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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而然，马其顿疆域迅速扩展。当时，穆斯林四分五裂，政治衰落。马其顿皇帝乘机收复亚美尼亚和东面其他土地。但战争打得最苦、领土收益最大的战场是在欧洲。在那里，巴西尔二世（在位时间976年—1025年）与保加利亚人征战多年，最终完全摧毁保加利亚政权，将疆土一直扩展到多瑙河。拜占庭还收复意大利南部和东部失地。自查士丁尼大帝以来，东罗马帝国的疆域从来没有拓展到如此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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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活动巩固了拜占庭势力。865年，保加利亚人接受东正教。早在巴西尔二世摧毁保加利亚王国之前，当地人就已经将祈祷书以及基督教其他经典翻译成斯拉夫语。一种新的文学语言——教会斯拉夫语由此形成。渐渐地，俄罗斯人也信仰基督教，并从保加利亚人那里借鉴仪式语言。这一局面于989年正式定型。那一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后成为圣徒）命令将士把异教偶像扔进第聂伯河，接受基督教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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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保加利亚人一样，俄罗斯人组合了斯拉夫人力和外国政治组织而建立政权。保加利亚人借鉴了草原游牧人的军事框架。而俄罗斯人是在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创建的政治体系下第一次实现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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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原因能解释为什么斯拉夫人没能形成大型政治国家而留名史册。我们之前已经了解到，在斯拉夫人生活的东欧地区，主要植被是云杉和针叶林。与欧洲其他地方相比，农业条件不佳，只能种植黑麦。而黑麦的产量远远低于小麦。因此，东欧林地人口稀少。这种社群不能撑起强大政权，不能像草原游牧人那样结成大型战争同盟，也不能利用铧式犁推广之机，实现财富和人口倍增，从而形成日耳曼人那样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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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人在没有使用铧式犁之前也以部落为单位分散居住，生活贫苦。但随着财富和人口密度的增加，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意为“所有人”）等日耳曼部落组建了战争同盟。斯拉夫人也建立了类似的政治同盟，但并不是他们自己主动而为，而是遭受外族征服或侵略后产生。这并不是说，斯拉夫人懦弱怕战。而是因为在保加尔人、罗斯人等斯堪的纳维亚海盗来袭之前，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财富发展大型军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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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洛林帝国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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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拜占庭帝国成功应对蛮族压力之时，加洛林帝国却分崩离析。维京人和马扎尔人年年来犯，查理大帝的继任者却无力应对，西欧统治者也爱莫能助。地方政权和豪强不得不在突袭过后收拾残局，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不太在意犯没犯法，到手的财产原来归属何人。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守住家园，打败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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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怎么办？答案当然是骑士，那些就住在领地上，遇维京人、马扎尔人来袭，能立即披挂上阵、拍马而战的采邑主。如果每个村庄都驻有一位骑士，就能在一夜之间聚集大批作战能力极强的兵士，攻打没有坐骑的维京水手，使其蒙受灭顶之灾。因为北欧平原土地肥沃，村庄集聚，各村庄之间相距不过几千米，上述作战队伍不难组建。这样一来，维京人不再觉得突袭万无一失、手到擒来，反觉有性命之虞，所以很快消失不见。因此，让蛮族空手而归的力量不是再度恢复强权的中央政府，而是一支披甲执锐的兵士。他们扎根当地，服务于本土利益。可以这样说，任何政治强权都对他们是否效忠听命毫无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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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北部是骑士制和采邑制发展中心，聚集着大量骑士。但在日耳曼社会里，变化进展得非常缓慢。加洛林家族昏庸无能，遭全体国民背弃。新君主奥托大帝在955年列希菲德战役中大胜马扎尔人，于962年登上皇位。奥托大帝的军队部分由老式步兵构成，和查理大帝的作战力量相同。不同之处是，奥托和继任者增加了骑士数量。这些骑士多是皇室亲信，按拜占庭模式整编成队，而不是法国采邑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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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论采用法国骑士制还是日耳曼骑士制，结果都是一样的——蛮族不敢再犯，欧洲骑士由守转攻，掌握战争主动权。从900年起，西欧开始向四面八方扩展疆域。966年，波兰认同基督教，并采用教皇加冕、国王即位的制度。1000年，匈牙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也追随波兰脚步。西欧新生活方式的吸引力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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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不是没有代价。日耳曼社会不再推崇蛮族的自由平等观念，趋同于欧洲其他文明社会。繁荣兴盛了几个世纪的爱尔兰文明被维京人摧残殆尽。盎格鲁-撒克逊人也饱受北方人侵袭之患。圣比德（672/673年—735年）等学者生活过的各家修道院被损毁一空。但在与维京人作战的过程中，英格兰独立王国应势而生。阿尔弗雷德大帝（在位时间871年—899年）是这场争斗中的英雄。但他的继任者软弱无能，撒克逊人于1016年将王位拱手让给丹麦国王克努特大帝。在一段时间里，英格兰似乎要和苏格兰、挪威、爱尔兰、丹麦一道变成北方斯堪的纳维亚帝国的一部分。但克努特于1035年去世，帝国再次分崩瓦解，各自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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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族入侵，以及基督教世界于每次入侵后的复苏产生了这样一种净效应：北欧第一次完全融入文明圈。俄罗斯大河流域、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及遥远的北极圈都积极参与欧洲的军事、政治、商业和宗教生活。匈牙利最西端的草原也成为基督之地。欧洲大陆重心首次从阿尔卑斯山以北转移到北欧肥沃平原上。在那一方土地上，新式农耕供养了骑士新军事阶层，也让不断增长的城镇人口温饱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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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和贸易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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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公元1000年后，君士坦丁堡仍然是基督教世界最大、最富庶的城市。1097年，十字军进军耶路撒冷，途经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这座都城。这里的风采光华令他们目眩神迷。西去之路上没有哪个地方能与拜占庭皇城相媲美。自查士丁尼时代起的五百年里，拜占庭政权一直受惠于都城的地理优势。君士坦丁堡人执帝国之政。黑海和爱琴海沿岸货物齐聚君士坦丁堡码头。虽然巴尔干半岛内陆地区和小亚细亚不常为拜占庭统治，但意大利沿海地区，尤其是南部区域是拜占庭的常规势力范围。换句话说，拜占庭帝国围绕港口城市网而建。在这一点上，以及其他许多方面上，拜占庭帝国更像是希腊人而非罗马人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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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马其顿皇帝治下，权力从海边城市转移到小亚细亚内陆。巴西尔二世和继任者攻下的腹地成为边防重点。军人统治帝国，城市和海上贸易位居其次。与此同时，拜占庭贸易落到了新得势的意大利人手中。意大利商人从过往贸易中抽取利润，削弱了君士坦丁堡与各行省之间的货币和商品流通。拜占庭陷入商业不景气的境地，而此时西欧的商业活力上升到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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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市镇与北部市镇的强弱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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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地中海地区和北部地区之间存在一个基本差别。在罗马时代，地中海地区就已经是市镇林立。越往北去，罗马市镇越少。而过了莱茵河和多瑙河，根本看不到市镇。早在公元900年前，意大利和法国南部就出现了贸易和市镇活动的复苏。公元500年左右，威尼斯建城。当时，受战争之苦的人从内陆逃往亚得里亚海海角的泥滩地。公元800年后，威尼斯人把亚得里亚海岸盐场出产的盐运到意大利内陆，威尼斯由此成为重要贸易中心。1082年，威尼斯共和国赢得了拜占庭港口特别贸易权，很快占得拜占庭贸易大头。威尼斯人也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贡献了力量，因此在十字军攻克的所有城市里享有特权。此后不久，威尼斯在地中海东岸的对手只剩下了意大利其他城市，为首的是意大利半岛西部的热那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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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在拜占庭土地上的商业优势于1204年充分彰显。那一年，从威尼斯出发前往圣地、参加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骑士中途逗留君士坦丁堡，与拜占庭皇帝发生争执，包围攻陷了这座都城。随后，拉丁帝国建立，君士坦丁堡之战的经济外交操控手——威尼斯人占据更有利的特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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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战让参与十字军东征的基督徒广受诟病。曾有基督徒努力光复东征理想，但成效甚微。威尼斯和意大利其他贸易城市鲜明表达的商业精神与十字军崇武尚战的朴素信仰不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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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日耳曼领土上，多数市镇刚刚建立。虽然罗马人建立市镇的地方后来变成要地，如伦敦、巴黎等，但在黑暗时代里，这里几乎完全没有形成城市社会。不过，即便在维京人肆虐的时代里，贸易仍持续开展。因为抢到手的东西不一定合乎心意，维京人就把这些东西换成宝剑和风帆，或者是制造这两类物品的原材料。全体船员通常在春天起航，怀抱两种目的——突袭或贸易，最终选择哪一种视具体情况而定。因为遍地都是骑士，突袭风险重重，连最残暴凶悍的海盗也不得不以贸易为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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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不久，船员发现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定居下来不失为权宜之计，便在此建立永久根据地。他们常常聚集在主教或采邑主控制的要塞周边。商人和采邑主的关系通常不那么融洽。商人身边跟着伙计，惯于捍卫己方利益，不希望被别人以穷苦农民相待，不愿意纳贡服劳役。但采邑主也不愿意看着别人占着自己的地盘肆意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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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协并不是没有可能。做贸易的人可以一次性付给采邑主一笔款子，大家互不相扰。随着商业和手工业交易量的不断增加，经济发达市镇里的采邑主能收入一大笔款子。到1200年时，看到市镇有厚利可图，采邑主开始建立新镇，慷慨给予商人和手工艺人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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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中海地区，市镇在适应乡村政治模式时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当时，城里人经常邀请贵族地主进城，赋予其市民身份。但自从古代开始，商人和手工艺人就已经在市镇事务中占据更重要位置。他们组织同业公会保护自身利益。因此，市镇政治变成了有竞争关系的同业公会之间的权力较量，以及所有同业公会与周边采邑主之间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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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制的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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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镇的繁盛对农民也有益处。自罗马时代晚期开始，农民就已经处于被法定奴役状态。也就是说，在哪出生的，就固定在哪块土地上，离开土地就是违法。而市镇不分地域对所有人敞开大门。新来的人不会遭到盘问。农奴主不得不接受这样一条规则——“市镇空气让人变成自由身”。这句话大致可阐释为：如果一个人逃到某地，整整一年不被质询，则可永久留在此地。农奴逃跑事件时有发生。留下来的人也能很快提高地位，改善自身处境。方法有两种：第一，到市镇卖粮挣钱，赎回自由身；第二，要求改善待遇，而采邑主害怕没人替自己干活，不太会一口回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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