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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形式未能实现北向和西向拓展。原因是，北部草原地区和戈壁沙漠供水不足。可以肯定，这些地区一直地广人稀。公元前300年后不久，中国史料中第一次提到中国西北边境有骑马游牧人。随后，保护中国农民不受这些骑兵突袭的问题愈发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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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政权秦国位于周朝兴起的渭河流域，最易受游牧人攻击。秦国王公发展骑兵常备军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些骑兵像游牧人一样，配有马匹弓箭，兵饷由税收维持。因常与草原游牧人交锋，久经磨炼，所以比中国其他所有军事力量都要强大。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中国，自称天子，号始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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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骑兵革命 本图中，陶质士兵和战马是秦始皇陪葬品，意在守护这位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的皇帝陵寝。20>世纪70年代，上千个兵马俑重见天日，让我们得以窥见这支一统中华背后的军事力量。秦国毗邻蒙古草原，曾向草原游牧人学习骑御之术，建立了一支像图中这样的骑兵。秦王因此一扫天下，被尊为始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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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统治者并未站稳脚跟，到秦始皇之子时便气数已尽。秦始皇未能将原有诸侯政权的亲信旧臣斩草除根，实施苛政严刑又激起众愤。因此，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时，叛乱四起，新一轮战争爆发。到公元前207年秦二世驾崩时，仍未决出胜负。公元前202年，混战局面结束，刘邦正式称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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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帝国统一和家族忠诚这两大竞争性需求之间的平衡。要想对这种平衡关系有更深认识，我们必须对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间，周朝日益名存实亡、诸侯连年混战的局面进行审视，看看在这期间中国人在智识和道德方面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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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大思想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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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鬼神是古代中国家庭生活的核心。这种观念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理所应当发号施令，而其他人必须遵守，不得违逆。因为忤逆之人会遭到超自然力量的惩罚。但在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一些强势统治者肆意剥夺家族土地。对他们来说，祖宗魂灵似乎不起作用。施行仁德似乎只会招致失败。奸诈小人往往得逞，而虔敬仁厚之人则会遭遇各种困境，没有鬼神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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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历足以让人深深困惑。遇到这些情况，仁智之人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对这个问题众说纷纭。一些人尝试解决，并诉诸文字。这些著作贯穿后世整部中国历史，为人传诵，受人钦敬。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饱经战患的东周时期是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中国古典世界观中那些流传久远的语句就是在这时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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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认为，当时形成了六大思想流派。但我们在这里仅讨论其中最重要的三种。这三家学派分别是法家、道家和儒家。后来，儒家调整了教义，吸收了法家和道家学说，成为主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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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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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与秦国有深厚渊源，为秦始皇残酷暴虐、统一中国提供了合理性。法家的中心思想非常简单：君意即法。凡皇帝传诏，均为明德。遵旨而行是臣民之职。国家首要任务是创建维持军事实力。唯有如此，才有和平安全，国泰民富。法家无视超自然力量，也不关注家庭，认为人性本恶，受到武力方可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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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认为君权不受限制。为实现国家强大，他们推行书籍审查和教育严控举措，认为随意征募劳役，为国出力理所应当。这些思想并没有流于纸面，秦始皇大批征募农民参军服役，修建长城，修筑栈道，审查书籍，压制包括儒家在内的所有异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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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根据法家学说，国君至上，家庭个人不足为道。在中国社会的两极之间，法家独以国家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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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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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完全抵制这些思想。道家以老子为始祖，而法家没有始祖，也没有声名卓著的作者阐述自家观点。最知名的法家都是实践派，提倡为吏参政、带兵为将，鄙视夸夸其谈、大讲理论，认为道家就是执于清谈。传说老子曾经于公元前600年后不久在小国为相。但这个说法可能是人为杜撰，目的是让老子和孔子履历大致相同。实际上，现代学者甚至不确定是不是真有老子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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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确定的是，有一本据称是老子写的书一直流传至今。这本书主张“无为而治”，认为良君不劳人为，顺应自然。美好的生活应该摆脱一切外在强迫，获得完全的自由。在战争暴力司空见惯的世界，睿智善良的人应该为每一刻而活，无须恐惧，自由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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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样的人生才合乎道。“道”这个词很难翻译。字面可译为“道路、途径”。但这一译法并不能涵盖“道”的全部内涵。道是宇宙之法，并非消极人为，而是让道去作为。如果人不顾道而行，则会行事紊乱，功业尽毁。但如果人遵从道而生活，则会兴旺发达，万事向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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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道”既有自然之意，又有超自然含义。“道”是所有自然之物的集合，无人可以逃脱，纵使用尽气力，仍是徒劳无功。如能通晓“道”，一个人便可拥有非同寻常之力，尤能延年益寿，甚或永生不灭，随心所欲自由行动。道家所说的这些神奇功力被后世中国人详尽阐述生发。不过，老子的《道德经》薄薄一本，并未提到这些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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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来说，道家是一种私人化的教义，将普通人对社稷家庭的所有责任尽数舍弃。但是，也许正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备受责任所羁绊，道家思想才具备了永恒的吸引力。纵贯中国历史，道家一直都是重要思想流派。很多中国人认为，顺应自然和“道”是一种令人愉悦的转换，是从对己克制、对上服从尽责的惯常步调的抽离。应用于这种转换和抽离时，道家令人信服。但在日常人事中，多数中国人想要一种更为具体的教义指导行为。而法家冷酷追逐国家力量，道家则否定人为干涉“道”，二者无法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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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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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学派——儒家的始祖为圣人孔子，生活在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年间。孔子是鲁国贵族，年轻时曾任相职，但因未能说服鲁公施行仁政而辞官。孔子余生未再入仕，他喜欢与人谈论自己的看法观点，得到一群弟子的爱戴。他们记录下孔子的言谈逸事，编纂成书，即为《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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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奇怪的是，孔子在后世的地位与他本人所写所言关联不大。中国人尊崇他，是因为他编写了五经，成为一代又一代学童的教科书。五经是诗歌、年表、历史和圣人圣行杂集。现在还不太清楚这些书是在何时编写、用作何途。现代许多学者认为，五经并非孔子编写。不过，他可能了解这些书的部分或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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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些书和《论语》，以及一些评注文本、独立著作一道阐释孔子的观点，构成了一套学说，供每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熟读详味。孩子们在阅读这些著作、背诵许多段落之后，学会了写字作文，并对构成文明中国人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有了贴切深刻的了解。孔子一生似乎没能取得这样的成果。他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失败的。因为在他看来，贤者施德的唯一途径是治国理政，辅佐君王。实际上，孔子并没有创新。他想要的是重返先祖之道，就像他在书中看到的那样。要实现这一点，必备要件当然是实现国家统一，服从上天选出的一位皇帝，家庭长幼有序，子从父，父尊鬼神。孔门教义的这一方面可归结为一个字——礼。孔子认为，如果人人都能各尊其位，则天下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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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首要任务是明礼。可通过阅读五经，学习古人如何修身行事，做到知礼。第二个任务是在每一情境下，做到行为得体。孔子似乎感觉到，如果人人都通晓人伦之节，则得体举止可自动呈现。因此，通过学习获得知识成为关键环节。孔门一直对读通五经赋予重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