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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300年时，元朝帝国的行政和军事统一局面消失。不过，亚洲各地仍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内保持紧密的外交和商业联系。比如，元朝常与金帐汗国合作，对抗另外两个汗国——察合台汗国和伊儿汗国。1332年，金帐汗国特别招募一支俄罗斯近卫队，到北京保障忽必烈的人身安全。一直到1368年元朝被新王朝——明朝（1368年—1644年）所取代时，元朝帝国宣布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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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朝帝国覆灭以前，伊儿汗国在一群吵闹不休的新贵面前败下阵来，失去了波斯控制权。这群人多数自称是成吉思汗后裔，但说突厥语，信奉伊斯兰教，不过在残酷凶狠方面跟成吉思汗相像罢了。金帐汗国存续时间较长。实际上，其最后一块版图是在1783年才从欧洲地图消失的。那一年，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吞并了克里米亚汗国。不过，在1480年时，金帐汗国已经失去了对俄罗斯土地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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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残余力量败退蒙古草原，仍然铭记着成吉思汗的丰功伟绩，但再也没有能力创造与之相当的功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明朝对蒙古部落谋求统一的每一举动都抱有高度警惕，一见有新势力中心形成，立即采用各种分化瓦解手段——贿赂、外交、贸易抵制等等。如有必要，则直接采取军事行动。明朝统治者已经牢记教训，下定决心绝不允许蒙古人再次统一。实际上，正是因为他们汲汲应付草原危险，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海上而来的新机遇和新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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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整部人类历史，大蒙古帝国和元朝帝国的影响和冲击在帝国覆灭很长一段时间后持续存在。关于草原民族的记忆深刻影响了中国周边国家的行为方式、政策走向。草原民族也冲击了欧洲各国，虽然程度不及中国周边国家，但确实存在。在本章后半部分，我们将逐一审视受到蒙古冲击的这些地区，看看这些地区的民族在应对蒙古征服者时各自采用了什么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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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明朝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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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4年，忽必烈去世后，元朝统治者开始衰败。一个曾经当过和尚的人将元朝统治集团击溃，于1368年建立明朝。这一朝代一直延续到16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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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统治者将防御游牧人作为重中之重。1421年，明朝迁都北京，目的就是防范新一轮草原民族入侵。明朝官吏采取系统性措施，毁掉元朝时期的所有标志。在他们看来，忠实准确效仿古法显然是一条应全力以赴的正道，应该竭尽全力付诸实施。曾在元朝统治时期享受过不寻常威望的商人再次被打入社会底层。中国社会秩序恢复到人为意志和意图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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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一些东西保留了下来。比如，元朝时，火药在战争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从蒙古人那里，明朝军队深知火炮可推送炮弹，摧毁防御工事。明朝海军也用上了“饭碗大小的炮口”。引号中的话摘自1393年明朝皇帝对印度洋探险船所下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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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种武器，地方总督、新立军阀更难对抗中央政府。虽然把火炮从皇城移到战场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但只用几枚炮就能迅速摧毁叛军据点。火药重炮强化了中央权威。换言之，新武器能巩固古老的帝国理想。对这种性质的新奇事物，明朝当然不会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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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航海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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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新的发展不能光复原有道路和价值观，明朝皇帝会立即加以扼制，以防祸患。关于明朝，还有这样一段让人意想不到的历史。明朝的朝廷继承了元朝海军的遗产，一种忽必烈曾反复试验的海陆联合作战模式。1281年，忽必烈攻打日本就是这种模式最著名、也是最失败的例证。但忽必烈从未放弃征服日本的念头，还为此全力支持中国造船工人和商人建造大型远航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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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派官吏负责航海事务。1405年至1433年间，朝廷七次派宦官郑和在中国南海集合大舰队，驶入印度洋。郑和不负厚望，成功返航，同船的还有锡兰国王、苏门答腊王子，以及所到国至少16位君主的贡礼（一只东非长颈鹿也在其中）。此时，明朝皇帝处于有利位置，有能力在印度洋缔造海军帝国，就像一个世纪后的葡萄牙那样，然而朝廷却决定撤出，1424年，下令禁止远航。虽然皇帝后来修改诏令，允许郑和于1430年至1433年最后一次出海，但中国人再未能实现最初的探险目的。不仅如此，明朝还禁止建造大船，规定任何人不得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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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明朝皇帝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原因很可能是，朝中各派互相倾轧，反对者最终得势。毕竟，郑和是宦官出身，在儒家学者眼中疑点重重。另外，海军远征调度的人力资源完全可以用来加强国防，抵御北方草原民族。这种疑虑绝非空穴来风。1449年，当政的明朝皇帝在与蒙古部落新同盟开战时竟沦为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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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终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肯定是，只有商人和流氓地痞在远航中得到了实惠，而这些人是最为儒家学者不齿的。或者可以这样说，因出海获得丰厚利益的商人和其他社会群体不能在朝堂上彰显自己的利益。被儒家划为社会寄生虫的中国商人习惯性地觉得自己比学者型的官员低人一等，没有自信与之抗衡。郑和出海赢得的印度洋战略地位被中国刻意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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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戏剧化的事件。明朝皇帝官吏回到万无一失的行为模式上，放手让世界其他地区追赶中国。1400年的中国和1200年一样，以人口之盛、技艺之精和人民之勤令世界其他国家相形见绌。中国学术涵养深厚，艺术顶峰造极。有精兵锐卒，有满怀惕厉之心的皇帝，有良好素养的官吏保证国家安全稳固，甚至能抵御外敌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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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从长远来讲，这种保守落后的政策让欧洲人迎头赶上，并把中国人甩在身后。但我们以四百年后发生的事情去评价明朝政策是极不公平的。在那个时代和明朝所知的世界里，他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国家安定有序，文明传承沿袭，令人憎恶的蛮族强势得到抑制。面对这样的情形，一个识大体、讲道理的人还会去质疑什么、期待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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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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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1200年，日本文明还在模仿中国，但总与中国模式有所出入。原因是，日本社会在一些重要方面上与中国社会有区别。最明显的差别是，日本武士和地主以氏族形式组织，有尚武好战习惯，这是中国上层所完全不具备的。日本的好战氏族不断征战，并于1281年元朝攻打时，充分利用这一习性，挫败了元朝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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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都招架不住蒙古铁骑的进攻，他们却能让强悍的忽必烈望而却步，这大大提升了日本人的自信心和荣耀感。而且，沦为日本武士手下败将的不是别人，正是元朝帝国的统治者。这让日本人觉得，元朝帝国似乎也没有那么威风凛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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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市镇和武士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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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镇和航海在日本生活中变得日益重要，滋养了日本的独立精神。假如宫廷是日本国内唯一有闲情、有财富追求文明生活的地方，日本就会自然而然模仿中国。但边境豪强和封建地主几乎将日本皇室的实权剥夺殆尽。而且，他们各自为战，没有多大精力舞文弄墨。公元1200年后，市镇规模扩大，经济实力增强，为少数特权阶层提供了读书、绘画和闲暇新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日本文化呈现出地方特色，不再是中国成就的简单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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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市镇上，有手工艺人专门为武士制作东西。日本铁匠使用特炼钢铁制作剑刃，以工艺上乘享誉世界。日本市镇也是商人型海盗的会聚地。这些人多是武士出身，在争夺产米村庄的控制权时被大氏族逐出，只好乘船出海。他们很快发现东南亚人不善作战，自己的一身武艺能派上大用场。海盗兼贸易创造的新财富源源不断流入日本港口，尤其是日本群岛的南部和西部。由此，人口增加，愿意发展独具日本特色高雅文化的城市阶层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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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对日本市镇生活的重要性体现在，城市阶层可以独立于乡村统治阶层生活。同武士阶层一样，日本市民为追求自身利益，不惜诉诸暴力。他们不会彬彬有礼地迎合武士阶层要求，而是认为武士与自己有同等地位，时而以敌手相迎，时而拉拢为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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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当时，绝大多数日本人生活在陆地上的乡村里，靠种植水稻为生，受武士氏族成员控制。只有当穷苦农民和战败武士在乡村活不下去，逃到城市避难之时，市镇才会发展到新规模，具备重要意义。但当这些避难者开始靠海外冒险收入兴盛发达时，农村地主便不得不面临争夺日本社会控制权的新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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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寺庙为日本创造了第三个权力和财富中心。这些寺庙占有肥沃多产的稻田，能自给自足，而且手中握有利剑，可在武士氏族相侵时以暴制暴。一些寺庙（以禅宗为主）多从武士阶层中剃度僧人。因此，虽有僧袍加身，这些人仍保持着好战尚武的习惯。但一些佛寺（即所谓的“净土宗”）向贫苦农民敞开大门，为日本政治社会生活增加了民主元素。禅宗和净土宗的僧人虽然人数不多，但为了守住权势，时常参与武士氏族内部权力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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