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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印度、旧世界早期大河流域文明和美洲文明之间的相似点可为以下事实提供佐证，即如果人类能在足够长的时间里不受干扰，则其所处的某种模式会得到自然发展，从而形成人类历史规则。不过，之所以会出现这些相似点，可能仅仅是因为我们在研究人类过去时眼光偏颇、顾此失彼，才做出了这一推断。社会研究非常不精确，而历史记录又支离破碎，无法得出确凿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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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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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不同文明历史之间是否真的存在相似点，我们大体能从扑朔迷离的细节中了解到中国对佛教刺激的反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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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即便在佛教最受朝廷欢迎之际，佛教徒也从来没有迫害过儒家学者或其他持有不同见解的人。这种态度与思想保守的儒家不同。儒家极其不信任佛教徒。一方面，因为佛教提倡出世，不强调个人对家庭和统治者尽责。一个深受儒学熏陶的知识分子绝不会认同这一点。而另一方面，佛经中提到的许多问题为儒学经典所不及。如果要对佛教徒从印度引入的详尽教义逐条批驳，儒家学者必须在这些问题上形成自己的观点，像孔子那样对鬼神世界闭口不谈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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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个饱读儒学经典的人不愿清谈务虚。这是希腊人的方式，是哲学的方式。孔子曾称自己并未创新，仅仅是承袭古人。儒生也必须如此而为。为应对上述困境，儒家学者学习佛教思想家，阅读古书经典，阐发新理。佛教徒惯于从故事旧经中找出隐藏的事实，并加以象征性阐释。在佛教徒眼中，一人一事代表一种抽象的思想。比如，释迦牟尼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但他也代表成佛之人的所有特质。释迦牟尼是宇宙原则的象征，而这种象征明显比真实存在的人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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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阅读、阐发文字的办法让儒家学者从古文经典中发现了新含义。通过这种方式发展儒家思想的人被称为“新儒家”，以朱熹（1130年—1200年）为集大成者。朱熹为三四百年前佛教徒和儒家之间的所有争论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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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从佛家中也有所学。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道家从佛教中借鉴得不多。但佛教徒以寺庙为组织的修行模式向道家展现了如何以一种更为紧凑的形式向更多人传播道家思想。认识到这一点后，道家开始在道观修真，与佛家弟子的寺庙修行相似。自此之后，道士以善理鬼神世界为务，帮助中国普通农民和市井百姓卜占吉地建宅，解幼子病因，开卦测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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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年后，佛教寺庙被毁。佛教徒与道士在上述服务中形成了竞争关系。不见容于官方让佛教既受损又得益。穷苦农民和未考入功名的儒生在对社会心生不满时，会觉得佛教特别有吸引力，原因就在于佛教的非法地位。佛教因此在中国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对抗儒学和新儒学思想的非官方学说。比如，强调读书致学无用、倚重顿悟的禅宗成为中国主要佛教流派。这种挑战对强调读书致学、克己自制的儒家来说是最直接不过了。禅宗与印度佛学思想的相似点很少。换言之，在中国环境中，佛教这种外来信仰和生活方式通过实现本土化而得以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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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字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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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200年时，官学儒家、私学道家和疑学佛家达成了平衡。自此之后，虽然三家学说不断变动细节，但一直保持稳定状态。造纸术和印刷术（756年首次有文字记录）确定和强化了这一平衡关系。书本走入寻常百姓家，城市居民能够充分传承文学传统，乡绅出身的学者不再是书本学习的唯一守护者。而在汉朝时，书本依靠手抄制作，售价昂贵，一般人读不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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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可能也因佛教而得到发展。佛教徒要给数不清的圣人——菩萨传达祈祷书。在这方面，中国有一个非常古老的风俗。中国人认为，在易腐坏材料上写上问题，再烧掉，就能与鬼神世界沟通。中国佛教徒也采用了这一方法，向菩萨传达祈祷书。快到756年时，有人突发奇想，把要祷告的文字写在一块平整的木头上，把字与字之间的空隙凿空，在木头表面涂上墨水，再把丝绸或纸张（汉朝发明）压在木板上，从而重复印制祈祷文。这似乎就是中国印刷术的首次应用。后来，中国人又把字刻在石板或木板上，印刷成文，供日常生活使用。这些文字中以佛经和儒家经典居多。首批官方版儒家典籍是于932年至953年间在原唐朝都城长安印制的。纸币也进入商品流通中，让马可·波罗这样的外国旅行者大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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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已精通活字印刷术，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仍然使用刻版印刷法。这并不是思想保守，而是因为汉字字量庞大，一次雕刻一整页要比把成千上万片的预刻汉字组装成一页更简单方便。后来，印刷术传到使用字母文字的朝鲜，活字印刷才自成体系。朝鲜使用活字印刷术的时间大约是在1400年。欧洲采用活字印刷术的时间是14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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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印刷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接触到了多种文学类型。史书、百科全书、散文和诗歌广泛流传。在唐宋两朝，这些文学形式中的每一种都蓬勃发展。中国文学输出总量远远超过世界其他文明。虽然自印刷术发明后，有很多文字佚亡泯迹，但唐宋两朝仍有大量著作传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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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和艺术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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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诗画不分家。两种艺术都用毛笔创作，都体现了上流社会的成就造诣。一幅画加上几个字后，可以营造画面效果。同样，遒劲秀丽的毛笔字写成的诗能让纸面生色、诗情洋溢。李白（701年—762年）和杜甫（712年—770年）的诗成为后世诗人效仿的典范。李白取材街头巷尾的流行歌谣创作诗歌。如果关于他的传记文字确凿可信的话，李白品行不佳，不具备士人君子之德。但他表达了新的思想感情：爱情、向往、绝望和自我厌恶。他所表达的鲜明的自我意识似乎是早期中国作家所不具备的。李白诗歌影响深远，其风格和韵律变成了后来科举考试的考查内容。每一位想要以科举致仕的学者都要学习以李白体写诗赋文。一大批刻意雕琢但毫无新意的诗句由此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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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绘画于宋朝时达到巅峰。几位绘画大师发展了我们今天认为的典型的中国风格。这种风格是在水墨画上稍微着色，并借鉴佛教手法，用人物和风景讲述故事。另外，宋朝绘画大师学会了在山水中描绘三维空间。寥寥数笔，渺远景致和雄伟山峦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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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水墨有内在局限，但中国画家可变换多种技法，创造迥异效果。他们不仅擅于展现迷蒙薄雾，也对勾勒清晰线条熟稔于心。一些画家以刻画细节见长，工于画竹；一些画家在方寸画卷之上描绘全景，舒展无穷。画材简单，变幻无尽。因绘画用具不多，画家便可集中全部精力和技巧，实现以少致多。宋朝画家艺术水准之高，至今仍鲜有艺术家能够企及。他们创造的中国绘画风格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期间几乎未见任何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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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亚洲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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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时，中国疆域南移。因此，中国绘画描摹的更多是长江云天，而非黄河景致。汉朝和唐朝皇帝统治的北方部分省份再未进入宋朝的行政管理视野。不过，控制这些地区的蛮族统治者和部落首领为了换回礼品贡款，有时也会承认宋朝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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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料掩藏了北方政权中的蛮族元素。作家以中文名字称呼蛮族统治者及所属民族，并以儒家思想为标准描写史实。所有商人和使节都被描绘成携贡品而来、急于尊奉天子的人。殚精竭虑买通蛮族、化解侵略危机的行为被描写成蛮族顺服天子，获朝廷恩准，以礼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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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中国东面的邻居不太容易吸收借鉴别国文明传统，来增强自己的文化独立性。满洲及周边地区和中亚商队路线相距甚远，不能引入任何异族文明宗教风格，与中华思想抗衡。但他们中有一些民族在征服中国北疆后，拒绝吸附于中国政体，而是设置特殊的政治安排，让中国人从事吏政，自己执掌军务大权。这种体制持续了几代人之久。但时间一长，即便是最骄傲的蛮族也发现中华文明深具魅力，无从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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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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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也面临类似问题。公元前300年左右，独立王国在朝鲜建立。但在二百多年后，汉武帝征服了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此后，类似的拓边活动使得一个又一个朝鲜地区变成中国省区。但朝鲜最终以独立姿态屹立于中国东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很难说清楚。汉朝末年，蛮族再次入侵中国和朝鲜。唐朝时，朝鲜新政权成立，军事化程度远超以往。隋朝皇帝意欲复制汉武帝成就征服朝鲜，但以失败告终。唐朝也数度苦战，希望吞并朝鲜半岛。668年，朝鲜最终向中国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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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朝鲜具备两个特点，与中国区别开来。其一是与中文完全不同的朝鲜语。600年初，朝鲜人开始在汉字旁边标注小符号，用于表示语法结尾以及其他需要阐明含义的话语。这种系统逐渐演变成与汉字不同的朝鲜文字。朝鲜因此发展了自己的文学传统，保留了自己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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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中华文明和朝鲜文明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佛教。在中国反佛之时，朝鲜却更加坚定地捍卫佛教，变成了佛教之国。这意味着，朝鲜人虽然学习儒家经典，热衷模仿中国流行服饰风格和行为方式，却不会变成中国行省。当然，中国人将贸易往来视为纳贡臣服。但实际上，朝鲜半岛内部虽然经常陷于诸侯割据，对外却一直保持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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