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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西去，阿瓦尔人将伦巴第人赶到意大利。在那里，这些强悍的日耳曼蛮族与拜占庭戍军割据占领意大利农村。日耳曼人又再次侵入法兰克王国。克洛维后裔——墨洛温家族将原有的法兰克王国一分为二：东部日耳曼语族居住的奥斯特拉西亚；西部和南部原受罗马帝国统治、居民仍说拉丁语的纽斯特利亚。但实际权力由墨洛温国王转移到承担行政管理之职的“宫相”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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丕平二世从父亲手中继承了奥斯特拉西亚宫相一职。687年，他带着亲信来到纽斯特利亚王国，自立为宫相，实际上再次统一了法兰克政权的两部分。为巩固纽斯特利亚权势，丕平二世将土地分给奥斯特拉西亚亲信，导致新一轮日耳曼入侵。原因是，奥斯特拉西亚人粗暴无礼，不能让说拉丁语、文明程度较高的纽斯特利亚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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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另一支侵略军从南面而来，侵犯法兰克政权。711年，穆斯林从北非经直布罗陀海峡涌入西班牙，西哥特王国于714年覆灭。穆斯林北越比利牛斯山，沿现属法国的地中海海岸行军，直入法兰克王国。起初，穆斯林占优势。但到了732年，丕平二世之子、法兰克宫相继任者查理·马特在图尔附近击败一支穆斯林突袭分队。自此之后，边境战争连绵不断，法兰克人常常得胜。穆斯林边境向南收缩至比利牛斯山南的埃布罗河。到800年左右，该边境线几乎稳定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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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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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了解到，拜占庭都城在717年至718年间阿拉伯围城时幸免于难。利奥三世（在位时间717年—741年）临危登上皇位，将穆斯林赶到小亚细亚以东的托鲁斯山脉，收复了帝国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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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得胜后，利奥三世着手改变臣民的宗教习惯，禁止教堂使用圣像。也许在他看来，只有愚昧无知的人才会不拜上帝，转而崇拜塑像和圣徒画像。但很多修道士拒绝改变基督教习俗，普通老百姓也反对损毁圣像。究竟是谁站在皇帝一边要求损坏圣像，我们还不得而知。支持这项改革的可能会有士兵。在他们眼中，穆斯林之所以建下战功，就是因为穆罕默德严禁伊斯兰教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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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反对崇拜圣像者失势。用圣像装点基督教堂再次成为希腊正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基督教塑像因与异教神祇塑像太相像，再未受到基督徒青睐。关于圣像的争吵使基督教习俗几乎重新回到原样。在与皇帝和军队的较量中，修道士和基督徒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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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中世纪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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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人间的统治者 中世纪基督徒认为，谁应统治、谁应服从该由上帝裁决。当时，关于罗马帝国的记忆仍鲜活如初。而且，多数理论认为，既然天堂只受一位上帝统治，那么人间也应只受一位人君统治，至少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应该如此。但从4世纪开始，罗马帝国分裂成拉丁语西部和希腊语东部。公元800年圣诞节，查理大帝被加冕为罗马皇帝。随后，东部的罗马皇帝承认了查理大帝的皇帝头衔。自此之后，罗马又有了两位皇帝，一个在君士坦丁堡，一个在拉丁语日耳曼西部。上图是希腊达夫尼修道院穹顶镶嵌画，成于1100年左右，刻画了基督这一普世统治者形象。下图是在基督教拉丁语区发现的查理大帝塑像。雕像中的查理大帝头戴皇冠，上顶十字架，表明皇帝顺服于天堂统治者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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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洛林时代还出现了两个变化，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欧洲历史。第一个变化是新型骑兵武士——欧洲骑士的出现。最初，骑士以盔甲、盾牌和锁子甲为防护。后来，贴合身体轮廓的板甲取代覆盖重叠铁环的无袖紧身皮衣成为骑士护身装备。重装骑士并不是新生事物。早在几个世纪以前，拜占庭和波斯军队就曾装备战马，驮负甲兵驰骋沙场。但732年后西欧出现的新变化在于重装骑兵的作战方式。早先的骑士以弓箭为主要武器，站在远处射箭攻击敌人。欧洲骑士以长矛为作战武器。他们把沉重的长矛固定在胳膊下，策马冲锋，脚蹬马镫挺直身体，应对交战时所受冲击。通过这种方式，马和人的动能在矛头后蓄积，产生强大穿透力。这种动能势不可挡，除非另有人以相同速度反向骑马而来。如果发生后一种情况，一方或双方可能会滚鞍落马，折断矛头。但只要有平路能纵马驰骋，发起冲锋的骑士就有足够冲击力克敌制胜。最终，步兵不得不制订相应战术抵御骑士冲锋攻势，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在近三百年里，欧洲骑士在西欧战场所向披靡，不仅主导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军事领导权，还左右社会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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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分布在加洛林王朝疆土上的骑士数量非常少。战马、武器和铠甲价格不菲，而且要花上数年时间训练骑士，才能将长矛战优势发挥到极致。但人们对保护家园、抵御外侮的需要非常强烈。加洛林时代的第二项发明——农业采邑制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为供养相对大量的骑士提供了手段。结果是，公元1000年后，西欧不再受侵略之苦，而是向四面八方扩张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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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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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洛林时代发生的第二大变化是采邑制的建立。采邑是一大块农田，部分由村民自己耕种，部分代表采邑主或所有者耕种。具体安排区别如下：采邑主有时以“领地”形式占有部分土地。也就是说，这部分土地为采邑主私人所有。而且，采邑主有法定权利要求农民为他耕种，所产余粮为农民所有。其他情况下，采邑主将每个农民上交的部分粮食占为己有，但对自己直接管理的土地没有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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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王国的部分地区原为罗马帝国领土。在这些地区，采邑制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农民种田、地主坐享其成的做法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之久。但在日耳曼人中，还没有出现过这种不平等现象。因此，在加洛林时代，日耳曼土地上的采邑仅寥寥数个。但我们已经了解到，日耳曼人使用铧式犁耕作低洼地。当日耳曼的犁耕技术与罗马的采邑主役农制度合二为一后，中世纪采邑制完全成型。在加洛林时代，采邑制所有要素已经齐备。但要让日耳曼和罗马元素合成新元素，必须先克服根深蒂固的阻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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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原属罗马领土上的地主不太愿意当骑士，向往安逸闲适的生活。而日耳曼农民更不情愿屈服地主，哪怕这个地主是个尽忠职守的骑士。公元900年，蛮族再度来袭。摆在相关各方面前的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事实：欧洲急需一大群骑士，能随时备战，八面出击，赶走侵略者。在这种情况下，阻挠力量瓦解，一幅恢宏壮丽的欧洲社会新图景最终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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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扎尔人和维京人来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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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草原溃败而逃的马扎尔骑兵于895年侵入匈牙利。不久之后，他们便跟此前的匈人和阿瓦尔人一样，以匈牙利为基地，对西欧展开突然袭击。日耳曼步兵很难打败机动灵活的马扎尔人。一个痛苦的现实摆在他们面前：要想赶走敌人，必须自建骑兵。除了对付草原侵略者外，日耳曼人还要留神海上突袭。公元800年初，阿拉伯人在地中海东部加强海军战备。而此后不久，新的危险又在北面赫然显现。斯堪的纳维亚海盗沿伏尔加河溯流而下，于860年围困君士坦丁堡。拜占庭舰队通航无阻的黑海不再有安全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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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城下闪现着斯堪的纳维亚海盗的身影。这说明，最远的一支维京人开始对文明欧洲发起攻击。查理大帝在世时，曾有几艘维京船出现在国境海岸线上。但当时，西部的爱尔兰和苏格兰更容易成为攻击目标。对这些异教徒武士而言，那里的修道院集聚大量财富，且没有任何防御设施。看到维京人满载而归，其他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也造船伺机寻宝。维京船数量迅速增加。因为海上行船速度要比陆上行军快得多，维京人便沿着海岸线走，找到容易下手的目标后，再上岸抢走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维京船吃水浅，大约只有0.5米，而北欧平原上的河流速缓慢，所以这些海盗能溯流而上，划行很长一段距离，抵达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维京人到不了的地方，总能看到马扎尔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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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京船 图片上的这只船为挪威博物馆藏品，是维京时代的船骸遗迹。这种船曾从挪威和瑞典的峡湾出发，沿欧洲海岸劫掠、贸易。维京船小巧轻便，吃水浅，能骑浪而行，非常适于出海远航。而吃水浅意味着，维京船能沿北欧河流深入内陆。船上可载50名水兵，12条船就能突袭无碍。因被袭者必须步行迎战，所以不能快速集中兵力，与维京船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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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上述威胁，加洛林步兵手足无措。苦于行军速度，皇帝得等上好几周才能把部队集合到位。等到出兵时，突袭劫掠的人都走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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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国力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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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拜占庭更强。867年，马其顿王朝崛起，在1056年前一直掌控拜占庭帝国。马其顿有多位皇帝擅带兵、斗志强。开朝皇帝巴西尔一世兴建海军，力挡阿拉伯和斯堪的纳维亚劫掠者。除此之外，他和继任者允许地方豪强依托大家族优势，建立职业骑兵，从而创建了一支强大的陆军。当然，这些家族中以皇室家族规模最大。地方和皇室强强联合后，拜占庭政权握有陆上强军可资调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