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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种植 如图所示，投入足够人力后，水稻种植能够改变自然地貌。但像图中这样的稻田也改变了中国中南部的人类社会，创造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养活了众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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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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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华文明的兴盛发达靠的不是农村人口的无限增加。村庄的剩余产品必须聚在一处，才能养活手工艺人、学者、士兵，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在这方面，重要进展也在隋唐时期出现。大运河通航后，大宗廉价商品在长江黄河流域往来穿梭。一只人力或畜力拉动的驳船能够运载几吨重的货物，大大降低了长途内陆交通成本，将最丰饶富庶的中国中部和北部连接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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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年左右，引水渠和相连水道四通八达，朝廷对经由大运河运输的农产品需求减弱，命令地方税吏卖掉官仓中部分粮食和其他粗加工产品，换回精工细制的手工艺品。这些产品价值更高。宫廷对精美漆器、瓷器、刺绣等一切地方特色商品有不竭需求。这种政策刺激了地方手工贸易的发展。而地区专业化让规模发展成为可能。财富增加，人口增长，中国技艺开始超越世界其他地区，水平无与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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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财富积聚于朝廷和国都，但也惠及他方。私人贸易与官方交易同步增长。私人贸易的发展意味着，货币使用更广泛，官府获得更多现金收入，并向私人供应商采购，以满足政府需求。零散数据显示，749年，朝廷税收中仅有3.9%以铸币形式存在。到106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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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中国享受到了市场经济带来的灵活便利。货币得到更广泛使用，交通条件改善，运输成本降低，私人贸易范围扩大。由此，资源得到更高效的分配和开发。而在此之前，政府征收实物税，导致商品生产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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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末年，地方军阀蜂起。但这并没有严重制约税收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刺激了发展。原因是，军阀所在省份实施自治，不向远在北方的国都上缴货币税，而是自征自用，省会城市由此得到发展，南方省城尤为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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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时，中国社会进入商业化高速挡。就连贫苦小农也开始进入市场，买卖粮食和其他商品。在农民眼中，哪些东西卖得好，就应该专门生产这些东西。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农民也可以像几百年前的城里人那样提高生产效率。而当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开始在不同地区提高生产率、增加产量、应对市场价格后，整个国家的财富就会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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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都有赖于运河商船创造的廉价可靠交通。而这些商船往来的运河网络最初是为了保障水稻灌溉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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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贸易的增加和生产率的提高很快超出了运河系统所在的两大河流域界限。海运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南方沿海城市与东南亚各个港口开展海上贸易，挖开了另一眼财富源泉。船舶设计上的改进让这种发展成为可能。关键发明包括：加固船体；风帆改用棉布，不再使用竹子篾片编织；安装活动龙骨，一入浅水区即可提起。此外，到1100年时，中国水手开始使用磁性指南针，用于海上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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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针的作用另加解释如下。有了指南针后，人们就能驾船出海远航，遇有多云天气看不到星星时，也不会迷失方向。如果船长沿指南针航线行驶，知道离预计登陆点还有多远，就可以轻松找到遥远的港口。中国南海海域属于季风气候区，一年大部分时间天气晴朗，有经验的水手看着星星航行就不会迷失方向，一般用不上指南针。但在北方海域，多云天气可能持续几周，磁性指南针的重要性凸显。在中国水手使用指南针导航三个多世纪后，欧洲航海者才发现了指南针的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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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商业化意味着繁华大都市的兴起。当时中国最大城市的发展水平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威尼斯商人、旅行家马可·波罗记录下了1275年至1292年间旅居中国的亲身经历。他以世界其他地方作比，详尽描绘了中国都城之宏伟，中国其他城市规模之大、生活之富庶，字里行间，难抑惊叹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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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可·波罗时代，中国领先世界，这一点无可置疑。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囿于重重局限，使西欧赶上并最终超越了中国成就。首先，地主乡绅阶层的社会领导地位从未真正遭遇商业变革中出现的任一新群体的挑战。儒家认为，商贾是社会寄生虫，只会抬高市价，从未增加商品价值，将商贾和兵卒两类人划为必要之恶。因此，靠贸易发家的人为了得到社会尊重，常买地置产，送子入学，使之做乡绅、走仕途。换言之，中国商人缺乏独立自主精神。如果他们的志向是成为有地产、有闲情、有学识的人，又怎么可能去挑战乡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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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地主在中国社会的主导地位靠前文所述的农业生产的发展实现。而手工贸易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满足乡绅阶层的需求，迎合他们的品味，因为只有这些人才有钱赏玩得起工艺品。手工艺人自然要竭力取悦最佳主顾，因此也不可能找到有效方式挑战乡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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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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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贵胄喜欢奢华工艺品。这种品味成就了中国手工艺人无与伦比的技艺。唐宋两朝留存下来的工艺品以瓷器和陶器为主，数量不多。但从文字记录中我们了解到，丝绸、木头、金属等容易腐坏的物品曾被加工成精美的艺术品。宋朝时，中国北方以焦炭为燃料，大规模发展冶铁业。而欧洲直到18世纪才发展类似产业。但奇怪的是，蛮族侵略者洗劫宋朝都城，占领铁炉所在地区后，炼铁业未能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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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火药的发展历史最能说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如何促进某些领域的技术发展，却又阻碍该技术在其他方向取得进步。从公元1000年起，中国军队试验了“火箭”和“火矛”。这两种兵器上的易燃物质就是火药。此后不久，他们将火药放进花瓶形状的火炮中，射出重箭。但中国人对原始火炮发展为能毁墙破壁的加农炮不感兴趣。而欧洲人从中国人那里学会制作火药后，立即着手研造加农炮。在中国人眼中，发展能摧毁防御工事的武器是愚蠢之举。他们的敌人是生活在开阔草原上的骑兵，而需要建造坚固城池避难的是中国人自己。所有弱化戍城要塞功能的东西都是中国人不想要的。因此，对中国人来说，不造加农炮是相当理性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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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百多年里，该政策成效显著。1550年后，装有多门大炮的欧洲战船出现在中国海岸，中国人这才开始意识到没有发展摧毁防御工事的远程武器的代价。在此之前，宋朝统治者及后续朝代仅以火药为辅，以传统办法应对西北边境游牧人侵袭。方法不外乎进贡与结盟两种，如不奏效，则守城护村，能用弓弩则不用枪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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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生活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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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宋两朝，中国思想、艺术和文学最为兴盛。后世中国人将这一时期创作的书画作品奉为典范，对两朝前人大师推崇备至，自愧不如。现代学者也认可这种判断。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宋朝名画都是后人临摹作品，并非真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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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艺术文学之所以达到如此高度，原因可能是，汉朝覆灭后，蛮族入侵不断，中国四分五裂，外国思想大量涌入。唐宋两朝时，这些思想得以吸收借鉴。这首先意味着，中国思想艺术在与佛教达成和解的同时，又吸收了印度、希腊和中亚的文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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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唐宋两朝与印度笈多王朝在各自文明史里所处位置相似。两者都处于兼容并蓄的时代，都比以前更丰盛复杂；两者都奢华高贵、精致不俗；两者都发展了一种诗歌流派，关注个人内在意识的构成要素——爱情的复杂和情绪的起伏；两者都备受后世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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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只有这些相似点。在印度和中国，抽象思维是在艺术表达臻至完美、令人赞叹的几个世纪以后才得到高度发展的。因此，新儒学在宋朝末年兴盛繁荣。而在印度，印度教哲学是在公元5世纪笈多宫廷诗人迦梨陀娑登上印度教想象文学顶峰的三四个世纪后，才得到充分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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