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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者统一中国，于公元前202年建立汉朝。这位皇帝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开明用贤，谦恭待人。主动寻求乡绅支持似乎是他施政方针的组成部分。虽然秦朝的许多举措仍付诸实施，如新文字、新省份划分等，但汉朝政府允许自由传播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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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绅和汉王朝达成的默契同盟将儒学提升到官学高度。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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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那时，官方儒学已经做了广泛调整，吸收了法家最初认同的做法。动用重兵四处征伐的皇帝与儒家的仁君并不相合，将儒学定为国学的汉武帝因尚武好战才被戏称为“武术皇帝”。儒学之所以具备官方地位，就是因为适应了秦朝推行的一些重要变化，吸收了法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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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汉武帝的诏谕，道家和其他思想流派并没有消失，他们的信徒也没有受到儒家迫害。相反，道家在庙堂之外、市井百姓中蓬勃发展。而皇帝身边位高权重者必须学习五经，修身克己。因此，官方的儒学和非官方的道学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也许，正是因为儒家礼仪的正统限制无所不在，才需要道家提供另一种选择，让人们逃避严密组织的社会，与自然亲密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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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过吸收法家思想，并为道家留下发展空间，儒家最终成为帝国时期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从汉朝起一直到20世纪，儒家学者治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儒学教育培育出了看法观点和生活方式惊人一致的人，使中国实现了保守稳定，令其他任何文明无法匹敌。成千上万户乡绅遍布中华大地，从百万户农民手中收取租税，期望谋得一官半职，为皇帝效劳。这种境况成为中华文明赖以存在的人情现实。结果是，家族忠诚与帝国理想达成了强有力的和解，以至于似乎完全没有必要进一步推动基本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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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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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相对独立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东文明而产生。劳动密集型、园艺型农业为中国社会奠定了与其他文明世界不同的经济基础。更为不同的是中国家庭结构的特性。这种特性为中国历史大多数时期内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提供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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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传统纪年为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时，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文字形式在中国出现。但对中国学术传统的经典界定是在周朝（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256年）时完成的。各种思想流派竞相回答人如何行为处世这一问题。法家美化国家君主，无视个人生活和家庭纽带。道家则与之相反，强调个性自我，不言公共家庭职责。儒家处于中间立场，为公制订得体的行为准则，为私提倡悉心研读古书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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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末年，中国社会发生重要变化。公元前771年后，皇权弱化。地方诸侯争相建立官僚制政府，整编军队，互相厮杀。秦国征服诸国，使中国重回大一统局面。秦始皇依照法家思想，重新组织政府，实施多项改革。虽然叛乱又起，战争爆发，公元前202年汉朝建立，但新皇帝保留了秦始皇的多项改革举措。后来，汉朝另一位皇帝将儒学定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同时为法家和道家思想留下了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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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革的正面影响是，中国建立了保守稳定的文明形式。教育模式培养出了精攻儒学的专家，也为帝国输送了忠诚有为的官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地主和农民发现，儒家倡导的家国一体与自身利益需求高度契合。结果是，虽然中国在汉朝时既拥有辽阔疆土，又在几百年里不断开拓，但仍保持了惊人的同一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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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和稳定的秘诀似乎在于，中国家庭有能力塑造家庭成员，适应传统角色要求，不论家住何处，仍代代不休。这个“第一制度”与帝国体系紧密相连。因为在中国人眼中，理想的帝国就是一个大家庭，将所有人包纳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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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结语：世界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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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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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00年，中东、希腊、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只占地球很小一部分区域。虽然与每一文明临近的蛮族开始察觉到文明的魅力，但世界上还有很大一部分地区没有感受到文明的影响。几千年来，狩猎者和采集者遍布澳大利亚，生活方式没有发生明显改变。居住在南非、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人仍以狩猎采集为生。北极海岸、北美和南美广大地区也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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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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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地区，虽然进入了农业和游牧社会，但是没有出现高度发展的文明。因为没有文字记录可供解读，而且对这些社会的考古研究还未深入内里，所以很难看清楚在这片曙光区域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推测，只要能找到适宜种植的新地，农业就会持续传播下去。但到公元前500年时，刀耕火种的农人很可能遇到了多种气候障碍。比如在欧洲，大西洋边缘气候潮湿。北欧平原面积广阔，但含水太多，无法种植小麦大麦。只有排水良好的坡地才适合用刀耕火种法垦殖。沼泽平原上的茂密丛林为狩猎者占据。但在波罗的海沿岸，养牛人清理了大片区域作为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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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限制了东南亚种植稻米和块根作物的农民开辟新地？我们对这方面的情况完全不了解。疾病可能是因素之一。公元前500年前，稻米种植在恒河、长江的冲积平原上广泛推广。在别的地方，我们没有看到稠密人口种植稻米的迹象。我们知道的是，公元纪年初年，印度尼西亚的块根作物到达非洲。山药、香蕉和芋头在今天的尼日利亚、加纳及附近区域生根发芽，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社会在西非草原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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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和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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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令人惊讶的植物迁移凸显了海路的重要性，虽然在那时，船还很小、很简陋。大约在公元纪年开始时，说马达加斯加语的人已经在非洲东南海岸的马达加斯加岛上生活。这种语言是印度尼西亚语的一种，与今天加里曼丹岛的语言联系紧密。语言的转移暗示着，曾有一大批人横渡印度洋来到这里。印度洋相对比较平静，因此这种航行不无可能，也不足为怪。季风每半年变换一次方向，为返航创造了便利。上岸后，只需把又小又轻的船拽到岸上，随便找一个地方做顿饭，喝上几口淡水，再美美睡一觉，就能消除旅途的困顿。因此，一旦发明出适合出海的帆船，在不遭受当地人攻击的情况下，印度洋上的长途航行就不会遇到实质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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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从遥远的古代开始，适合出海的船只就已经出现在东南亚的岸上河里了。中国人所指的“长船”是从南方而来。印度尼西亚人定居马达加斯加这一事实不容置疑。这两点构成了上述观点的主要证据。令人遗憾的是，木制小船很少留下痕迹，因此不利于考古研究。而且，在这些船只起航的村庄和河口地段，目前也没有发现特别具有考古价值的遗址。因此，在阐明东南亚航海发展史方面，考古学帮不上什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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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越南北部东山村的考古发现揭示出，从公元前750年起，当地人开始使用青铜器，驯养马匹。原产于欧亚草原的马竟然能在那种环境下生存让人吃惊不小。但更让人迷惑的是，考古学家还在东山发现了马辔头碎片和其他骑兵装备。这些物品与黑海北部斯基泰人的墓葬品很相像。为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种假说：在骑兵战术兴起之初，生活在中亚阿尔泰山和周边地区的斯基泰人突袭中国，于公元前771年推翻西周。有一队侵略者继续南下，抵达东山，称王建邦。当时的东山人经常往返于中国南海，集聚了大量财富。大约又过了一代人之后，斯基泰人主体离开阿尔泰故土，向西迁入黑海地区，与远东切断联系。在东山站稳脚跟的那一小部分斯基泰人与本族人隔绝生活。做出这种假说的根据是，斯基泰人从远北的欧亚草原迁入远东村落并不是没有可能，但已有考古发现一鳞半爪，不足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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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早期行遍亚洲的这支骑兵真相如何，有一点无可置疑，即东山人经常出海远航，从亚洲大陆据点驶往印度尼西亚诸岛。甚至还有人认为，东山人掏空大木头做成独木舟，横渡浩瀚无边的太平洋，与远在墨西哥和秘鲁的美洲印第安人建立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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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这一大胆猜测的原因是，公元前500年左右，美洲开始制作青铜器，与中国南海沿岸所制器物高度相仿。但大多数研究美洲考古学的学者都认为，美洲印第安人文化的演进独立于亚洲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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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多证据出现之前，仅靠猜测效果不大。比如，要想在太平洋上做远距离航行，关键突破似乎是舷外浮杆独木舟的发明。有了舷外浮杆，就算遭遇恶劣天气，独木舟也不太可能会倾覆。在这些工具发明以前，只有发生独木舟偏离航向等偶然情况，船员才有可能穿过辽阔海洋到达彼岸。但把舷外浮杆安装到位后，就有可能航行上千千米。后来发生在波利尼西亚人身上的事情可为此提供证明。但问题是，没有人知道舷外浮杆是在什么时候发明的。缺失了这条信息，我们就很难猜测出太平洋和印度洋早期航行范围及其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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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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