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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波的奥古斯丁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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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西部陷落后，一些保守异教徒认为基督教是灾难元凶。为此，希波的奥古斯丁写了一本名为《上帝之城》的书予以回击。这本书用拉丁语写成，从《旧约》和《新约》出发诠释教会历史观。奥古斯丁洞察人类在俗世的生活经历，认为410年蛮族袭击罗马微不足道，与上帝拯救人类的计划无法相提并论。在亚伯拉罕和摩西时代，上帝已将该计划昭示。是基督又将这一计划大白于天下，并将于再临时完全实施。到那时，上帝将按原计划让这一大戏收场。与此同时，世界分成两部分，或者按奥古斯丁的说法，分成两个城市——上帝之城或天城，以及地上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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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连接着这两个城市。借教会之力，人们有望回避俗世之恶，进入天堂荣光。上帝正是通过教会向有罪的人类施予恩宠。奥古斯丁的这种阐释比早期基督徒更进一步，给教会赋予了更为重要的角色。早期基督徒热切期冀的世界末日和基督再临在奥古斯丁这里变成了末日时上帝的选择。但在现世，以及无限远的未来，上帝建立教会让自己挑选的灵魂得到训导，获得拯救，进入永恒家园——上帝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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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对于人类状况的预见塑造了后世拉丁基督教。他对教会的看法，对罪恶和救赎的见解，对《圣经》篇章的阐释都在后世神学讨论中处于核心地位。另外，我们对时间这一现实基本维度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奥古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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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去世后，神学热议渐渐停止。451年，希腊人举行迦克墩大公会议，永久性界定了正教教义，并接受教皇利奥一世制订的信经。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拉丁基督徒和希腊基督徒在教义上达成了一致。迦克墩大公会议后，埃及的科普特人和叙利亚基督徒各自制订信经，与希腊人形成对立意见。从此，基督教分为几大教派，各有官方信经，如发生争议，则由各教会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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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年，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基督教面临新挑战。为应对挑战，基督教做出了不少改变，与早期教义相去甚远。人们仍对基督再临抱有热望，但日常祈祷、仪式和管理常规变得愈发重要，在每日宗教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不满意这些常规活动的基督徒成立了特别的修道团体。这些团体最初由公元250年后涌入埃及和叙利亚沙漠的隐士和苦修者松散组合而成。后来，出现了更加严密的修道组织。以下两个影响最大，分别是圣巴西流（330年—379年）管理的希腊修道院，以及公元529年由努西亚的圣本笃在拉丁世界创立的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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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族入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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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佛教、印度教、基督教的兴起和传播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文明社会。人们对来世生活抱有更大期望，对现世生活兴趣减弱，这并不奇怪。当时，大多数老百姓都感觉日常生活不舒心、不舒适。原因之一是，一波又一波蛮族入侵，给文明世界造成了破坏。即便这些侵略者没能占领土地，仍将文明社会的防御力量拉到了极限。而这意味着，税赋将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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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去审视一下欧亚大陆上所有文明国家面临的军事问题，就会发现在这一片土地上，西至罗马帝国，东到中华帝国，一个共同因素立即显现。那就是，这些国家都要保护自己，不受草原劫掠队伍的侵袭。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游牧骑兵弓箭手先是自西向东占领了草原地区。对他们来说，突袭和贸易都是重要的生计来源。如果突袭文明民族得来的东西不能完全满足己方所需，他们便找到安全地点，将多余的东西换成所需物品。这种交换方式是游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元前100年后，长途商队穿梭于欧亚之间。游牧人也组成商队，从事牲畜贸易，欧亚文明自此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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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和平贸易显著增多、愈发重要，但突袭更具吸引力。因为对于蛮族来说，最快的致富途径就是抢牛抢羊，能抢到牛羊的人备受钦佩。简单来说，打仗战斗就是游牧人的生活和死亡之要。弓箭是他们的武器，天然草原上生长的骁勇战马就是他们的坐骑。相比行进缓慢的步兵来说，速度和奇袭是他们的巨大优势。但他们无法攻破设防城镇，对旷日持久的围城战更是力有不逮。原因很简单，在一地待上几周后，马匹粮草不足，只能四下寻找，好让坐骑膘肥体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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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蛮族突袭的村庄农田损失惨重。城市居民靠周边农村供给粮食，日子也好不到哪去。因此，从欧亚草原被蛮族骑兵部落占领之日起，如何避免遭受游牧人突袭就成为定居农业人口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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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了解到这种对峙在早期产生的一些影响。公元前605年，草原骑兵首次大规模突袭欧亚大陆，亚述帝国覆亡。近四百年后，即公元前221年，中国统一也是草原战争对文明社会产生影响的又一实例。秦军在长期边境冲突中借鉴了游牧人的骑兵作战方式，磨炼了作战技巧，因此统一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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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草原被游牧武士全面占据后不久，草原地区发生的大事件直接波及整个大陆。如果一群人被相邻部落赶出传统牧场，他们面前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饿死，要么效仿此道，赶走别的部落，占地为家。比如，公元前200年左右，匈奴与中国北部的游牧民族中强势结盟，把原先居住在中国边境上的其他民族赶走。战败的游牧人沿草原西逃。其中一支后来建立了贵霜帝国，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几乎在同一时间，帕提亚部落离开欧亚草原中心地带，占领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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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代人之后，萨尔马希亚人侵入俄罗斯南部、多瑙河下游，最终抵达匈牙利。公元150年后不久，他们在匈牙利与罗马军队短兵相接，所产生的多米诺效应从中国边境向西传导至中东和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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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社会的对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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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公历纪元开始前不久，文明民族改进了作战方式，能够远距离制御游牧人突袭，保证农村安全，确保农耕不受侵扰。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于公元前247年至公元224年间控制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帕提亚人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发现，冬季天然草料稀缺时，可用苜蓿和干草喂马。这样饲养出来的马匹体型更大，体格更健壮，不仅能驮动沉重的铠甲，还能另外承受住穿铠甲的骑手的体重。有马充当坐骑，又有坚实铠甲相护，就能轻松挡住突袭者射来的箭镞，击溃游牧人进攻。与此同时，技艺娴熟的弓箭手骑在膘肥体壮的战马上可以截住一大部分没有铠甲防护的草原骑兵。这意味着，一群装备齐全、训练有素的骑兵能守住任一地点，抵挡采用击跑配合战术的草原兵。但这种武装不能对游牧敌军采用战略攻势，原因是，一年大部分时间里，体型大的马匹在开阔草原上找不到足够吃的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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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重装骑兵的一大问题是军费从何而来。培养一名箭法准、御马自如的骑兵需要数年时间。骑手必须在脱缰控制马匹的同时，向目标射箭。此外，饲料和战马护具也耗资不少。帕提亚人的解决方法是，让骑兵分散至各村庄，自主向当地农民收租。这种办法的优势在于，能把精兵锐卒留在身边，方便随时调遣。劣势在于，不利于中央政府统一控制。国王要用兵时，永远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服从调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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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王朝永远不愿采用帕提亚式的地方防卫办法。因饲养战马代价不菲，中国人转而雇佣能像匈奴那样骑战的轻装骑兵对抗匈奴。或者，给匈奴送礼纳贡，保证他们秋毫无犯。罗马人也拒绝采用帕提亚方法，所以在面对下一波蛮族突袭时战备严重不足。374年，匈人从东而来，攻取俄罗斯南部，征服了刚立住脚跟的东哥特人，欧亚大陆大为惊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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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西哥特人先于匈人逃入罗马，并和罗马官吏发生争执。罗马帝国派军镇压，被西哥特人击败。378年，在阿德里安堡战役中，罗马皇帝瓦伦斯战死。自此，西哥特人再未被逐出罗马土地。他们在洗劫巴尔干半岛后，进军意大利，于410年攻陷罗马，随后侵入西班牙。其他日耳曼部落从匈人强攻下逃脱后，紧随西哥特人脚步进入罗马。与此同时，匈人在匈牙利建立根据地，年复一年掳掠罗马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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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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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因萨珊王朝将前哨设在草原边境线中间，游牧人对文明民族的骚扰在东西两向上走入两个极端。比如，东向的中国长期遭受蛮族突袭，汉朝风雨飘摇，最终于220年覆亡。在接下来的三个半世纪里，中国四分五裂，小国林立，多数受蛮族侵略者统治。也正是在此时，佛教在中国深入传播。589年，隋朝再次统一中国，大行军事扩展，北取朝鲜，南入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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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开辟贯通长江和黄河的大运河，第一次实现了中国两大河流域之间的廉价便利运输。长江流域的大米和其他商品可由任何通航地段运入远在北方的都城洛阳。皇家可支配收入翻了一番。大运河开通前，中国皇帝只能在黄河流域收取赋税，养兵卫都，防御北方游牧人。运河投入使用后，广阔的长江流域产出的剩余产品能够运到北方，用作同一目的，皇权因此大为巩固，长江地区快速发展，中国财富和人口中心南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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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再次统一持续的时间很长，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篇章。只要中国庞大的资源为一人所调遣，就不难把游牧人控制在安全距离。这期间，另一个草原同盟柔然族强势崛起，中国仍安然无患。被柔然族挫败的游牧人向西迁入欧洲草原。我们将要看到的是，这一新迁徙突破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边境，改变了欧洲的语言地图，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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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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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发生这些大侵略事件时，欧洲也经历了蛮族入侵、国力复苏的相似循环。375年匈人和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帝国西部沦陷。但453年，匈人的伟大领袖阿提拉去世，匈人联盟瓦解。此后，逃亡迁徙步伐减慢。日耳曼部落首领，或称日耳曼王在原来的罗马大地上建立起了相对稳定的政权。这些国家中，以北非的汪达尔-阿兰王国、西班牙和南高卢的西哥特王国，以及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国力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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