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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商品而来的是新的疾病。有一些病对稠密定居的文明社会产生了毁灭性影响。究竟是哪种病菌导致了古代瘟疫和传染病的流行，我们现在已经无从得知。相关记录并不完善，而且这些文字很少描述症状，现代医生无从判断。但我们知道的是，在现代，麻疹、腮腺炎、天花等儿童期疾病，甚至是普通感冒，都足以让没有该病史的人死亡。在历史上某一时期，文明民族肯定和现在一样对这些疾病产生了一定抵抗力。公元前100年至公元300年这四百年间，上述疾病至少有一些已经在欧亚大陆流行。而且随着欧亚和非洲频繁开展长途贸易，疾病也越传越远。我们手中有一些重症流行病资料，以罗马和中国方面的信息最为完善。许多证据表明，公元100年后不久，罗马帝国和中国汉朝都曾出现过人口大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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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疾病肆虐，情况变得岌岌可危时，一切会出现自我调整。人口稀疏，亲密接触次数变少，疾病感染力度减弱。另外，发生严重疫情后，长途贸易和旅行被迫中断。人口减少意味着财富变少，贸易利润下滑，携带新疾病的陌生人不再到来。而且，患病人口对所染疾病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生物免疫力。当特定人口中足够多的人都具有免疫力后，这种疾病就不再流行，但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变成儿童期疾病，只感染还没有免疫力的人群。虽然这种病没有绝迹，但孩子可以从父母处遗传部分免疫力，所以该病致死人数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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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型的自然循环很可能在古代世界发生过。新型疾病传播，欧洲和中国成为重灾区。最初，大量人口患病死亡。在随后的三四百年里，免疫力增加，隔离加大，致命传染得到遏制。但在此之前，罗马帝国和汉朝已双双覆灭。疾病导致的人口减少很可能是两个帝国国力削弱的原因之一。但因史料不全，这种解释只能算是猜测，不是既定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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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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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世历史来说，沿旧世界商队路线开展的思想交流远比商品交换和疾病传播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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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思想以宗教观点为重。不过，有一些宗教思想带有科学成分，曾被当成是科学学说。比如，欧洲人后来称之为“炼金术”的思想起源于中国道家。中国道士曾尝试调制神奇饮品，以达到延年益寿之效。炼金术西传后，其姐妹“科学”占星术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东传到印度和中国两地。占星术综合了希腊和巴比伦的天体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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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金术和占星术多多少少算是神秘科学，有很多魔法成分在内。与之相反，新的宗教思想面向大众，影响到每一个人。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三个世界性新宗教——大乘佛教、印度教和基督教兴起。而在波斯，摩尼教差一点成为第四种世界信仰。摩尼教于公元3世纪中叶由波斯先知摩尼创立。这几种宗教都表达了相似的思想，即每一位信徒只要和人神合一的救世主建立亲密关系，就能得到救赎。对这些宗教的信徒而言，坟墓另一边的永恒世界要比凡世重要。此外，三大宗教都认为，女性也有灵魂需要拯救，应和男性一起平等信教。虽然有以上几个重要相似点，但三大宗教也存在重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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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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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佛教将重心从早期佛教宣扬的最高宗教目标——“无我”中转移开来，认为慈悲行善者的灵魂能进入多个“天堂”中的任一个，永享极乐。最终，宇宙中的每一个灵魂都会摆脱轮回之苦。在那个遥远的时空里，所有灵魂都会一起进入涅槃，完成宇宙循环。但在那个时间点到来之前，已经得到拯救的灵魂有义务帮助他人，攀上人生阶梯，逃脱轮回，进入天堂。能够净化自身、到达天堂的灵魂被称为“菩萨”，和基督教的圣徒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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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角度来看，普通人可向菩萨祈祷，或以别的方式敬献菩萨，遇到难处时，就会得到菩萨庇佑。这样一来，佛陀不再是僧人猜测假想的历史人物。世界上有无数个佛陀化成肉身帮助需要拯救的灵魂。而且，因为有无数个世界不断寂灭重造，就有无数个佛陀让真法永存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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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和希腊思想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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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菩萨和佛陀立像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塑像本身即是行善，能帮助他人获得拯救。塑像林立的洞窟和寺庙变成了崇拜和祈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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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大乘佛教艺术与希腊和罗马艺术存在渊源。佛陀塑像的一些细节借鉴了希腊和罗马艺术风格中的阿波罗雕像。但佛教艺术很快与希腊造型分道扬镳，并在印度、中国和日本实现了独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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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和印度思想在大乘佛教艺术上的融合为二者在更广范围上的交会提供了直观可见的形式。人神一体的菩萨与亚历山大去世后几个世纪以来发展的希腊思想有相似之处。在这几个世纪里，埃及和叙利亚的君主都宣称自己神圣非凡，经常自称“救世主”。在希腊世界的宫廷和商队客栈里，印度世界的旅人来来往往，双方不愁找不到讨论宗教和现实的机会。正如佛教雕塑家可以从批量生产的希腊雕像上挖掘艺术风格学习借鉴一样，发展大乘佛教的僧侣可能也从说希腊语的商人那里吸收了一些流行于地中海东岸的思想观点。但因为没有人记录这些对话谈天的内容，我们无从知晓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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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佛教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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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0年，大乘佛教开始沿中亚商队路线传入中国。两个世纪后，中国的佛教以大乘佛教为主，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到公元600年时，中国式佛教深植朝鲜，并初步对日本产生影响。皈依佛教成为两国迈向文明的重要一步。两国宫廷和统治者对僧人持欢迎态度。因为他们不仅识文断字，还带来了中华世界的部分知识思想。即便在唐朝开始迫害佛教徒后，朝鲜人和日本人依然坚守这一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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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向喜马拉雅山以北拓展是人类历史大事件之一。中国、印度和日本人口占当时人类总人口半数以上。时至今日，三国仍有相同背景，原因就在于有信仰佛教的共同经历。当然，佛教既不是印度，也不是中国的主导信仰，但在亚洲边缘的朝鲜、日本，东南亚和锡兰影响很大。在基督时代以前，就有佛教法师渡海抵达东南亚。他们大部分人宣扬的是早期佛教形式，因此大乘佛教在锡兰、缅甸、泰国、越南等国地位一直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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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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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佛教在印度西北端最为兴盛。出该地区不远，有翻山道与丝绸之路交会。但在大乘佛教欣欣向荣的同时，另一项重要的宗教发展也在印度南部进行——婆罗门教发展为印度教。婆罗门教因规则仪式由婆罗门祭司制订而得名。教义来源于两部分：古老的吠陀和当地多种宗教习俗。演变之后的印度教仍尊奉吠陀，认同婆罗门祭司制订的所有规则仪式。但二者区别在于，印度教主要信仰毗湿奴和湿婆两位主神。普通的印度教徒只向其中一位主神献祭，相信神祇会让虔诚信徒投胎托生到高一阶的灵魂之梯。印度教认为，如果信徒至虔至诚，毗湿奴和湿婆甚至可能会与信徒灵魂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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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救世主神的思想也是印度教的核心。但在印度教神话中，毗湿奴和湿婆一次又一次投胎转世。印度教认为，两位主神可在任一时刻、任一地方转世成几乎任一种形式，可以是体型庞大的动物，也可以是天真无邪的牧童，还可以是一束耀眼夺目的光华。虔诚的信徒或许能看见他行于闹市，或在神秘恍惚中发现他的踪影，或根本看不到神祇。看见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任毗湿奴和湿婆。神和崇拜者本来就是一对爱侣，因为出生而分离。通过私人敬奉和公共仪式表达爱意，就能得到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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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和佛教平衡关系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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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一尊神像而建造的宏伟寺庙是印度教徒的崇拜中心。和大乘佛教不同，印度教艺术没有受到希腊艺术的影响。另外，关于毗湿奴和湿婆的历险故事似乎更贴近农民生活，而离商人的城市生活较远。这些商人从埃及出发经海路到达印度南部。印度教远比大乘佛教更具泥土气息。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印度教最终比佛教更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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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追根溯源，确定两种宗教在印度发生平衡关系改变的时间。公元前250年左右，阿育王统治印度几乎所有地区，佛教大有成为国教之势。阿育王虔心礼佛，试图将佛教传至印度全境，并远播他域。为此，他在帝国边远地区立柱铭刻佛经，供人观瞻记诵。一些柱子至今尚存，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关于阿育王统治的所有确切信息。但在他逝世后，信息再次湮灭。帝国瓦解，印度生活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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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不是传教型宗教。虽然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其他一些国家的君主信奉印度教，或者推崇印度教形式的印度文化，但对“印度文化圈”中信徒人数最多的印度教主神——湿婆的崇拜，很可能是建立在当地原有崇拜的基础上，在印度宫廷文明传播到爪哇、柬埔寨以及其他地区前就已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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笈多王朝的文化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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