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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这种强调书本学习的态度，改变了旧有不重视学习的观念。在西周朝廷，也就是孔子眼中的治政典范，射箭和军事操练是年轻贵族的训练项目。孔子赞同学习射箭。不习射何以忠于古人？但他憎恶战争，认为诉诸武力是人不尊礼的结果。既可能是上者不能让下者服从，也可能是下者不尊上者，两种情况都是不尊礼的表现。儒家不认同为免遭败绩而刻意准备的做法，认为智慧和秩序才能更好避免战争。因此，在孔子的美德排序中，作战技巧地位很低。所以，后世的中国知识分子即便再热衷仕途，也常将军事指挥权交于蛮族雇佣军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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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高贵德行不必由世袭而来。一个人不管出身如何，通过学习训练都可以成为有德之人。这种观念也与古代做法迥然有别。其影响是，儒家成为官方学说后，为有才者打开了事业之门。任何一个年轻人只要受到一定教育，走上仕途后，都可能因才能和皇帝恩遇升到高位，谋得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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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不愿对超自然力量做过多阐述。让生者知晓如何立身行事已是艰难非常，思考鬼神世界可谓徒劳无功。他认为，原有论及超自然力量的观念方法已经足够，无须详加阐述，遵守先祖礼仪才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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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思想主旨是，拒绝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做出任何区分。公德私德是同一种德行，不论身居高位，还是庸如庶民，无论贵贱，都要修德。皇帝高居庙堂之上，其他所有人各得其位。在孔子看来，社会金字塔上下的关系与家庭内部关系并无二致。当然，社会关系更加复杂，需要细加揣摩多种角色。但和谐秩序是两种关系的根本。帝国是扩大了的家庭，社稷只要遵循家庭生活模式就能得到善治。理想情况是，统治者无须惩罚威胁，就会使得臣民顺服。原因是，每个人都各安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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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儒家观点和法家、道家比较之后，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儒家最后成为主导学说。因为，儒家认为家国一体，二者同等重要。家和国是古代中国社会的两大核心现实，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儒家并没有像法家那样美化暴政，而是认为统治者和臣民一样，要行使自己的职责，扮演传统角色。与道家相比，儒家没有对人类社会报以绝望，认为美好的生活只能在社会中实现。每个人都应日复一日，时时刻刻准确、优雅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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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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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世时，他的弟子并不具有特别影响力。尽管如此，孔子的理想一直活在熟读五经和《论语》的人身上。官僚制政府的发展有赖于儒家弟子。国君需要有识之吏，而接受五经观念的有识之士有可能成为可靠忠诚的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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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另一重大变化更有利于让儒学变成显学，力压其他学说成为主导思想流派。在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战国时代，动乱四起，大多数旧地主权势不再。这不意味着，农家可以逃脱地主之威。相反，新地主阶层兴起。这些人不是贵族后裔，却有权从农民那里征收租税。这种“乡绅”阶层是如何兴起的，我们还不太清楚。原因可能是，一些手头富裕、行事谨慎的农民靠放贷、积聚地产提升地位，成为乡绅。也可能是，地方税吏把从农民处收到的租税扣留一部分，这一部分后来也成为租子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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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绅不能靠立军功而显贵。对他们来说，入仕为官似乎是一条自然而然的上升渠道。这种态度与儒家完全契合，或者也可以说是儒家表明了这样的态度，因为孔子和他的第一批弟子大多具备乡绅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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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儒学似乎第一次遭受重大挫折。新皇帝没有耐心听儒家谏言，认为儒学尊古的思想核心间接表达了对统治的抵抗。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令烧毁所有儒学书籍，仅在皇家档案处留下一套，只有得到授权才可翻看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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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还下令简化文字，这对延续博学旧传统更具破坏性。几乎在同一时间，人们不再使用尖笔刻刀，而改用毛笔写字。书写习惯的变化导致汉字形式迅速改变。为适应毛笔笔画，汉字必须重新造型。在很短的时间里，这种简化了的新文字流行于朝野，旧文字几不可辨。因此，即便有五经书逃过秦始皇焚书一劫，也很少有人能再读懂，只有极少数渊博的学者才明白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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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对臣服之国施行虐政。秦始皇在中国所有战略要地部署军队，残酷镇压异己。把土地划分为省区，委派官吏到每一行政单位任职。统一轴长，实现车同轨。整顿肃清不服从管制的社会上层人士，并使役百万农民铺栈道、修长城。只有俯首帖耳、不介意秦王厉行苛政的乡绅才能成为他的得力奴才。但这样的人并不多。因此，秦始皇驾崩后，怨怼变为公开反抗，新一轮战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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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者统一中国，于公元前202年建立汉朝。这位皇帝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开明用贤，谦恭待人。主动寻求乡绅支持似乎是他施政方针的组成部分。虽然秦朝的许多举措仍付诸实施，如新文字、新省份划分等，但汉朝政府允许自由传播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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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绅和汉王朝达成的默契同盟将儒学提升到官学高度。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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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那时，官方儒学已经做了广泛调整，吸收了法家最初认同的做法。动用重兵四处征伐的皇帝与儒家的仁君并不相合，将儒学定为国学的汉武帝因尚武好战才被戏称为“武术皇帝”。儒学之所以具备官方地位，就是因为适应了秦朝推行的一些重要变化，吸收了法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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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汉武帝的诏谕，道家和其他思想流派并没有消失，他们的信徒也没有受到儒家迫害。相反，道家在庙堂之外、市井百姓中蓬勃发展。而皇帝身边位高权重者必须学习五经，修身克己。因此，官方的儒学和非官方的道学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也许，正是因为儒家礼仪的正统限制无所不在，才需要道家提供另一种选择，让人们逃避严密组织的社会，与自然亲密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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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过吸收法家思想，并为道家留下发展空间，儒家最终成为帝国时期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从汉朝起一直到20世纪，儒家学者治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儒学教育培育出了看法观点和生活方式惊人一致的人，使中国实现了保守稳定，令其他任何文明无法匹敌。成千上万户乡绅遍布中华大地，从百万户农民手中收取租税，期望谋得一官半职，为皇帝效劳。这种境况成为中华文明赖以存在的人情现实。结果是，家族忠诚与帝国理想达成了强有力的和解，以至于似乎完全没有必要进一步推动基本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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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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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相对独立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东文明而产生。劳动密集型、园艺型农业为中国社会奠定了与其他文明世界不同的经济基础。更为不同的是中国家庭结构的特性。这种特性为中国历史大多数时期内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提供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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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传统纪年为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时，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文字形式在中国出现。但对中国学术传统的经典界定是在周朝（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256年）时完成的。各种思想流派竞相回答人如何行为处世这一问题。法家美化国家君主，无视个人生活和家庭纽带。道家则与之相反，强调个性自我，不言公共家庭职责。儒家处于中间立场，为公制订得体的行为准则，为私提倡悉心研读古书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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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末年，中国社会发生重要变化。公元前771年后，皇权弱化。地方诸侯争相建立官僚制政府，整编军队，互相厮杀。秦国征服诸国，使中国重回大一统局面。秦始皇依照法家思想，重新组织政府，实施多项改革。虽然叛乱又起，战争爆发，公元前202年汉朝建立，但新皇帝保留了秦始皇的多项改革举措。后来，汉朝另一位皇帝将儒学定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同时为法家和道家思想留下了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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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革的正面影响是，中国建立了保守稳定的文明形式。教育模式培养出了精攻儒学的专家，也为帝国输送了忠诚有为的官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地主和农民发现，儒家倡导的家国一体与自身利益需求高度契合。结果是，虽然中国在汉朝时既拥有辽阔疆土，又在几百年里不断开拓，但仍保持了惊人的同一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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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和稳定的秘诀似乎在于，中国家庭有能力塑造家庭成员，适应传统角色要求，不论家住何处，仍代代不休。这个“第一制度”与帝国体系紧密相连。因为在中国人眼中，理想的帝国就是一个大家庭，将所有人包纳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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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结语：世界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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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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