据，确切证明中国家庭组织的这一独有特点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形成。历史学家遇到的麻烦是，因为社会的基本方面常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记录文字的人自然也不愿意大费周章，解释人人皆知的事实。虽然存在证据缺失，但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条结论：在中国古代，家庭承担的职能非常宽泛。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则家庭塑造中国人行为的深度，要大于那些把宗教政治事务放在家庭生活框架之外进行处理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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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古代中国社会看作是听命于皇帝的家庭集合。当然，皇帝自己也是家族族长。只不过他的这个家族更大、更重要，所有子民都是家庭成员。换句话来说，家庭结构和皇室结构并没有多大不同。皇帝同子民的关系与家庭中族长与生者的关系等同。皇帝集祭司、父亲、首领、长官、庇护人于一身。而且，正如每个人在家庭结构中有合适位置、对尊卑贵贱了然于胸一样，帝国中的每一人也各守其位、各担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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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皇帝和中央政府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与单个家庭族长的权力相互冲突。只有家族族长听命于皇帝，皇帝的权力才能体现出来，但族长可能并不愿意俯首帖耳。当然，家庭内部也会出现类似紧张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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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于国还是忠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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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商王朝如何形成一无所知，也找不到当时家庭结构的直接证据。商朝的疆域、附属部落的名字、地点、民族、家庭、省份等所有信息都不甚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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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56年）建立后，可用信息增多。周人居住在西边的渭河流域，曾被商朝视为蛮族，即中华外邦。但新来者急于学习中华文化传统。因此，在艺术、文字等多个方面上，新王朝与旧王朝并没有显著区别。但周朝做了一些重要的阐释和深化。比如，将商朝的一周十天改为一周七天。这种变化可能与巴比伦存在根本联系，因为每周七天制起源于巴比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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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应该先停一小会儿，问问为什么一周七天变成了人类基本生活模式，得到了普遍认同，促使希腊人、印度人、中国人都使用这样一种历法？一周定为七天有两大好处：第一，与月亮循环周期高度契合。月亮绕地球旋转的周期为二十八天多一点。对古人来说，月相是计算时间的最明显工具。因此，与月亮形状变化相合的历法显然要好于别的历法。第二，天空中有七个游走的“发光物”——太阳、月亮、水星、火星、金星、木星和土星，每一个代表一天，七个就是七天。每一个“发光物”以复杂方式绕固定的星星运动。比如，行星似乎要向前向后运动一段时间后，再往前运动。因为其运动方式不规则，早期天文观测者做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些游走的“发光物”肯定拥有特殊的力量，别具重要性。所以谨慎起见，应为每个发光物各分配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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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周朝可能也借鉴了巴比伦的思想。巴比伦人认为，天上的变化与地球上的变化存在系统性关联。因此，仔细观察行星、太阳和月亮运动就能预测事件、预见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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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施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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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的中心思想是，上天将统治人间的权力授予给了一个至德之家。只要这个家庭的成员能继续布德施仁，就能保有天命。皇帝即天子，是天人之间的纽带。而且，就像整个天空围绕北极星转动那样，人世万物也应围绕皇帝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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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施政理论成为中国后世所有政治思想的绝对根本，产生了几大重要的逻辑影响。第一，既然上天和北极星只有一个，皇帝也只能有一个。皇权应施行天下。如果一些边远蛮族不认天子之德、不服管制，则诸事不妙。这种无知会让他们自绝于天恩，享受不到遵照得体有序的文明生活所带来的实惠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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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这种理论为任一谋反暴乱行为提供了合理性。某王朝覆亡证明天恩已收回。在此之前，常常会出现许多征兆表明旧统治家族运数已尽。庄稼歉收、流星出现、双头牛降生等非常之变都可能是上天愠怒的征兆。侵略、叛乱也可能具备象征意义。面对着这些可能性的皇帝必须谨言慎行，免得获罪于天。如其不然，则要立刻想出补救办法，挽救王朝倾覆命运。这意味着，他要留神遵守每一个传统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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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面临的一个最凶险事情是，激怒权势家族的祖先魂灵，使得自己对王公诸侯的权力严重受限。比如，从权势家族手中褫夺土地，必将得罪祖先，激惹其与上天作乱，导致帝位不保。也许，宗教上的这种顾忌反映了军事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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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罪太多权势家族肯定会危及中央权力。因此，周朝分封诸侯，割据而治。分到土地的贵族家庭理应向皇帝尽忠。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把子弟送到宫内学习。这种做法可能有助于保持帝国统一，因为这些幼年即入宫受教的王公贵胄可能终其一生都会顺从于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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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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