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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来自草原边境压力的减弱，罗马帝国东部政权复苏。在查士丁尼大帝的统治下，罗马帝国采取系统性举措，收复西部行省。查士丁尼击败汪达尔-阿兰王国，收复北非；赶走东哥特人，收复意大利；又从西哥特人手中赢得西班牙部分控制权。东罗马帝国或称拜占庭帝国取胜的原因是，综合运用海上力量和重装骑兵，按萨珊模式装备军队，训练士兵，但此项经费从帝国财政支出，不采纳波斯土地养兵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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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偏远的大不列颠岛，以及罗马帝国莱茵河和多瑙河边境地区，日耳曼军队才所向无敌。从420年起，北海海岸的撒克逊人和盎格鲁人入侵大不列颠岛，逐渐将凯尔特人和拉丁语原住民赶出去。与之类似，在莱茵河和多瑙河边境沿线，西部的法兰克人、巴伐利亚人、勃艮第人，以及多瑙河上游的日耳曼其他农民部落将覆盖在这一地区的广阔森林稳步拓展成定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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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士丁尼统治末年，罗马帝国似乎在地中海地区再次实现统一。从表面上看来，这次复苏与随后的隋朝统一中国情况相似，但实际上有重大不同。大运河开通后，隋朝收入增加，政权稳固。而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则无法做到这一点。相反，北方边境草原蛮族再次来犯，拜占庭政权军力物力不足，无法御敌。因此，在查士丁尼统治末年，以及其死后半个世纪里，蛮族再次迁入，如滚滚雪崩，势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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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运动背后的推力是草原新民族阿瓦尔人。跟此前匈人一样，他们也把根据地设在匈牙利草原上，以此为基四处劫掠。日耳曼部落伦巴第人（意为“长胡子”）被阿瓦尔人击败后侵入意大利。拜占庭军队虽能攻克东哥特人，但与伦巴第人相比人数太少，无力还击。在巴尔干半岛，斯拉夫部落依仗众多人口向南渗入。再向西去，法兰克人和邻近日耳曼人继续侵入拉丁语原住民定居区。而在英吉利海峡另一面，盎格鲁-撒克逊人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这些迁徙运动永久改变了欧洲的语言地图。西面的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东面的斯拉夫人占有土地，务农为生。在这些迁居中产生的语言边界一直沿用至今，几乎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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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帝国无力还击北方蛮族的原因之一是，其东部边境也有敌患。萨珊王朝的重装骑兵既能有效防御游牧人侵袭，也能攻取拜占庭。总体来说，拜占庭步兵人数太少，无力迎敌。另外，拜占庭一直把持海上控制权，为的是让皇帝调船从侧翼包抄小亚细亚方面力量，保证都城君士坦丁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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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年，就在萨珊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结束旷日持久、耗资巨大的战争之际，一支新革命力量在中东兴起。同年，南部沙漠的阿拉伯人团结在新宗教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向国力疲弱的拜占庭和萨珊两帝国发起进攻。他们在极短的时间里，将拜占庭最富庶的行省纳入囊中，并彻底摧毁了萨珊王朝。自此，阿拉伯人开启了世界历史新时期，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进行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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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世界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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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新世界宗教的兴起，以及上述所有的突袭、侵略和迁徙所产生的总体效应是，文明疆域和蛮族疆土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匈奴和柔然在强盛时期曾享受中国进贡的丰厚物品。显然，他们中至少有上层人士已经深谙中国品味和生活方式。对于侵入罗马的日耳曼人也是如此。提倡古典异教文化的地主阶层遭到破坏，罗马文明变得粗俗，更有利于蛮族进行改造。意大利的东哥特人和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很快对流行在罗马臣民之间的文化了如指掌。但事实是，这些日耳曼部落所接受的基督教形式被拉丁基督徒视为异端，统治者和臣民由此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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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罗马旧边境以外的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生活在农村，举止粗暴，尚武好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对希腊和罗马的基督教文明了无兴趣。但在遥远的爱尔兰，威尔士人圣帕特里克于430年（一说432年）将基督教传到这里。爱尔兰人很快认同了基督教，觉得这一宗教比当地原有的德鲁伊特教要好。该教教义部分源自古老的巨石宗教。爱尔兰的基督修道院很可能受到了德鲁伊特教的影响。根据传统，每一代德鲁伊特都要背诵长篇经文，以便胜任神圣仪式。因此，爱尔兰修道士特别热衷学习的习惯可能就是异教习俗的一种体现。在原有良好习惯的熏陶下，到公元600年，爱尔兰修道士在基督教义学习方面远超英格兰和西欧各地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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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罗马帝国南部出现了新文明，或者说新文明的雏形已经形成。比如，在西非，第一个有组织的政权加纳王国成立，时间可追溯到公元300年。在那里，从遥远的印度尼西亚引进作物种植的农民已经能够生产余粮，为统治者提供税收。另外，他们也从横跨撒哈拉沙漠、连接加纳和罗马北非属地的商队贸易中获取利润。因为古非洲帝国没有文字传世，我们对加纳的宫廷生活和高雅文化了解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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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东部，阿比西尼亚王国声名显著，并曾在短时间里，越过亚丁湾，将势力拓展到阿拉伯半岛。阿比西尼亚的财富大部分源于红海贸易征税。因税费太高，往来阿拉伯半岛的商队转而开展陆上贸易。埃及和印度之间的海上贸易由此衰落。但自此之后，阿拉伯商队贸易从穆罕默德的诞生地——麦加城兴盛发展，部分抵消了海上贸易不振带来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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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新的边境政权和地区达到了一定的组织水平，可被称为文明。从公历纪元开始，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诸王国借鉴了印度的宫廷文化，呈现出佛教和印度教两种形式。商业贸易、弘法讲经、和平渗入成就了印度扩张。战争暴力作用甚微。公元200年至600年间，克什米尔等山区也被纳入印度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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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几个世纪里，中国将朝鲜和日本纳入自己的影响范围。公元600年左右，中国向已经接触过印度文化的地区渗透。这一区域面积广阔，南到越南，北至中亚。两大亚洲文明影响地区的扩张，填补了原来横亘在该地区之间的地理空隙。在东南亚，还有一些荒野地区未被纳入。在这些地方，人们依然和祖辈一样，世世代代过着捕猎和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但在沿河交通便利地带，更高级文明的影响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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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南去，还没有迹象显示澳大利亚和非洲南部对文明世界的变化有何反应。但在刚果雨林，人们发现从印度尼西亚引入的作物适应了当地环境，整个中非的农业社会由此发展。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该种植类型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非洲传播的，但在非洲大陆确立下来的时间很可能是在公元3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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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越过大洋看看美洲的情况。公元200年至600年间，那里已有文明蓬勃发展。主要中心之一是危地马拉和墨西哥附近地区。玛雅人在这里精工建造了一系列崇拜中心，并创造了一种文字。对这种文字的研究刚开始不久，现代学者从中了解到，玛雅人为保证玉米和其他作物高产，在沼泽地上垒土筑田。每一个玛雅中心都由当地身兼祭司和武士之职的统治者管理。他们彰显权力的办法是，举办公共仪式，屠杀败敌，同时弄伤自己，大量放血。玛雅人还制作了精巧详尽的历法，并在石头纪念碑上刻上日期。所以，相关专家能精确说出最早的玛雅纪念碑的制作时间是在公元328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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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年后，玛雅文明达到最高发展水平，从其雕工的精致典雅、金字塔形庙宇和纪念建筑的规模上可见一斑。那时，相似的崇拜中心也在墨西哥中央谷北部出现。后来，阿兹特克人在该区域建立政权。二者艺术上的相似性表明，位于中央谷的早期文明中心与玛雅人宗教思想一致。但因为美洲印第安人流传下来的可读文字不多，确切信息目前尚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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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秘鲁。公元600年前后，独立的文明风格在这里形成。秘鲁的纪念性建筑物和复杂社会的其他痕迹是在两种迥然相异的环境下发现的。一方面，安第斯山上雨水灌溉的土地出产本地特有的土豆和其他作物，养活了大量人口。这片土地上的统治者和古埃及人一样，最终学会了动员大部分劳动力把粮食堆到仓库，再奖励给农闲时听从调遣、在各种公共工程上出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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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在秘鲁近海地区，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成型。安第斯山上的溪流一泻而下，流过滴雨不降的沙漠，汇入太平洋。跟古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一样，秘鲁低地农业也靠灌溉维持，需要建立像旧世界大河流域文明一样的政治组织，以便协调人力，兴建维护堤坝沟渠。但因为秘鲁没有文字流传后世，现代学者就无法弄清这样一个有纪念建筑留存的复杂社会有着什么样的思想观念，也无法确切知道有几种不同的社会组织既相互斗争，又协作配合，最终创造了这些建筑。另外，考古学家对建造时间以及秘鲁与墨西哥能工巧匠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都还有争议。玉米在秘鲁和墨西哥都是重要的粮食作物，但首先在墨西哥栽培繁育。这一事实表明，北美和南美肯定存在某种联系。但是否是这种联系激发了秘鲁人向文明进军，我们还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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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美洲发展出具备文明技艺和复杂性的社会比中东晚了3000多年，且从未赶上中东水平。因此，1492年大洋两岸开展经常性交流往来之后，美洲印第安人处于绝对劣势。尽管如此，美洲出现的几种截然不同的文明风格，以及文明社会沿欧亚四大文明边缘拓展的过程表明，在地球上大部分区域，狩猎采集的简单社会和勉强糊口的农人数量越来越少，而形态更复杂、技艺更精湛的社会不断开拓疆域，至少在旧世界是这种情况。这些社会相互借鉴学习，使得文明区域越来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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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00年后的几百年里，蛮族入侵加剧，地中海世界和中国、印度连接起来的商业纽带趋于断裂。每一种文明更倾向于自谋出路。我们已经了解到，公元前200年至公元600年间，各大文明交流广泛，迁居频繁，思想激荡。但在此之后的一段时期里，退缩自守和相对隔离成为主流趋势。632年后，对立宗教之间互不相容，冲突不断，再次加深了这一趋势，欧亚历史下一篇章呈现出新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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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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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主题是，在所有令人迷惑的事件细节背后，隐藏着进步、倒退和部分复苏的循环。首先，有了经常性贸易联系，欧亚不同文明区域之间比以前更为紧密。商队把中国和地中海连成一体，并南行进入印度。与陆路相比，地中海和印度之间的海上贸易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甚至是更加重要。一小部分罗马商人远赴中国南方开展贸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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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扩大后，新宗教思想在文明人口中广泛传播。大乘佛教和基督教信徒甚众，印度教也不甘示弱。这三种宗教都让信徒充满希望，坚信自己可得救赎，未来升入天堂。救赎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信徒和救世主之间存在特殊联系。每一位信徒不论出身如何寒微卑贱，都可得到神圣但又以人的面目出现的救世主的眷顾。当然，各个宗教在教义细节上相互有别。每个信仰都有自己的宗教组织，以教堂、修道院或寺庙形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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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新宗教不断发展传播。但在公元200年后，维持商队和海上贸易运转的复杂协约趋于瓦解。在文明世界的两端——欧洲和中国，自给自足愈发成为常态。虽然贸易活动仍在开展，但长途货物流动的规模和频率急剧下降。与此同时，罗马和中国财富衰减，政局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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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落？又是什么让中国汉朝遭受了同等程度的灾难？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可能是，欧亚大陆和非洲部分地区有商贸往来，新疾病传播，人口减少，政府财政匮乏，执政能力弱化，无法抵御蛮族侵入欧洲和中国的广大疆域。589年后，隋朝统一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修建大运河，把中国两大区域紧紧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国力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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